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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宪法结构分析

更新时间:2018-09-20 00:42:25
作者: 李忠夏  
诸多宪法条款的解释都离不开这一结构,比如对《宪法》第12条“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以及宪法中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都既要看到这些公共财产所具有的公共性和要求得到合理利用的一面,又需要看到公共财产需要通过市场得到最大化利用的一面(进入到私法),在其中典型体现了这一“公私交融”的特征。

  

三、“公私二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使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八二宪法”所确立的公私二元的规范结构,也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并符合当代中国社会的大众心理。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考察中国前近代思想时,针对中国的“公私”之辩提出了下述问题,即“中国的‘公’与‘私’的概念为什么既没有发展成西欧意义上的以自我权利为中心的社会契约关系,也没有发展为日本那样的缺少公理而只能以共同体为绝对前提的地域性意识呢?”[6]在沟口雄三看来,中国的“公”在明末时已经发展为容纳万民之私的“公”,而非与私绝对排斥。“黄宗羲所主张的私并非是个人之私,它实质上是至今仍然存活于中国社会的对于‘公’的理解,是一种由私的连带集结而成的公,是一种以协调为前提的包容性的公,这种公区别于西方式的理解,它不以契约为手段、以保证个人权利和自由为目标,它强调的是公平与公正”。[7]天理通过将人欲纳入其中,从而改变了理的本质,“理的此种质变当然也波及到了‘公——私’关系,……‘私’已经开始意味着欲望中的‘个人之私’,而对‘个人之私’弃之不顾的‘公’,亦即皇帝一己的、也就是仅仅听任上层恣意妄为、无视‘天下人’存在的所谓‘一己之内’的天下大公,已经在原理层面遭到了否定。这种‘公’,已经被以全天下人各自的‘个人之私’为媒介建立起来的更高层次上的公所扬弃。个人之私并不是与公对立的存在,个人之私既在公之中,又是被公贯通的,但这个贯通个人之私的公,使公的性质转变为立体性或结构性的存在”。[8]理的这种转变,摆脱了“要将一切都整齐划一到君君臣臣的身份等级秩序中的平面的、一元的天理之公”,“不再是普遍绝对的‘一’了”。[9]

   根据沟口雄三的分析,中国的“公·私”之辩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公”在中国始终具有双重属性,其一是社会范畴的“公”,即“平分”意义上的“公”,其二是政治范畴的“公”,意味着统治机构。而且,中国的“公”始终具有伦理性,从而构成了“公”的三个层次:具有原理性、道义性的天之公/私;政治范畴的公/私;共同体性的公/私。[10]明末将“万民之私”纳入到“公”的范畴,从而在社会范畴和经济生活中将人的社会欲望纳入其中,以对抗皇权的一己之私。到清末,这种容纳“万民之私”的理念因为社会情势的变化又进入到政治范畴,从而在国家建构上形成了君与民的倒置,进而构成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基础,并“顺利”导向了社会主义。[11]在将“万民之私”纳入“公”的范畴之后,使“公”具有了与皇帝“一人之私”相对的政治意涵,而不是与“民之私”相对。但“万民之私”如何实现,明末思想家并未言明,而且由于中国传统的“公”所具有的伦理性(要求个体的内在完善性)和“天下普遍性”,[12]使得“万民之私”并未呈现出西方自由主义和利己主义个体对立的面向,而是因为个体的伦理性要求始终处于“和谐”当中。到清末民初,政治情势发生变更之后,“万民之私”的“全体性”与“个体之私”的“个体性”的对立便被提出来,构成了近代以来“群己之间”的难题,并通过“人人”这一词将个体的自由性与“国民”的总体性联系在一起,使其具有双重意涵。[13]但此种意义上的“公私”对立仍然走向了否定个体之私、进而否定“万民之私”,并对这种社会欲望意义上的“私”加以改造的理想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重新回到了“公则一,私则万殊”的“公私对立”,通过一种“一元化”的政治理念排斥“万民之私”。[14]

   思想层面上的“公”要求一种整齐划一的“公意”,但对于社会中的个体而言,其最为关切的还是自身相关的利益是否能够实现,这就要求,“公私之辩”需要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即真正实现以“个体之私”的实现为前提的“公”,这才是所谓实现了“万民之私”的“公”。“八二宪法”所确立的“公私二元”的规范结构,就是对这种“公则一”建设理念的背反,是通过改革以来“经济系统的独立和分出”[15]以及一系列的宪法修改(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私有财产权”等)所实现的,并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整个社会领域,包括政治领域。“八二宪法”真正实现了《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都不曾实现的“公私二元”并存(不再是以改造为前提的承认个体性),或者说追求的是纳入了个体与万民双重之私的“公”,并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人人”参与)。这一意义上的“公”正是沟口雄三所认为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需要解决的问题”,[16]这也是“八二宪法”最大的贡献,或者说是所谓“改革宪法”的核心所在。“八二宪法”已经确立了一个规范框架,接下来就是如何使之得以实现。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双重实现:民主化与规范化


