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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育:从未被清算与反思的思想:日本对外战争的“国家达尔文主义”逻辑”

更新时间:2018-09-18 22:26:34
作者: 韩东育  

  

   从1592年到1945年,日本在东亚地区发动了数次战争。由于这些战争时跨前近代和近现代,加之我们已惯常于以时代性质来判断战争性质,因此,虽说对每次战争原因的分头探索和个案讨论均不乏仔细,但战争之间所固有的内在连续性,也不时被人为划定的时代独立性所切断。当每个研究结论的相加之和并不等值于历史本身、甚至与历史文脉龃龉横生时,一个综合而连贯的观察视角,或许能给相关研究工作提供某种有意义的启示。尤其在东亚局势风云再起和区域走势扑朔迷离的今天,钩沉战争与战争之间的事实与逻辑隐情,亦将有助于人们对东亚问题的整体认知和规律性把握。

  

日本对战争理由的矛盾陈述

  

   让日本一气跃居东亚舞台中心的历史性事件,莫过于“甲午战争”(1894—1895)和“日俄战争”(1904—1905)。由于这两次对外军事行动不仅打败了亚洲第一大国,也打败了世界第一领土大国,因此,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这无疑已凝结成“大和民族”前所未有的“光荣”。然而,无论是当时的政界、军界、舆论界,还是后来的学术界,日本方面在谈及发动这两次战争的理由和根据时,均表述得矛盾重重,甚至自相抵消。“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这是常识。可当说到这场战争为什么会因朝鲜而起时,人们却很难从日方关于战争动机及其最直接诱因的“史实”陈述中,找出一般性共识。通常说来,“征韩论”之始作俑者,是明治维新的早期元勋西乡隆盛(1828—1877)。通行于教科书层面的结论说,西乡的“征韩”(1873)名目,缘于明治政府对朝鲜继续“锁国”、不与交通甚至仇视日本等政策的不满。而进一步的“逻辑”还被表述为:如果朝鲜不开国,日本不但无法以近邻联盟的方式来共同抵御西方,甚至连本国的独立状态亦无法确保。可结果却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是“征韩派”(又称“外征派”)的下野和“内治派”的胜出。而内治派标榜日本应按照西方的模式实行内部近代化改革而不是对外扩张。持这一观点者,有岩仓具视(1825—1883)、大久保利通(1830—1878)和木户孝允(1833—1877)等人。然而,明治政府时过不久的对朝武装行动,却不仅令人错愕,还使“内治论”的标榜者们迅速走向了自己的反面。1875年,反对西乡“征韩论”的大久保和木户等人,为了敦促朝鲜“开国”(这本是西乡当年主张征韩的堂皇理由之一),竟以炮舰相逼,在通过《江华条约》(1876)达成朝鲜开国目的的同时,还将当年美国人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条款,依样画瓢般地压给了朝鲜。可这样一来,西乡的下野原因与朝鲜的被迫开国之间,俨然已构成了某种反讽。而且江华岛事件后西乡写给友人的信笺还一度让人感到,西乡似乎并不比大久保等人更像“征韩论”者。然而,问题显然并非如此简单。人们注意到,下野后与政府分庭抗礼并引发“西南战争”的西乡隆盛,在死后第12年的1889年,竟被明治天皇以所谓“大赦”的方式和“大政复古大功臣”的理由恢复了名誉,并再封为“正三位”。明治政府这一戏剧般的转变,很可能是出于天皇本人的意志。黑龙会所辑《东亚先觉志士记传》称,早年,明治天皇曾对西乡有过“适当处置韩国问题”的面谕,甚至还有“委任汝总典韩国事”的授命。1873年西乡拟亲为赴韩使节并准备不惜武力、敦促朝鲜“开国”的决定,虽不能说是在贯彻天皇的命令,但倘无最高权威的默许甚至支持,西乡的“征韩”态度显然不可能如此执著甚至顽固。所以有学者指出,称西乡的主张与天皇的“征韩”意志全无关联,反而与史实不符。这种说法,在有助于解开“征韩派”与“内治派”殊途同归“谜团”的同时,还给研究者留下了进一步追问的余地:如果天皇的意志是这种合流的终极原因,那么天皇何以会形成如此意志?

