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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月军:试论中国传统文武关系与政治变迁

更新时间:2018-09-21 00:05:30
作者: 李月军  
维护执政者本身的利益和各自所在政治系统的稳定,其中的军队都具有工具价值功能。在传统家国同构的“家天下”政治体制中,军队及其所从事的以战争为主要形式的军事活动更多体现的是“私”性,即军队是君主的军队,担负有更多镇压社会叛乱的任务,战争是王朝的战争,保护的主要是皇家与官僚群体的利益,向社会所提供的公共安全产品是附带性的。

   传统文武关系的“以文驭武”体制与观念,是通过具体的控制技术来实施或达成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该追问何种权威、法律、规章、规则和规范,能保证文官对军队的控制?文职官员和军事官员之间存在着何种专业的,以及其他形式的联合和合作?军队在政治中扮演什么角色?进一步讲,我们必须探寻统治者及其家族在什么程度上影响着文武关系体制?”[21]

   (二)军事权力的高度中央集权制

   如上所述,在传统文武关系中,把文武两个系统分开设立,既是政治职能分工的需要,也体现使政治行政权与军事权力相互制约,最终把权力向上集中到最高执政者的制度设计理念。在中央层面,人事权、财政权和军事权力相互分离,由不同的部门掌握,并对最高执政者负责。在传统文武关系中,军事指挥与领导者的任命权在皇帝,如唐代规定,五品以上的武官由皇帝册授(皇帝亲自授册拜官)或制授,而六品以下旨授武官则由兵部尚书和侍郎负责铨选(按规定审查合格后授官)。中央军队所需要费用则由户部掌管按规定拨付,历代负责军队供应的朝廷部门部属于文官系统,军事部门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后勤部门。⑦[22]军事权力则由军事部门(如宋代枢密院、明代五军都督府)掌握,对皇帝负责。另设行政监察部门(御史中丞等)监督文武百官。例如,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就曾“敕京城诸军诸使及府县,季终命御史分曹巡按系囚,省其冤滥以闻”。[23]明代监察御史监察中央直属机关和协管五军都督府在本监区的卫所,即每道监察御史都有固定的监察单位;另设专职御史,或负责清军(“往各处清理军役,每年八月末仍具请解过军数,回京具奏”),或“师行则监军纪、功”。[24]典型的如在宋代二府三司中央政制中,宰相只保留行政权,军政归枢密院,财政归“三司”,权力相互制衡。将行政(监察)、军事、财政等权力分开。

   (三)严格控制地方的军事权力,防止地方军政权力联合坐大

   传统文武关系的地方层面,军事、人事和财政权分合变迁比较大,但承平时期的制度设计也大体按照三权分离的原则进行。秦朝在各郡的行政由守(文官)、尉(武将)和监御史三人共同负责。明代君主“不欲假臣下权”,在各省设立布政司提刑按察使,都指挥掌本省行政、司法、军务,互不统属;战事需要后又设巡抚为文官,兼理军务,因而有权总理一省的民政、司法和军事。这样不仅都、布、按三司在其控制之下,总兵官也受其节制。⑧[25]清代,总督、巡抚是一个军区或一个省的最高军政长官,有监督和调遣绿营的权力,但最后决定权掌握在中央兵部及皇帝手中。提督、总兵是直接统兵的武将,在清初的统一战争中,地位十分重要。但战争基本结束后,即采取以文制武的方法,用督、抚监督和节制提督、总兵,并减少提督,增加总兵,分一镇为数镇,以达到消除尾大不掉隐患的目的。

   (四)军事权力的分离与控制技术

   作为统帅的古代帝王一般不亲自领兵打仗,而任命各级将领分管军务。因而,如何控制军队,对于国君就成为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古代帝王和政治家,除了以文制(驭)武的外部控制外,他们还建立了一系列对军队内部的控制技术或制度。

   首先是将军事权力一分为三,调兵权、统兵权、握兵权分别由不同部门的官员掌握。宋代“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26]“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27]率臣有统领分驻各地军队作战的指挥权,但又临时委派,“不得专其兵”,事定之后,兵归三衙,统兵将帅各还本职。明代“兵部掌兵政,而军旅征伐则归之五军都督府;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掌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无出兵之令;到将属以五府,而兵又总于京营,合之则呼吸相通,分之则犬牙相制。”[28]五军都督府总兵籍而不与调发,兵部调发而不治兵。“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盖得唐府兵遗意”。[29]另外,各朝还创制兵符制,将领无符不能发兵;实行兵将分离的原则,临阵命将,使“兴师命将,出自宸衷”[30]“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31]。

   其次是监军制。传统监督出征军队的主要做法是派遣监军随师出征,监督军队,防止其违逆。君主派亲信近臣随军出征监督将帅的做法在春秋战时已经出现,⑨[32][33][34]之后,这类记载在秦、汉、魏、晋,迭出不穷。隋唐之前的监军特点是无定制,无常员,偶或派遣,大都以位高职重的大将充任,所谓“监军,盖诸将出征,大将兼领之。”[35]御史监军始于隋末。唐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军队和将领的监督,严格实行了御史监军制度。唐政权一建立,即实行御史监军,其弹劾之威已足以使将帅免官。唐中后期,以宦官监军者多,且日渐制度化,不仅有一套自为一体的组织,还有一支相当可观的军队,监军的迁转考秩也制度化了,这同样是因为它已不是临时差派,而是常驻方镇“使职”,在压抑方镇割据中有显著作用。⑩[36]