   “公私二元”意义上的“公”与德国学者霍耐特所言的作为社会主义核心的“社会自由”具有异曲同工之处,所谓社会自由就是个体自由的实现以他人自由的实现为内在条件。由此产生了与个体自由不同的承认模式或者说“理想类型”:一种是通过罗尔斯意义上的“重叠目的”(überlappende Zweck),一种是通过“相互咬合(ineinandergreifend)的目的”;前者是通过自由竞争附带实现共同目的;后者则是社会成员相互之间的“双重肯定”,每个人都相互承认其他人的个体需求,以其他人的个体需求为自身自由实现的内在条件。前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共存(miteinander);后者则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füreinander)。[17]

   这一“公私二元”的理念能够接续中国传统,并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发展的逻辑转变,而且其所要实现的“公”一方面具有“社会主义”的内涵,另一方面又能契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要求,因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范体现。近代以来,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这种“公私二元”如何实现,这就需要回到“八二宪法”围绕这一结构所建立的规范体系中。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意义上的“公”并非是对“个体自由”的简单强调,而是因为其“天下普遍性”具有内在的伦理性要求,“万民之私”也可用现代性的话语“人民”所取代:一方面,要正视个体私利冲突的存在,并在承认“个体自由”的基础上,要求实现“社会自由”或者说“万民之私”,《宪法》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便是典型体现,“社会自由”的实现在法规范层面上并非依靠“内圣”和社会道德的教化,而是通过“基本权利”的教义学建构,澄清个体基本权利的边界并使个体之间基本权利冲突的“权衡”得以具体化和精细化,其关键在于结合具体的基本权利对《宪法》第51条进行规范阐释;另一方面,在政治建构上,要通过特定的程序建构起“人民民主”的政治过程,在政治层面实现“万民之私”,首先是保证政治上的“人人参与”,其次是通过政治程序向“公意”靠拢。

   上述二者,实际上体现了宪法的二元特征,即法治国层面的规范属性和政治层面的民主属性,这与“人民”的双重代表结构——论证代表和政治代表[18]——相吻合,前者解决的是“正确性主张”,防范的是“公意”只有共同意志、而缺乏伦理性和正确性的弊端,后者解决的是政治正当性和政治决断的问题。围绕这二者,再加上《宪法》序言和总纲中围绕“人民”所设定的国家目标条款,构成了“公私二元”结构的三重体系:国家组织(政治建构)、基本权利和国家目标(如环境保护、生态文明),这三者均围绕“人民民主”目标的实现,但在规范层面构成了不同的侧面。这三者之间又具有内在的关系:基本权利既可以为政治过程中的国家建构服务,又具有规范和限定国家组织的作用(防止因公废私),并且可以间接对国家权力的配置产生影响;《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规定同样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共处设定了规范框架,而不仅仅是约束国家公权力;国家组织与国家目标之间互为犄角,良好有效的国家组织有助于国家目标的实现,国家目标的规范设定则促进国家组织的不断改进。

   (一)国家组织层面的民主建构:“公”的民主化

   现行宪法在国家组织体系中形成了以全国人大为核心的组织体系,以此区分于西方的“三权分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进入宪法正文之后,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种国家组织法上的“二元结构”,[19]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二元代表结构的体现。“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具有引领性和先进性,与人民之间具有事实上的直接联系,“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以全国人大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则是人民民主的规范体现,通过宪法建立起人民民主-国家权力的规范表达机制。“中国共产党领导”进入宪法正文,意味着“党的领导”和“国家组织”在宪法层面结合到一起,实现了从“党政分开”向“党政一体”的转变,但“党政分工”仍然存在。如果从广义的“政治系统”的角度来说,“党的领导”实际上一直存在于我国的政治系统当中,属于卢曼所言“政治系统”的一环。“中国共产党-全国人大”的二元结构构成了政治系统运行的基础,形成了人民民主在事实层面和规范层面的联结和互动,并构成了“公意”或者政治统一意志的形成机制。二者之间具有互补性和内在制约性。互补性表现在人民意志的事实表达需要通过程序、决定加以规范化(使之具有稳定的规范预期),而人民意志的规范表达则需要通过一种与人民的直接联系机制源源不断地发现“公意”并保证其内容的正当性。

   “党的领导”解决的是政治系统中权力运作、政治意志形成和有效治理问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则通过立法、决议等法定方式将党的意志-人民意志转换为国家意志并使之规范化,这体现了二者的“分工”。在事实层面,“中国共产党”通过层层叠叠的组织化以及与群众联系的各种机制实现对民意的发掘,并通过党内和社会层面的思想建设实现对“民意”的引导和引领,辅以突破常规官僚体制的政治决断和运动机制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20]然而,这种政党引导的非规范层面的机制如果将之放大,则可能会危及独立的法律系统并引发国家治理的无序,因而需要将党的意志通过法定程序转换为国家意志,使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适度分开,形成一种规范化的国家组织结构。彭真曾指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并不是不要党的领导。做人大常委会工作的,要时刻注意党的领导,我们要贯彻的不是个人意见,而是中共中央的意见,是党的意见。党的意见经过最高权力机关审议通过,变成国家的法律、决定;否则,只是党的主张”。[21]董必武也认为,“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正确关系应当是:(一)对政权机关工作的性质和方向应给予确定的指示;(二)通过政权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实施党的政策,并对它的活动实施监督;(三)挑选和提拔忠诚而有能力的干部(党或非党的)到政权机关中去工作”。[22]

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也有清晰的解读,“坚持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我们必须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国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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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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