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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宪法结构分析

更新时间:2018-09-20 00:42:25
作者: 李忠夏  
要支持和保证国家政权机关依照宪法法律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和国家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23]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要通过特定的法定程序才能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比如宪法修正案的提出、法律议案的提出、国家政权机关领导人员的选出等等都需要一个法定程序加以转换。这一转换程序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将“党的领导”融入到人民民主的法定程序当中,使党的主张获得法定化的民主基础,体现了“依法治国”的规范要求。[24]

   具体到国家组织层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要表现在方针政策上的领导,彭真曾指出,“党对国家的领导,不是组织上的,而是思想政治领导,方针政策领导。党的领导不能靠法律来强制,而是要靠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靠自己的意见正确,自己的主张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25]党的方针政策需要而过法定程序转换到相关国家机构的决定当中。所以,本次修宪虽然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写入宪法正文,但并未打破现有的国家组织层面以全国人大为核心的“职能分工”的权力分配机制。就此而言,党的领导并未在规范层面“具体化”到现有的国家组织体系中(尽管事实层面以人事、决议、考核等各种方式呈现),这从本次修宪的表述与1975、1978年宪法的区别中也可看出,党的领导体现的是一种抽象的领导,既可在全方位加以领导、又未打破现有的国家组织体系和国家机构的职能分工体系。总的来说,立法、行政、司法、监察、军委等国家机构在规范层面上形成特定的组织运行体制,并拥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比如审判独立),“党的领导”并未直接介入(比如政法委不会直接干预个案的法院审判)。“宪法”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决断,具有“人民民主”和“法治国家”的二维属性,沟通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党的领导”存在于政治系统当中,致力于人民民主的实现,而规范层面的国家组织体系和基本权利则存在于法律系统当中,二者之间只能通过特定的方式进行“结构耦合”,[26]同时也要谨防政治系统的扩张对“社会系统功能分化”所产生的破坏作用。

   “党的领导”和宪法中政治民主程序的建构旨在保证“政治统一意志”的形成,也就是公共意志的形成,另一方面,“八二宪法”第35条的言论自由、41条的批评建议权和第34条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又保障了个体的“政治参与权”,从而在形成“公”的同时保障政治上的个体之“私”,实现一种人人得以平等参与的政治民主的建构过程,从而保障政治领域中这种以“万民之私”为前提的“公”的实现。“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本权利中的政治参与权这三位一体的结构就共同构成了“公”的民主化,也就是“八二宪法”中政治系统的基础。

   (二)基本权利和国家目标条款:“公”的规范化

   如前所述,中国近代以来的“公”是力图实现“万民之私”的“公”,以及将私与私联系在一起的公,也就是“连带之公”,这也构成了中国宪法中基本权利的理论基础,并连同宪法中的国家目标一起,构成了对“公”之实现(尤其针对政治民主过程中出现的公权力异化)的规范限定。正是因为将“万民之私”纳入到“公”当中,才使基本权利具有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并为了实现每一个个体的私,从而需要防范国家公权力以及其他组织与个人的侵犯。而“连带之公”则使基本权利具有对面向社会的功能。为实现这种意义上的“公”,基本权利应具有三方面的功能:(1)保证个体之私,从而防范国家公权力和其他个体的侵犯;(2)在社会经济领域,维系私与私的共处,《宪法》第51条即主要承担此项功能;(3)政治领域,促进“个体参与”,通过政治权利促进人民民主的实现。这三者构成了基本权利所具有的“个体保障、社会凝结和国家建构”的意义。[27]三者之间并非天然和谐,对“个体自由”的保障与防止“个体自由”滥用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个体自由”与“社会公共性”之间并非天然和谐,中间的“度”很难把握,最典型的例证体现于新闻自由与人格权之间的基本权利冲突上,在民法领域也有所体现,比如对契约自由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加以公法上的干预就体现了这一内在紧张,诸如是否可以通过契约约定“工伤概不负责”、“单身条款”等等都是该问题的典型体现。要解决上述难题,就需要以“连带之公”为基础,结合中国宪法文本,发展出相应的基本权利教义学体系,并通过个案使之具体化,形成规范适用的“先例”,从而发展出相对明晰的基本权利边界(针对国家和个体的双重边界)。

