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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瑛:家国之间: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家邦关系论述及其启示

更新时间:2018-09-25 01:45:30
作者: 肖瑛  
在这里,对同女孩年龄相仿的男子而言,“收留”有同女孩结为夫妻的含义。女性在婚姻上的自主性,惟当其父亲没有上述亲戚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下,女孩可以同她的监护人协商后选择其他男性公民作为父亲财产的继承人和自己的丈夫,当然前提是被选择者不反对。

   如果一个男子死时既无遗嘱又无儿女,其财产继承权归属宗族成员,但具体权利要根据不同成员同死者的亲疏远近关系来确定。《法律篇》着重规定了女性继承权的先后顺序:死者的姐妹—死者兄弟的女儿—死者姐妹的儿子—死者兄弟的姐妹—死者父亲的兄弟的女儿—死者父亲的姐妹的女儿。(32)

   总之,《法律篇》中遗产继承权的嬗递具有明显的亲疏远近之别,同男性支配和血缘亲疏原则基本同步:死者的同父兄弟—死者的同母兄弟—死者的兄弟的儿子即死者的侄子—死者的姐妹的儿子即死者的外甥—死者父亲的兄弟即死者的堂叔伯—死者堂叔伯的儿子即堂兄弟—死者父亲的姐妹的儿子即死者的表兄妹。就如《理想国》中城邦卫士共产共妻必然造成乱伦之后果一样,这里,柏拉图也把财产和血脉之安全延续而非规避乱伦作为首要考虑因素。

   综上,柏拉图关于家庭的立法一方面把家庭的本质界定为血脉延续之基本载体,另一方面确立与血脉延续相关联的家庭成员相互之间的责任和对违背责任的惩处。正因为家庭的本质是血脉之延续,故相应地确立了先男后女的家庭权力和权利原则,并根据同家庭统治者父亲在血缘上的亲疏远近来确定不同成员的家庭权力和权利,父亲的堂表兄弟姐妹的子女作为家庭边界,一旦超出这个边界,家庭事务的处理权就被城邦收回。(33)这种基于血缘的自然情感所内在的亲疏远近逻辑建立的制度安排,客观上确立了家庭在城邦中的一定程度的合法性。

  

二、作为目的的城邦:家邦对立的涌现


   单看上文,似乎可以得出结论:柏拉图非常重视血缘亲情和家庭在个人生活中的积极地位。但是,在家庭观念上,《理想国》与《法律篇》果真有如此严重的对立吗?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需细致考察《法律篇》中关于家庭和城邦关系的论述。

   家治与邦治分离的滥觞。在《法律篇》的第三卷,柏拉图想象了一个洪水之后的人类生活场景:人数很少;洪水之前的所有生活知识被荡涤得一干二净;初民之间保持自然的爱慕和友爱;食物丰富,穷富尚未分化,战争罕见。在此场景下,政治体制(political system)由简到繁渐次形成:第一阶段出现的是孤立的家户(household)和不可再分的家庭,家长极权制是其自然而然的统治模式,也没有成文法,成员们遵照的是各种习惯法和祖宗法。第二个阶段,农业发展,围墙耸立,由若干家庭联合而成、以共同农场为单位的更大规模的共同体涌现,形成大的统一单位。但是,这种“共同体”徒具形式,各家庭遵循的依旧是各自过去的习惯法和祖宗法,服从的还是自己以前的家长,共同体内部规则和山头林立,冲突不断。因之,塑造符合共同体之共同利益的政治制度和规范就变得迫不及待。为此,共同体的成员们选出一些代表负责逐一审查既有的各种规则,然后向共同体的各头领即“王”们公开建议哪些规则能为共同体公用。这些代表由此而成为共同体的立法者,他们还任命这些头领为官员,从而在既有的家长极权制之外建立贵族制或王制(kingship)。政治体制经过这一转型,就进入自治的城邦阶段。(34)

   从柏拉图对于政治体制转型的想象可以看到,政治单位的最初形式是孤立的家庭,它们的合并组成后来涂尔干所谓的“机械团结”意义上的共同体,只有实现内部规则的整合以及权力安排的统一后,共同体才成为“有机团结”的城邦。这是一个从家长的极权制向由立法者自治的贵族制或王制转型的过程,也是邦治模式与家治模式分道扬镳的历史进程。

