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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晓光:朝鲜战争与日本:对策与收益

更新时间:2018-09-26 14:48:43
作者: 林晓光 (进入专栏)  
因为一旦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再一次出兵海外参战,必将引起国内外极大的震动和反对,将使吉田的早日媾和构想完全破灭。

  

   7月20日最高法院院长田中耕太郎在大阪高等法院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日本人为自卫参加联合国志愿军,在法律上是可行的。再一次引起日本国内的辩论浪潮。吉田表示:如果发生对日本本土的侵略,自发地组织志愿军在法律上自然是可能的[27]。为田中讲话进行了条件限制性的辩解。田中翌日再次会见记者说:前一天关于承认日本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的报道是误报。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不仅违反宪法精神,也触犯了刑律。但如果将来加入联合国,在联合国的要求下,有必要进行个案研究。并强调这仅仅是个人见解[28]。7月26日,法务总裁大桥武夫在参议院法务委员会上答辩时说,向韩国派遣日本志愿军在宪法上的争论另当别论,从日本的国际地位考虑并不希望那样做,但志愿军的招募属于行政措置[29]。在野党对此激烈批判,指责大桥关于志愿军在宪法上可行的言论违宪。吉田首相不得不于7月29日在参议院答辩时全面阐述政府的正式见解:大桥和田中的见解只是在法律上的认知,从政治上考虑不能允许出现日本人志愿军。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尚对日本存有是否会重新扩充军备的猜疑,误认日本人从来是破坏和平的好战国民,这都不利于早日媾和[30]。吉田虽然反对派遣日本志愿军介入朝鲜战争,但其原因和理由与在野党却完全不一样。吉田认为向朝鲜派出日本人志愿军在宪法和法律上可行,但不符合解除国际误解、实现早日媾和的“政治正确”。而在野党则是基于放弃军备和战争,坚持和平道路的宪法精神,中立主义的政治立场。

  

   此时仍有美国国会议员谋求让日本出兵朝鲜战争。8月4日,民主党参议员麦凯纳森提出允许美军招募日本人志愿兵的议案,并致电麦克阿瑟要求就该提案的可行性发表意见[31]。8月7日,众议员珀基也提出授权美国总统招募志愿兵(包括日本人和德国人)的提案[32]。日本众议员菊池义郎和栗山长次郎也在国会发言表示赞成。参议院议长佐藤尚武也认为:日本如想加入联合国,当然不能不应联合国的请求派出志愿兵。现在如有这样的请求也可以答应,但考虑到日朝两国的历史关系和民族感情,向朝鲜派遣志愿兵是不恰当的[33]。韩国总统李承晚则在会见美国记者时表示:如果把日本军队派到朝鲜半岛,恐怕会与韩国人发生重大冲突[34]。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直到8月8日麦克阿瑟发表讲话指出,早日媾和才是日本的优先课题,在实现对日媾和之前当然不能接受日本人志愿兵[35]。这才结束了持续一个多月的关于日本人志愿军的辩论。

  

   三、日本扫雷舰队参加朝鲜战争

  

   尽管日本政府公开表明不介入朝鲜战争的正式立场,但实际上却派出扫雷舰队参加了在朝鲜元山一带海域的扫雷行动。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登陆,截断了朝鲜军队的退路,朝鲜战局急转直下,美军迅速攻占汉城并向三八线以北进军。麦克阿瑟为扩大战果,决定在朝鲜东海岸的元山再次发动登陆作战。当时苏联帮助朝鲜军队在元山一带海域敷设了大量水雷,若要登陆必须首先扫清水雷。但美军在远东地区仅有4艘钢制扫雷艇,其中3艘正在检修不能立即投入使用,剩下的6艘木壳扫雷艇根本无法按期完成扫雷任务,美军只好推迟元山登陆的作战时间。但美国出于占领日本的需要所保留的旧日本海军扫雷部队拥有250吨和125吨的木壳扫雷艇共78艘、官兵1500人,且战后以来一直在日本周边海域扫除二战中美军为封锁日本而敷设的水雷,既有人力和设备,也有扫雷经验。美军于是要求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扫雷舰队到朝鲜海域参加扫雷作业。1950年10月2日,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巴克少将正式要求日本海上保安厅长官大久保武雄派扫雷舰队到朝鲜元山参加扫雷。大久保表示:朝鲜海域正在展开战争,贵方要求实为重大,必须由最高当局作出政治判断。我将立即前往首相官邸求见吉田首相,报告事情经过、请求指示[36]。吉田以与联合国军合作是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为由,决定应美军要求派出扫雷舰队赴朝鲜参战[37]。所谓与联合国合作,就是与美国合作、支援美国进行朝鲜战争。

