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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奈:用规范约束网络冲突

更新时间:2018-09-22 22:16:23
作者: 约瑟夫·奈  
联合国政府专家组的报告得到了G20领导人和联合国大会的认可。然而,2015年12月发生了对乌克兰电网的网络攻击事件,并将俄罗斯作为该事件的幕后推手。同样,在2016年,美国指责俄罗斯使用网络手段干涉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美国在其关键基础设施清单中将选举程序作为第17个项目。但俄罗斯显然不认为美国(或其他地方)的选举程序是规范性禁忌所涵盖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

   信息战(出于敌对目的使用信息)并不是新鲜事,但网络技术使信息战更容易、更廉价、更迅速。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使用僵尸网络操纵社交媒体并在美国政治进程中传播不信任,与美国政府资助的国家民主基金会等组织在乌克兰或俄罗斯的所作所为,性质上完全类似,只是程度不同而已。2016年大选之后,俄罗斯网络入侵的政治和声誉成本相当大,因为一名特别检察官对三家俄罗斯公司和13名平民提起刑事起诉,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仍然受到俄罗斯行动意外后果的困扰。但是,美国对此没有做出强烈反应,因此,意想不到的后果不太可能会让俄罗斯谨慎行事。由于言论自由的程度不同,未来是否可以就此领域达成相互克制的协议而进行谈判是值得商榷的。很明显,2015年的政府专家组报告没有解决此问题。

   规范的多边化有助于提高不良行为的声誉成本。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导弹技术控制机制和防扩散安全倡议初始时都是自愿性措施,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在发展势头、成员数量和规范力量方面都大大加强。如果发生了隐私泄露、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威胁到人身安全等让民众反感的事件和技术,那么网络安全规范发展的过程可能会加速。

  

五、国内压力与内化的过程

  

   领导者接受对其外部行为的规范性限制,还可能源于国内政治。玛莎·芬尼莫尔等人假设,规范都有生命周期,其始于个人、组织、社会团体的规范探索。随后,一个群体中有足够多的行为体将某种行为作为其认同的核心,那规范就达到了被接受和内化的临界点,从而转化为一种观念,即国内政治的成本将阻止领导人的某些外部行动。

   规范可能源于国内社会态度的演变,也有可能是舶来品。例如,1807年英国废除了海洋奴隶贸易,而美国直到南北战争之后才废除奴隶制度。美国南部的分离主义者始终未得到英国官方承认,因为反奴隶制度已经内化到英国国内政治之中。

   国内政治中的经济压力也可能导致各国实现规范的内化。当公司发现自己因隐私和数据存储位置而在法律中处于不利地位时,就可能会迫使政府制定共同的标准和规范。同样,随着网络保险业的快速增长,标准和规范也可能因内部压力而发展。

   就网络工具的规范性限制而言,联合国政府专家组是重要的规范探索者之一,并且与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一起,在未来继续发挥作用。但其制定的规范在内化上仍然很薄弱,仅限于少数精英,公众参与滞后。其周期中没有对时间的测量尺度,并且无法保证形成一个完整的周期。例如,如果各国之间关系恶化,进程倒退肯定会出现,这可能是2015年至2017年间政府专家组发生的情况。此外,如果考虑比当前十年更长的时间尺度,国内对规范限制的要求可能会增加。

  

六、结论与建议

  

   人们可以从网络冲突的规范性约束中得出如下结论:

   1.时间:规范和制度的发展比技术慢得多,制定国家间网络安全规范与各国合作制定核武器领域规范所用的时间(20年)基本一致。除政府外,还应将多利益相关方纳入谈判之中,将会扩大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并加速网络空间规范的形成。

   2.价值观:互联网发展的早期阶段充斥着乌托邦式的自由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没有国界。但随着互联网变得越来越重要,政府开始主张对其境内的互联网享有主权,而且这种趋势将无法改变。联合国政府专家组的各项议程就反映了专家提名国对国家主权的看法。正因为价值观的差异,一些分析人士才对达成全球性规范不抱希望。但需要注意的是,冷战时期美苏在对待核武器上的价值差异更大,但这并未影响相关协议的达成。有趣的是,美苏两国达成的首批协议,如“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核不扩散条约”等主要是为了处理全球环境问题并限制第三方核武器的发展。在此之后十年美苏才实现了双边军控目标。网络空间的问题与之类似,互联网的基础结构及犯罪分子、恐怖分子利用互联网有可能将是第一步要关注的重点。

   3.规范的创新性探索:规范可以由各式各样的倡导者提出并发展。例如,

   荷兰外交部长在2017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宣布,非政府组织全球网络空间稳定委员会将成为新规范的倡导者。该委员会由爱沙尼亚前外交部长玛丽娜·卡尔朱兰德任主席,其2017年11月召开德里会议,呼吁保护互联网的公共核心,特别是路由器、域名系统、信任证书和关键基础设施。

   中国则在乌镇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布了上海合作组织批准的原则,呼吁承认主权国家对其境内互联网内容的控制权,但却并不一定要保护公共核心。

   而微软公司也是规范的倡导者之一,其呼吁签署有关互联网的日内瓦公约,并成立追溯网络攻击源头的国际委员会。

   制定网络规范不能将担子压在一个机构(如联合国政府专家组)肩上,需要各方同时发力、相互作用。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采纳的原则和开展的实践可能会发展成为其他国家参与其中的规范。

   4.连贯性:试图为整个网络空间制定条约可能会产生反作用。现存问题之间松散的耦合关系允许各方既合作又斗争。例如,中国和美国在人权和内容控制方面存在分歧,但却利用互联网进行经济合作。各国可以在打击网络犯罪方面进行合作,但却在战争法或间谍活动方面存在分歧。

   这种松散联系的规范被描述为机制复合体而不是一个连贯的等级制度。尽管机制复合体缺乏连贯性,但灵活性和适应性是它的优势。特别是在技术变化极为不稳定的领域,这有助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适应不确定性。同时,它还允许形成俱乐部或较小的志同道合的国家集团。由这些集团制定的规范可能会在以后扩大到更广泛的群体。有人建议将外层空间的实践作为达成网络空间条约的样板。1967年的“外层空间条约”保留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内容,但技术的变革在该领域引入了模棱两可之处。而网络空间与太空、海洋等全球公域具有相似性。

   当联系不太紧密时,机制复合体的发展可能会更加强大。可能存在其他方式来发展各类问题与行为者之间的联系。例如,Wolfgang Kleinwachter提出依照20世纪70年代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模式,建立网络空间安全与合作会议,并以4个不同的谈判领域松散的将会议串联起来。它还可以与2005年建立的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相衔接。扩大参与对于接受规范非常重要,但规范的发展需要在许多领域采取行动。我们仍处于用规范约束网络空间活动的早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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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学术plus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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