   家治与邦治在统治模式及目标上的扞格。邦治模式的凸显并不意味着家治模式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柏拉图认为,政治体制演化的第一、二个阶段的特点在现实城邦如斯巴达和克里特中仍然可以找到影子。(35)这就意味着家邦冲突之崭露头角。(36)最一般地看,冲突表现为各个家庭独有的权威、习惯、规则之间以及它们同城邦法律之间的各种不相协调;从理想城邦的角度看,冲突则表现为对“由谁统治”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柏拉图承认,就服从和统治这一点而言,家庭和城邦是一致的。他先后列举了八种遴选统治者和服从者的原则,(37)并批评道,这些原则各自单独看都有其合理性,但若把它们放在一起,冲突就会凸显,因此都不能作为安排城邦中统治和服从的依据。在这一点上,柏拉图同现实的希腊城邦出现了分歧,他提出,遴选“治邦者”的唯一原则是谁是法律的仆人:最高级的官员是为神服务的,必须分配给最好地遵守既定法律且在城邦中在这方面获得成功的人;获得第二等奖励的人被授予服务上帝的第二级位置……(38)由此可见,虽然家庭和城邦都有统治和服从,但是,家长制与理想城邦应有的贤人治邦原则之间必然是冲突的,即使在特定条件下也会出现年长者与贤人重合的现象。

   不能把家治模式照搬到城邦政治的另一原因,是城邦政治体制的任何极端形式,即要么民主制而极度自由,要么君主制而极度专制,都不是真正的政治制度。他在赞扬斯巴达和克里特的政制而否决波斯的政制时说:“你们操作的是真正的政制(constitutions)。我们刚才所说的政制压根儿就名不副实:它们仅仅是操纵城邦的一堆方式而已,所有这些方式的实质就是一些公民受其他公民的支配,像奴隶一样屈辱地活着,城邦仅仅根据每一具体统治阶级而命名。如果你们的新城邦想坚持根据统治者来命名这一原则,那就应该以神来命名,是神真正统治着具有充分理性能力从而乐意接受神之统治的人们。”(39)相形之下,家治模式就是奴隶制。由此可见,家庭虽然构成统治的最原初形态,但与柏拉图所想象的邦治模式背道而驰,唯有走出家治模式,理想的城邦政治才能成长。可悲的是,现实城邦的统治模式中恰恰是家长制占主导地位。

   除统治模式外,家邦之间最根本的分裂表现在目标的对立上。家庭的目标是情欲,城邦的目标是“至善”;家庭的目标是私利,城邦的目标是共同善;家庭是不自足的,城邦是自足的。家庭与个人一样,不只难以超越情欲的控制,而且连必要的情欲都不可能自足,更别说对整全德性的追求了。“城邦”是在家庭显现其不足的地方涌现的,其原初目标是“必要情欲”的自足,但又不局限于此,理想或正义的城邦是“至善”的“自足”,(40)其目标是“让公民们在尽可能最大的相互友爱环境中过最幸福的生活。”(41)这样,家邦之间就在目标上表现为私与公的对立,情欲与德性的对立,不自足与自足的对立,私人利益将置城邦于死地而共同善将整合城邦,因此,只有控制了私人的和家庭的利益,才能不仅保护个人而且保护城邦。(42)控制私人和家庭利益,最完美的方法是理性的统治,其次是运用法律和控制。(43)但在《理想国》中,为了城邦共同的善,对城邦卫士还可以动用“高贵的谎言”,让城邦成员特别是城邦卫士相信自己没有亲生父母,而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这样“他们将与祖国建立一种血缘纽带;他们同祖国的关系就像他们同家庭的关系一样直接。”(44)

   基于家邦之间的上述分化,柏拉图所构建的神灵崇拜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的是奥林匹斯神,其次是城邦保护神,再次是各种精灵,然后是英雄,再往后是祖先神,最后才是健在的父母,(45)家庭神和父母处在最后位置。

   家庭作为城邦的工具。基于家邦间的上述差异乃至对立,柏拉图强调,“若不让私人生活臣服于法律,就会危及公民在公共事务中遵守法律的意愿:不受规制的私人生活就会像疯狂繁殖的癌细胞一样行动”,(46)势必妨碍公民们“在作为共同体的公共生活中遵纪守法”。(47)因此,全面规制家庭生活是城邦立法的出发点。