  

   反对向朝鲜派出日本人志愿部队的吉田,何以同意向正在发生战斗、可能造成人员伤亡的战区派出扫雷舰队呢?其主要原因还在于日本政府把仰仗美国、争取对日本有利的早日媾和与参与朝鲜战争相关联的政策方针。吉田首相认为,在美军占领日本的情况下,很难拒绝美军的要求。如果拒绝,对于早日媾和持消极态度的美国军方可能更加不满,不利于1950年6月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访日以来推进的对日媾和进程[38]。而所谓日本人志愿部队一事,仅仅是美国少数议员的提案,并非美国政府的正式要求,即使反对也不会激怒美国政府而影响对日媾和。但出动扫雷舰队则是驻日美军直接提出,如果拒绝,很可能导致反对早日媾和的美国军方坚定其立场。众所周知,战后美国政府中主导对日政策的主要是国务院和国防部。国务院的前驻日外交官作为知日派,主张把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基地,为此要尽快实现对日媾和,帮助日本早日恢复经济、重返国际社会。而国防部作为惩日派,代表与日军浴血奋战的美军官兵,主张严厉打击日本的经济和军事的潜力,彻底剥夺其重整军备与美国再次对抗的可能性,故反对早日对日媾和。国务院几次提出对日媾和方案都被国防部否定。美国军方的对日态度及其独占日本的现状,决定了美国政府对日政策的严厉性和强硬性。如何讨好美国军方、缓和其对日严厉态度,成为日本能否实现早日媾和的关键。吉田表示:日本政府必须通过与联合国军的全面合作使对日和约有利于我[39]。强调要积极回应美军要求,派扫雷舰队赴朝参战,争取早日对日媾和。

  

   但从国际法来看,当时对日和会尚未召开、对日和约尚未签订,日本还处于战败国地位,还未恢复作为国际行为主体的权力和义务。如果出兵参加朝鲜战争,不仅违背反法西斯同盟国和远东委员会的对日政策,也违反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按照日本的国内法《海上保安厅法》第25条的规定,虽然海上保安厅属于非军事性的国家公务员,但扫雷舰队完全是前日本海军人员。如果公开向交战地区派出扫雷舰队,将使国际社会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而强烈反对。何况这样也违背了吉田屡次声明对联合国军介入朝鲜战争仅限于精神上合作的原则,将在国内引起违宪与护宪的激烈争论。从而在国际国内两方面都不利于早日媾和。因此日本政府要求美军必须出具书面指令,并保证日本扫雷舰队的秘密出动[40]。吉田亲自要求所有扫雷舰队官兵必须严守秘密[41]。

  

   1950年10月6日,日本特别扫雷舰队从门司港秘密起航前往朝鲜海域。第一队四艘扫雷艇驶抵仁川后转赴海州,第四队驶往群山港,第二、三两队的359人分乘16艘船,在田村久三的率领下于10月10日驶抵元山,接受美国第七舰队扫雷群司令官理查德·T·斯波福德上校指挥,与12艘美国扫雷艇一起开始扫雷。但每天都要通过海上保安厅长官大久保向吉田茂密报扫雷情况。在日本扫雷艇重点支援下,美国陆军第十军所属陆战第一师得以在元山顺利登陆。到当年12月15日,日本先后有1200人、54艘船只(其中有46艘扫雷艇)在朝鲜的元山、群山、仁川、海州和镇南浦进行了2个多月的扫雷作业,为美军完成327公里航道和607平方公里舰队停泊点的扫雷工作,排除水雷27枚;2艘扫雷艇因触雷沉没,致使1人死亡、18人受伤[42]。