   古时监军为皇帝亲近之臣,除了唐代监军的制度化组织化程度较高外,基本上是根据皇帝意志派遣,并无定制。在功能方面,古时监军的核心任务是“监视刑赏,奏察违谬”,消弭兵乱,稳定军情。担任监军者为文臣,基本上不懂军事指挥与作战,而依仗皇帝授权而任意妄为,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要求产生严重矛盾和冲突,由此产生的贻误战机、军事效能降低甚至战争失败的记载屡见于史书。[37]皇帝与监军者之间的委托与代理关系主要依靠他们之间的私人信任维系,而一旦监军与被监督将帅合谋,则可能对日常政治运作和皇权构成威胁。

   最后,对军队进行意识形态控制。控制军队的传统方法还包括向军士灌输仁义礼智信等观念和忠君思想。三国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认为,“故行兵之要,务揽英雄之心。严赏罚之科,总文武之道,操刚柔之术,说礼乐而敦诗书,先仁义而后智勇”;“即戎之不可不教,教之以礼义,诲之以忠信,诫之以典刑”;“接之以礼,厉之以信,则士无不死矣”。[38]自宋朝起开始设立的武学课程主要包括:诸家兵法、历代用兵成败的战例、前世士大夫的忠义事迹等;所用书籍有《武经七书》、《百将传》、《四书五经》等等,用儒家的经典来教育武官子弟,让他们保持对朝廷的耿耿衷心,所谓用文化来规范武人的行为。武德教育通过此种方式得到理论化、规范化。这些方法延续到晚清,曾国藩等人论将有五德,日智、信、仁、勇、严,取义至精,责望至严,曾胡兵法得到蒋介石的推奉。可以看出,传统文武关系中的意识形态教军士以服从、忠君为目标。

  

三、传统文武关系之社会面向


   从实现看,军队也是一个社会的亚系统,从属于社会—政治、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过程。军事组织既是社会的缩影,同时双方各自有独立发展的明确指标,明确的文武关系之间存在许多形式的相互联系和交叉,武装力量与社会互为塑造对方的重要因素。[39][40]文武关系的社会面向主要体现在通过政府行政系统从社会提取资源,配给军队一定份额;战时还要增加临时费用进行战争动员,征集更多的社会资源进行战争。这里提取的资源主要指税收和人力资源两部分。

   (一)军事性社会资源的提取

   国家对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建立并维持相当数量的军队、准备战争和进行战争,都需要以提取社会物质与人力资源为基本前提条件。国家提取社会物质资源的主要形式是征收赋税。这样,国家就成为“—个强大的财政与军事组织的结合体。[41][42]反过来讲,赋税的提取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43]也体现着国家、军队与社会(群体/集团)之间的关系。

   在农业社会为基础的古代中国,为了迅速有效地从社会征集这些资源,囊括人口数量、资产、应交税赋等信息的户籍制度被创制出来,并以此作为征收税赋、征召兵役的主要依据。正如《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考二)所言,“为国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田垦税增,役众兵强,则所为而必从,所欲而必遂。是故昔者战国相倾,莫急於致民”。实际历史过程也是如此,户籍制度的最初建立是为了“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44]达到“足食,足兵”[45]之目的。

   在汉朝以前,“赋”和“税”是两个不同税种。从文字学来看,“赋”字从贝从武,其本义既与财物有关,又与军事有关。因此一般认为,“赋”具有征收军需物资的意义,应该是出现在西周后期,其征收则以井田制为基础。经过春秋战国的变革,为满足军费需求而征收的“赋”终于形成一个不同于“税”的独立税种。《汉书·刑法志》载:“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指出征“税”是为了满足国家财政的粮食需求,征“赋”则是为了满足兵费需求。对此,《汉书·食货志》说得更明白,指出:“赋共(供)车马甲兵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也。”[46]

   尽管缺乏精确连续可信的相关数据,不过,从存留下来的有限数据与研究者提供的信息来看,历代王朝从社会提取的物质资源(主要是税赋)用于军事开支的数额及其占当时税赋、财政支出比例是比较高的。“汉晋以来,养兵费是军费支出的重要内容,在大多数年代,成为国家财政军事消费支出之首”。[47]唐前期玄宗天宝年间军粮预算和实际支出占岁入正租的比例分别为62.3%、15%;军资预算绢布和实际支出占岁入绢布的比例分别为27.2%、43.1%;军粮支出费用占户税的33%。[48]

   宋代军队规模庞大,军费开支浩大,无论是在朝财政主官员,还是民间有识之士,颇多言及解决军费之难。仁宗宝元时,名相富弼说:“自来天下财货所入,十中八、九赡军”,[49]官员蔡襄认为,“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十居六、七,国用无几矣。”[50]朱熹也说“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51]

   到清代前期以兵饷马乾为主要内容的常额军费支出约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70%。[52]

   按福山观点,自秦汉以来,中国在战争中创制了以中央集权式官僚制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并不断在准备战争与进行战争中实现政权的更替。因此,历代军费开支庞大,占所提取社会资源的比例较高,而用于其他社会公共事业的比例相应减少。如到唐后期德宗史官沈既济所说,“臣尝计天下财赋耗(泽右放右)之大者维二事焉。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53]这样,原本由社会创造出的资源与财富,被用于非生产性的军事活动,而不能以公共服务的形式返还社会。

国家除了提取以赋税为主要形式的社会物质资源用于军事之外,还必须征集社会中的人力资源,才可能组建军事组织,进行军事活动,维持国家政权的基本运转。对国家从社会提取人力资源用于军事目的的能力,我们可以用具体国家的兵役率或军民比例(即现役军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根据有限史料记载,传统帝制国家的兵役率大多在2%~10%这一区间内变化(见表1),可见传统帝制国家的动员和提取社会人口进入军队的能力还是比较强大的,能够不断从社会蓄水池中提取到统治者认为需要提取的人力资源充作军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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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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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 2016 (4) :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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