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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广云:探寻“共和”之真谛:对“共和”十义的学术考察

更新时间:2018-09-22 22:27:46
作者: 程广云 (进入专栏)  
”应当注意的是,柏拉图确认了黄金等级是由理性主导的人构成的群体。只有理性人(不是经济人,而是政治人)才能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和谋划者。理性确立了统治权的合法性。而理性则是贵族精神的首要特征。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首先探讨了家庭,认为家庭包括三个要素:主和奴,夫和妇,父和子。他们之间构成主奴关系、配偶关系、亲嗣关系。他还研究了家庭的致富技术,充分反映了奴隶制社会的特征。他把奴隶当作“有生命的财产”“有生命的工具”,认为家务管理技术包括管理奴隶的技术、运用父权的技术、运用夫权的技术。他将家庭的主从关系移用于对灵魂的研究,认为“灵魂在本质上含有两种要素,其一为主导,另一为附从,各各相应于不同的品德,理智要素符合统治者的品德,非理智要素则符合从属者的品德”。在家庭关系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三种关系,每一种关系都区分了统治者和从属者,以及他们之间的主导与服从关系。应当注意的是,正像柏拉图认为理性是黄金等级(统治者和谋划者)的品德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智是统治者的品德,两人在这一问题上是一致的。由理性—德性原则,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落实到中庸(适度)原则。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区分了四种主要美德: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在《法治篇》中区分了四种好生活(节制、智慧、勇敢、健康)和四种坏生活(愚蠢、胆怯、放荡、有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理性和德性的集中表现就是中庸(适度)。中庸(适度)原则是贵族生活的伦理—政治原则。他认为:从种上说,德性不是感受感情的能力而是对待感情的质量,不是被动的感情而是主动的选择。从属差上说,德性是选择适度的那种质量。适度有相对于对象的和相对于我们自身的。德性选择的是相对于我们自身的适度。美德是一种适中。亚里士多德将中庸(适度)原则与人的幸福生活联系起来:“(一)真正的幸福生活是免于烦累的善德善行,而(二)善德就在行于中庸——则[适宜于大多数人的]最好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行于中庸,行于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中庸。”由中庸(适度)伦理,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城邦公民的阶级划分,进一步过渡到中产阶级统治。他从伦理学原则推导出政治学原则,既然美德是一种适中,那么中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最好:“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阶级)——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现在,大家既然已公认节制和中庸常常是最好的品德,那么人生所赋有的善德就完全应当以勿过勿不及的中间境界为最佳。处在这种境界的人们最能顺从理性。……据我们看来,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于是,很明显,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这是很明显的,对大多数的城邦而言,最好是把政体保持在中间形式。”亚里士多德主张中产阶级的统治,这与他主张中庸的生活方式相应。无论中庸伦理还是中庸政治,其实质是理性的伦理与政治。

   总起来说,古代希腊是各种政制或政体实验的时代和地域,君主、贵族、民主、共和的制度和理念早在希腊的城邦制度以及智者派、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中就出现了。但是,除了智者派拥护民主制之外,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均不赞同民主制,民主制是他们所划分的政治体制的一种类型,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坏的。他们不仅不倡导,甚至还批评民主制。比较而言,柏拉图倾向于贵族制,最倾向于君主制。而亚里士多德则系统阐述共和制的精神:狭义的共和制与民主(平民)制均属众(多数)人之治,共和制是正常政制,是照顾公共利益的政体;民主(平民)制是变态政制,是照顾统治者们自身利益的政体。“西方democracy一词源于希腊文demokratia,它是由demos(人民)和kratos(权力、统治)两个词连缀而成,意为人民支配或统治。而‘共和’来自于拉丁文respublica,其原初的意思是公共事情(物),17世纪之前常用来指涉国家(stateor commonwealth);此后其含义是指有别于世袭君主制的政治制度。共和政治或共和主义(respublicanism),意味着国家事务从君主的家庭私事中分解出来,成为公共事务。换言之,‘民主’主张人民作主或大众支配,‘共和’则强调参政者的道德,主张私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分离。”广义的共和制包含这样几个要义:一是公民政治,与家政相对应;二是法治,与人治相对应;三是以中庸(适度)为德政,既非过度,亦非不及;四是中产阶级统治,既不是富人(“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穷人(“无产阶级”)专政。以上“共和”的狭义(一种)和广义(四种)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反思希腊政制的基础上阐释的。这就是“共和”的古典含义。它奠定了人们对“共和”的基本理解方式。

   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这三种政体一直是西方政治制度的分类方法,有关论述大同小异。按照孟德斯鸠所言,除了通常所谓君主政体之外,共和政体包括贵族政治、民主政治,这是正常政体。专制政体是指变态政体。正常政体不仅是照顾公共利益的政体,而且是实行法治的政体;变态政体不仅是照顾统治者们自身利益的政体,而且是实行人治的政体。

   17世纪以后,人们对于政治制度的认识和评价不断更新。康德(I. Kant,1724—1804)区分了“统治的形式”(forma imperii)和“政权的形式”(forma regiminis):前者分为专制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分别代表君主权力、贵族权力、人民权力;后者分为共和的、专制的。“共和主义乃是行政权力(政府)与立法权力相分离的国家原则;专制主义则是国家独断地实行它为其自身所制定的法律的那种国家原则,因而也就是公众的意志只是被统治者作为自己私人的意志来加以处理的那种国家原则。”这里,“统治的形式”类似于所谓国体,“政权的形式”类似于所谓政体。两者可以交叉、重叠。这就是说,专制(君主)政体既可以是专制主义的,也可以是共和主义的;同样,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既可以是共和主义的,也可以是专制主义的。共和主义实行分权原则,专制主义实行集权原则。