   城邦的总体规模被限定在5040户人家。这是次优城邦的基础,不能突破。城邦规模的限定实质上决定了家庭和个人在城邦中的位置:第一,“财产只能让其子女中的一位来继承”,家庭中若有多个子女,女儿应该出嫁,男孩则应过继给没有孩子的公民;第二,城邦应该发明控制生育的办法来确保“家户人口的数量保持在5040”。(48)这种制度设计,违背了当时古希腊社会现实的家庭结构和遗产继承办法,(49)但为维护柏拉图所想象的城邦的社会经济结构,家庭做出这类牺牲是值得的。

   柏拉图发明的后来被福柯称为“人口学”的控制生育技术包括:(1)男子和女子必须在最适合生育的年龄段结婚;(2)性生活的唯一目的和合法性基础是生育,同性恋是非法的;(3)结婚后,“新娘和新郎应下定决心向城邦输送他们能生育的最好和最优秀的孩子”;(50)(4)离婚之后是否结婚以及跟谁结婚必须根据男女双方已育孩子的数量来确定:“如果关系不和的夫妻没有孩子或只有少数几个孩子,生育孩子就应被纳入新家庭组建的目标之中;若已经有足够数量的孩子,那么离婚和再婚的目的应该是促进晚年的同伴关系和相互帮助”;(51)(5)在鳏夫和寡妇是否再婚问题上,当然应考虑女性的身体健康,但生育和抚养法律规定的孩子数目才是首当其冲的判断标准。(52)

   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应以城邦的整体目标和运行为对象。第一,男女结为夫妻后,不仅新郎要离开父母择地自居,而且,为防止新婚夫妻过分沉溺于私人生活而忘却城邦责任,并“为应对紧急情况,新婚夫妻应该像婚礼之前那样参加公餐。”(53)公餐制削弱了家庭在个人生活中的作用,(54)是把个人拉回城邦怀抱的重要举措。第二,孩子不是家庭私产而是城邦公产,因此,对儿童的教育是必要的和强制的,“孩子是否上学不能由其父亲的心血来潮所决定。只要有可能,每一个男人和男孩都必须强制接受教育,因为他们首先属于城邦其次才属于他们的父母。”(55)用列奥·施特劳斯的话说,“《法律篇》中的教育几乎都是公共教育”。(56)第三,财产虽然表面属于家庭,但最终还是城邦的,城邦保留对家庭财产的最终决定权:“你和你的财产都不属于你自己,而属于你的整个宗族、祖先和后代,等等,而你的宗族和宗族财产反过来绝对地属于城邦。”因此,城邦不会认可濒死时不能正确思考的人立的遗嘱,因为他此刻是不理性的,这时立的遗嘱既不能彰显他个人和宗族的最大利益,也不能表征城邦的利益,所以其遗产必须交由城邦来重新分配。(57)第四,薄葬是丧葬的基本原则,死人不得与活人争夺有限的土地和食物资源。(58)

   总之,在《法律篇》中,家庭虽然获得了一定的合法性,但并不具有独立的地位,而是存在于城邦的阴影下。家庭一方面是城邦的原始起点和城邦目标实现的工具,二者有一些共同要求,如反对同性恋,另一方面其诉求同城邦目标又有错位甚至对立,因此,不能摆脱城邦而自存,必须接受城邦的限制和改造,城邦虽然必须重视家庭血脉延续的要求,但其制度设计必定以有益于城邦整体利益为前提。由此可以说,关于家庭的法律实质上是关于城邦的公共法律体系的内在构成部分;《法律篇》关于家庭的论述同《理想国》并不绝然对立,而是在城邦的普通公民层面接续了《理想国》以及柏拉图更早写就的《克力同》关于家邦关系的基本判断。(59)一言以蔽之,家庭和城邦是一对矛盾体,虽然彼此依存,但又始终处在冲突中,柏拉图的所有努力就是消除家庭对城邦的各种反动,使之完全成为城邦目标自我实现的工具。

  

三、双重自然:柏拉图构建家邦紧张的现实和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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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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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 2017 (10) :15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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