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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小君 钟震:军民融合融资模式: 从财政主导到多元化资金支持

更新时间:2018-09-20 23:18:08
作者: 董小君   钟震  

   第一,从资金供给方,投融资激励约束机制运行不够畅通,资本流入军民融合领域意愿不足。一是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公开性是获取多元化资金支持的基础,但这一点与多数军工企业保密性强、治理结构复杂、资金流向公开性差等特征相违背。信息不对称导致委托代理成本较高,出资人往往难以实施有效监督,严重影响投资意愿。二是评价与约束机制缺位。条块分割的军工管理体系加上重申请、轻评审的项目审批模式,导致投资项目决策、评估和验收过程缺乏规范性,[4]竞争机制不足,资金利用率低下。三是进入壁垒较高。虽然2012年7月,国防科工局和总装备部联合印发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实施意见》。但在实践中,引入民间资本实则要经过层层审批,大大降低了民企投资意愿。

   第二,从资金需求方,无论是主观意愿还是客观条件,均未摆脱对财政投入的依赖性。一方面,受传统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资金配置和投资决策也多以行政计划和长官意志为主,多数军工企业缺少市场竞争意识,“等、靠、要”思想较为牢固。另一方面,现有市场化运作方式和手段单一,参与主体多为军工集团下属子公司,军民两用产品规模较小,关键核心武器装备的生产资金主要依靠财政投资,无法通过市场方式融资。

   第三,投融资保障机制不够健全。一是现行法律法规保障不足。军民融合投融资法律层面的缺失,导致行政审批仍然承担重要地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主性和灵活性。一些资金供给方也因法律风险和政策风险,不愿轻易涉足国防工业领域。二是补偿机制和信用担保机制尚未建立。相比较其他行业,军工产品往往投资周期长、成本高、风险也较大。美日等国实践说明,只有完善的补偿机制和信用担保机制,才能够激发科技创新力。三是军工企业退出制度缺位。缺乏“有进有退”市场机制,军工企业没有市场竞争下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没有主动寻求经营绩效和融资信誉的动力。

  

五、构建军民融合领域多元化资金支持体系的中国路径

  

   借鉴国际经验与教训,结合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实际情况,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的“3456”多元化资金支持体系,即实施“三步走”策略、培育四大主体、拓宽五大渠道、完善六大保障机制。

   第一,实施“三步走”策略。考虑到我国实际情况,既不能完全采用美国直接融资为主的资金支持体系,也不能像日德那样,短期内以中小企业为主体。我国现阶段的军民融合领域资金支持体系建设,需要在政府引导下实现“三步走”,即第一步是“从财政投入为主向间接投融资为主”转变,这主要是由我国金融体系特点决定的,应避免德国和日本早期尝试直接转为直接融资体系失败的教训;第二步是“从间接投融资为主向间接投融资+直接投融资+内源性投融资”转变,这取决于未来直接投融资市场的发展以及企业资本积累速度;第三步是“从传统投融资向传统投融资+非传统投融资”转变,随着军民融合程度不断提升,未来投融资资金渠道可能会进一步拓展到民间资本、国际资本等。

   第二,培育四大主体。军民融合领域投融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科研部门。一是政府应当既包括官方机构、组织、平台等,如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国防部、财政部、国家军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以及正在探索建立的各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等;也应包括非官方机构、组织、平台等,如类似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可倡议建立各类军民融合民间服务协会等。二是金融机构不仅涵盖传统金融中介,如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等;还包括一些非传统金融中介,如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民间借贷机构等。三是除了军工集团及其附属公司,企业还应当包括非军工控股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特别是创业阶段的中小型科技企业。四是科研部门主要包括军属科研机构以及高校,如军事科学院军民融合研究中心、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等。

   第三,拓宽五大渠道。即财政支持、内源性投融资、直接投融资、间接投融资以及创新性投融资等。一是财政支持。包括财政直接与间接支持,以及相关税收减免优惠政策等。二是内源性投融资。主要是指企业利用自身的留存收益和折旧转化为投融资。三是直接投融资。包括风险投资、资本市场、保险、债券等。四是间接投融资。包括政策性金融、商业银行信贷、民间金融贷款、小额贷款等。五是创新性投融资。包括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联合发债、融资租赁、担保融资、互联网金融融资等。

   第四,完善六大保障机制。一是高级别统筹机制。参考美国和以色列的做法,从国家层面成立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和投融资联合工作小组,受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直接领导,分别负责科技端和资金端的国家资源统筹工作。二是重点聚焦扶持机制。针对目前资源较为有限的现状,需要集中力量做好“拳头”项目,通过示范效应带动整个社会军民融合的热情。出台多层次、多级别的科研奖励基金、国家军民融合阶段性计划,甚至可效仿美国,以悬赏形式定期向社会发布“任务挑战计划”。三是“政金企研”合作机制。主要体现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风险自担、国家扶持”上,实现多方共赢的局面。四是信用担保机制。效仿日本和德国,针对中小企业贷款信用保证机制,由国家组建的信用保证协会提供担保,为中小企业融资增信,同时减轻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五是风险补偿机制。商业发展周期通常是2~3年,而军事发展周期是5~10年。为促进更多资本参与到军民融合中,鼓励金融机构向企业发放贷款、债券或提供创业资金等,给予相关投融资服务机构相应的风险补偿,包括财税优惠、财政补贴等。六是“投保贷”联动机制。推动企业贷款业务与投资业务紧密结合,是银行、担保、小额贷款公司等信贷资金提供者在承担风险的同时,可分享企业未来成长带来的高收益。

   [参考文献]

   [1] 谷颖,纪建强.亚洲主要国家军民融合式国防科研投资情况分析——以日本和印度为例[J].科技风,2011(19):241.

   [2] 邵洪波,常成,张力鹏.价值网络下的军民融合模式创新(下)[J].现代国企研究,2013(10):38-45.

   [3] 李善民,陈勋,许金花.科技金融结合的国际模式及其对中国启示[J].中国市场,2015(5):40-47.

   [4] 纪建强,陈晓和.国防工业军民融合融资机制构建与实现路径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30(21):9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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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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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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