  

下篇:“共和”的现代五义

  

   无论君主制、贵族制,还是民主制、共和制,各有其优点和缺点,没有哪种政制堪称尽善尽美、完美无缺。君主政体便利于权力的集中统一,但却妨碍了权力的相互制衡,在良性循环时最有效率,但在恶性循环时却最易腐败;贵族政体集聚了少数精英,但却忽略了民众政治参与需求,内部难于平衡,而外部又易于受到冲击;民主政体动员了多数民众,但却削弱了精英政治的参与能力,更加具有不稳定性、非持续性。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制作为一种理想政体,逐渐具有综合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含义,例如虚君共和、贵族共和、民主共和等等政治制度。

   古代罗马前期是共和国,后期是帝国,亦即前期是共和制,后期是帝(君主)制。在《国家篇》中,西塞罗(M. T. Cicero,前106—前43)提出,“国家是一个民族的财产”或“人民的财产”,包括“君主”“贵族”“民众”三种政府形式。他说:“由于这种现实,在我看来,君主制就是这三种基本政府形式中最好的一种,但是,一种温和的并平衡了的政府形式(结合了这三种优良的简单政府形式)甚至比君主制更为可取。因为一个国家中必须有一种最高的和高贵的成分,某些权力应该授予上层公民,而某些事物又应该留给民众判断和欲求。这样一种宪制(constitution),首先提供了某种高度平等,而平等是自由人在任何比较长的时间内难以置之不顾的;其次,它具有稳定性。”混合宪制理念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存在着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种宪制。当每一宪制混合起来时,各个国家机关之间就会出现交互作用,影响所有国家职能: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外交政策等等。

   现代民主与共和理念来源于两种自由主义观点:一种是集权主义,以卢梭(J-J. Rousseau,1712—1778)式的法国式自由主义为代表,主要观念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主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通常称为“民主主义”;在历史上,它往往因走向极端而走向反面,演变成为托克维尔(A. d. Tocqueville,1805—1859)所谓“多数人暴政”。另一种是分权主义,以洛克(J. Locke,1632—1704)式的英国式自由主义为代表,主要观念是“保护私有财产”“限制政府权力”“权力制衡”,通常称为“共和主义”,力图实现孟德斯鸠(B. d. Montesquieu,1689—1755)所谓“法律的精神”。

   分权包括横向分权和纵向分权两方面。亚里士多德早已区分了权力的议事、行政、审判(司法)三机能,尚未提出分权原则;洛克认为最好的政府形式是议会具有最高主权,立法和行政的“两权分立”制度;孟德斯鸠提出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制度,从而确立了权力制衡的原则。三权分立理念基于这样一种观点:政府有制定法律、实施法律、解释法律三大职能。一项职能对应一个政府分支:立法机构立法,行政机构执法,司法机构释法。三权分立由两大原则组成:职能分立和人事分立。职能分立是指一项政府职能必须且只能由一个政府分支履行。每个分支只能履行自身职能,不得侵犯其他两个分支职能。人事分立是指每一个人只能在其中一个分支任职,不得同时在其他两个分支任职。支撑三权分立的理念是,如果这种职能分立与人事分立原则获得尊重,每个政府分支就会制衡另外两个分支的权力行使,因此,人们就能避免权力集中,进而避免权力滥用。但是,除了这种横向权力制衡之外,还有一种纵向权力制衡——中央与地方、基层之间的权力制衡。任何一种权力都受到了横向(左、右)和纵向(上下)的限制,这就是“宪政”的要义。宪政就是宪法之治,是法治的最高典范;也是通过限制政府治权,以便实现人民主权。

   权力制衡与混合宪制相结合,就是根据立法、行政、司法权力各自所具有的特点,扬长避短,分别采用民主、君主、贵族政体,就是立法权采用民主制,行政权采用君主制,司法权采用贵族制。立法权之所以采用民主制,是因为立法行为具有普遍性,需要广泛性民意基础,这就决定民众立法参与是有益的;而立法行为超越个人实利,则可以避免民意乖谬,这又决定民众立法参与是无害的。行政权之所以采用君主制(所谓“君主”,不是世袭的,而是选任并且限任的),是因为行政行为追求效率,需要集中统一,而腐败风险则可以通过权力制衡予以防范。司法权之所以采用贵族制(所谓“贵族”,不是血统的或权贵或财阀,而是法律人集团),是因为司法行为要求法律专业学识以及法律职业道德,具有稳定性、持续性,而腐败风险则同样可以通过权力制衡予以防范。

但是,归根结底,民主制不仅是立法权的基础,而且是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基础,只是从直接民主转变为间接民主,也就是代议制民主或代表制民主,通过层级转换,将民主制转换为贵族制或君主制。这便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另外一种综合,也就是共和制。密尔(J. S. Mill,1806—1873)指出:“显然,能够充分满足社会所有要求的唯一政府是全体人民参加的政府;……但是,既然在面积和人口超过一个小市镇的社会里除公共事务的某些极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亲自参加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从而就可得出结论说,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代议制政体就是,全体人民或一大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这种权力在每一种政体都必定存在于某个地方。”我们可以说代议制就是代表制,但却不能说代表制就是代议制。因为有两种代表制,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间接民主,不是直接民主;直接民主应该在一个面积很小和人口很少的基层范围内实行,今天你当家,明天我做主,轮番为治。但是,虽然都是间接民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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