   除此之外,《宪法》所设立的“国家目标”条款也构成了“公”之实现的规范基础,这些“国家目标”条款均具有“公”的属性,并为之赋予了规范任务和规范目标。这些“国家目标”条款包括:(1)社会保障和社会给付条款:《宪法》第14条第4款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平分”和实质平等意义上的“公”,结合《宪法》第45条的“物质帮助权”以及对残废军人、残疾人的帮助和第48条对妇女、第49条对“老人、妇女、儿童”的特殊照顾,可以归纳出宪法中的社会保障规范,宪法总纲中关于教育(第19条)、医疗(第21条)、文化艺术(第22条)等条款则构成了国家在这些领域积极提供支持的社会给付条款;(2)生态文明条款:本次修宪将“生态文明”正式写入宪法,结合《宪法》第26条的“环境保护条款”,构成了环境方面的公共性要求;(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15条)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系列条款(比如第6条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第9条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第10条的土地条款、第12条的“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第13条的“私有财产”、第11条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保护等等)则构成了这种“公私二元”的经济基础,在经济领域实现“公私”之间既各自独立存在、又互相交融的状态;(4)“社会公德”的国家目标,主要体现《宪法》第24条(“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目的在于通过加强个体内在修养实现社会的“公”;(5)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主要体现于宪法序言中(“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时代”中,现代化不仅意味着富强,还意味着“美好生活”这一多元复合价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实现,这与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变化也相吻合。

  

结   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式提出于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并于1993年修宪时正式写入宪法序言,[28]2018年修宪写入宪法正文,结合宪法中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八二宪法”的规范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私二元”特征具有承接传统(“五四宪法”的传承)、延续改革、步入新时代的意义。但“公私二元”在现实中的实现仍存在诸多困难,比如基本权利的实现仍难言满意,真正以实现“万民之私”为前提的“公”仍需在“合宪性审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之下,辅之以成熟的宪法教义学体系和丰富的个案才能逐步得以实现。

   注释:

   主要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

   2.  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

   3.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4. 董必武:《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

   6. [日]沟口雄三:《中国公与私·公私》,郑静译、孙歌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7. [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龚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8. A. Honneth, Die Idee des Sozialismus, Suhrkamp Verlag Berlin, 2015.

   9. [德]克里斯托夫·默勒斯:《民主:苛求与承诺》,赵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0. 李忠夏:《法治国的宪法内涵——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

   [1] 关于序言的法律效力,学界一直存有争议,许崇德先生认为“宪法序言的效力不容怀疑”,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序言中历史叙事的部分不具有法律效力、而规范性的部分具有法律效力,对此可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481页。王汉斌在讨论宪法序言效力时,也区分了宪法中叙述性的语言和规定性的语言,“我认为宪法‘序言’是有法律效力的。有一次,有位领导同志问我:宪法‘序言’有没有法律效力?我说,宪法‘序言’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只是宪法‘序言’对四项基本原则使用的是叙述性的语言,不是规定性的语言,在适用时就有灵活的余地”,可见在他看来,宪法序言虽有效力,但毕竟与宪法正文存在不同,参见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页。

   [2] 李忠夏:《法治国的宪法内涵——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8页以下。

   [3] E.-W. Böckenförde, Die Methoden der Verfassungsinterpretation – Bestandsaufnahme und Kritik, in: ders.,Staat, Verfassung, Demokratie. Studien zur Verfassungstheorie und zum Verfassungsrecht, 2. Aufl. 1992, S. 64ff.

   [4] H. Hell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III: Staatslehre als politische Wissenschaft, Leiden 1971, S. 23.

   [5] 李忠夏:《法治国的宪法内涵——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19页及以下。

   [6] [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龚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6页。

   [7] [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龚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7页。

   [8] [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龚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70-71页。

   [9] 同上注,第71页。

   [10] [日]沟口雄三:《中国公与私·公私》,郑静译、孙歌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50页。

[11] [日]沟口雄三:《中国公与私·公私》,郑静译、孙歌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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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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