  

   日本政府积极配合美军参加朝鲜战争,是吉田茂作为政治家、外交家在美国霸权体制下、从战略全局考量和选择的结果。首先,日本政府认为“参战”时机已到而蠢蠢欲动。当时中国尚未参战,美军认为朝鲜战争已近尾声,开始悄悄地准备收兵。日本此时助美国一臂之力,显然有利可图。其次,吉田认为,向朝鲜战场密派日本特别扫雷队与国际上正在酝酿的对日媾和关系重大。1950年9月到次年1月正值对日媾和准备工作进入高潮,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为此频繁进出日本,日本需要以在朝鲜战场支援美军作战换取美国放宽对日媾和条件,因而不能拒绝美方要求;但此事绝不能公诸于众,否则会引发国内外的政治问题,导致对日媾和谈判告吹。但日本政府密派扫雷舰队参加朝鲜战争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首先从国际法看,布设或者排除水雷均属直接参战行动。日本作为二次大战的战败国,一不是联合国会员国,二没有集体交战权,却直接参加美军在朝鲜战场的扫雷行动,系违法的参战行为。其次从日本国内法看,1947年生效的《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规定:“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日本参加美军的扫雷行动,显系违宪行为。

  

   日本政府通过派遣扫雷舰队赴朝参战显然实现了早日媾和的战略意图和政策目标。海上保安厅长官大久保武雄在欢迎扫雷舰队归来时讲到:特别扫雷舰队的行动,对于日本作为独立国家重返国际社会,恢复国际名誉和地位,取得国际信赖,付出了血与汗,显示出日本今后前进的方向[43]。美国驻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巴克少将评价说:日本特别扫雷舰队在朝鲜扫雷是对联合国军的支援,具有特别重要的国际意义。美方高度评价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业绩。我个人认为,这将对日本谋求的早日媾和产生良好作用[44]。尤其重要的是,美国军方因此改变了严惩日本的严厉态度,国防部与国务院迅速达成了对日媾和的一致方案,美国对日政策从惩罚改为扶植,开始积极推进对日媾和。

  

   1950年10月27日,美国政府发表基于宽大精神的对日媾和七原则。第一条规定:媾和并非全面媾和,只要是有意缔结条约的国家,意见一致即可。关于安全保障问题,第四条规定:在联合国未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政策之前,由日本和美国及其它国家继续保持合作的责任。关于赔偿问题,和约签字国放弃对日本的全部要求[45]。该媾和条约草案极为宽大,不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不施加任何政治和经济的限制,目的就是要把日本拉进美国阵营[46]。

  

1951年,在美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对日媾和进程加速。1月,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携带对日媾和七原则访日,29日与吉田首相会谈时强调:“如果媾和在三年前进行的话,内容一定会很苛刻。但是在1951年的今天,联合国希望签署的是一个友邦间的条约,而不是一个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条约。”日本政府欣然接受宽大的对日和约草案。2月14日,吉田在第十届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宣称:“波茨坦宣言规定的是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的关系”,但“将来的媾和条约则把日本视为完全的独立国,以平等的地位来对待。”[47]他承认:对日和约比预想的更为宽大[48]。外务省条约局局长西村熊雄也大为感慨:“不禁被条约的宽大与公正打动了……由此而勇气百倍。”[49] 3月,美国政府拟定对日和约方案并分送15国政府。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重新编制NSC-48/5号文件,提出对日媾和基本方针:与日本签订双边安全保障条约,援助日本发展特定军事力量,将日本建设成为亚洲地区的兵工厂,把日本同共产义国家隔离。吉田表示,日本的安全保障必须通过与美国的协调才能实现,“不能参与任何稍微削弱和孤立美国的政策”,同意美军驻扎日本本土,单独缔结日美安全保障条约[50]。7月17日,对日和约方案文本送交日本政府。7月20日,向有关国家发出对日和会邀请信。8月15日,公布对日和约定本。9月4日,对日和会在美国的旧金山召开;8日缔结对日和约。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恢复了作为主权国家的国际地位和法权,重返国际社会。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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