   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败北,使日本觊觎朝鲜的传统阻碍力量,被明治兵舰首次逼退。但“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中俄国的积极表现,却招来了日本的深深怨恨。这不但因为俄国危及了与日本人“主权线”相依存的“利益线”——朝鲜,还在于其干涉还辽行动把甲午战争后划归日本的辽东权益转移到自己手中。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胜利。这意味着,清朝以外能够妨碍日本在朝权益的另一个大国,从此也不再构成妨碍。而正在此时,日本保护朝鲜“独立”的真实目的,才首次和盘托出。1910年8月22日,随着《日韩合并条约》的签署,日本以外的国家再行干预朝鲜的可能性,暂且化为乌有;而韩国皇帝也从此被明治天皇降格册封为“李王”。问题是,朝鲜为什么会被日本强征为自己的“利益线”?其册封韩皇的行为,又究竟根植于怎样的历史逻辑和文脉?

   日本此前为独占朝鲜与俄国缔结的“满韩交换”协议,不但不表明日本对“满洲”无所关心,相反,朝鲜问题解决后的下一个征服目标,恰恰就是“满洲”。日本对俄国的这一权宜策略,早就被美国人冷眼窥破;而日本对俄战争的胜利,也刚好给日本独占下一个目标——“满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不仅如此,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日本,还在1915年向北洋政府提出了足以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虽然大隈内阁的无理要求不可能获得实现,但“日俄战争”后日本的一连串举动,却把它的更大欲望对象,昭然于天下。为此,它采取了一系列外交手段,诸如出兵西伯利亚(1918—1922)、加入“国际联盟”(1920)、与英美法组成“四国同盟”(1921)等。但是,日本对中国日益增大的欲望,也进一步招致了欧美国家的侧目。美国在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所召集的“华盛顿会议”上,首次系统地推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条约》。条约中,美国明确提出了对华政策新原则,即“门户开放、领土保全”。由于日本有意将中国本土解释为长城以南地区,于是,日本对“保全领土”原则的认可便意味着既可拥有“满蒙特殊权益”,亦没有违背国际公约。换言之,日本接受《九国条约》的一个前提是撤回“二十一条”的核心条款——这似乎表明了日本对“中国本土”的不干涉态度和对欧美压力的屈从,加之日本的牵强解释也未能从根本上损害欧美各国的在华利益,于是,列强间的势力均衡,便最终以中国利益的巨大牺牲而终结。然而,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所发动的、有苏联顾问参与的北伐战争,却开始令日本坐卧不安。因为这意味着,其垂涎已久的“满洲”权益,可能会因为蒋介石的行动和苏俄的介入而化为泡影。为了给“满洲”乃至整个中国问题定调,1927年6月,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了会议,即所谓“东方会议”。然而后来发生的“山东出兵”(1928)、“皇姑屯事件”(1928)、“九一八事变”(1931)以及“关东军”五个月占领东北全境并拥立溥仪建立所谓“满洲国”(1932)等事件,却反而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日本国内上自天皇、下到内阁,已悉数被“军部”和“关东军”的“独走”行为所劫持,正因为如此,才不得不对“既定事实”予以默认。可当这种“不得已”的表白一经被国际联盟派遣的“李顿调查团”所戳穿,当“满洲国”的主权属于中国的看法已在国际联盟和美国那里成为共识时,特别当关东军于1933年2月23日侵占热河、向国际联盟故意示威时,日本政府在2月24日退出国联,便具有了事实和逻辑上的双重不可逆性。昭和十年(1935)以来日本政府和军队的一系列行动,还意味着,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问题在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为什么也像对朝鲜一样被视若当然?石原莞尔凭什么会提出“满蒙乃日本生命线”这一仿佛是“自明”的命题?为什么在《昭和天皇独白录》中,“日本对中国的一次次侵略,被描述成一件件平平常常、自自然然的事”?为什么“日本在华的任何动作,只要不引起英美的干涉,不触发与英美的冲突,就不必有丝毫顾忌”?

   在高度复杂的现代国际局势中,日本行动依据的自我矛盾处比起近代来,无疑更加突出。它一面令人动容地倡导“东洋一家”、“东亚解放”和“共存共荣”,一面又毫无愧色地侵入疆土、杀人父兄、毁人宗庙;它可以与英国蜜月热恋,亦可以适时解除“英日联盟”;它能够为遏制共产主义苏联而参加“四国同盟”,也能做到与苏联签署“日苏中立条约”;它可以宣称“世界和平”而加入“国际联盟”,也能做到瞬间“脱退”……可是,无论日本怎样一日三变,有一个不易察觉的连贯性却未曾发生过改变。人们注意到,内田康哉外相为了使“满洲国”得到国际承认,曾发表过不惜举国焦土的“焦土外交演说”(1932年8月);松冈洋右外相为了使日本独占“满洲国”而不惜退出国联一事,曾被日本民众视为“壮举”,其本人亦一度成为“国民英雄”之象征(1933年2月24日);至于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为垄断中国利益而发表的“天羽声明”,还以“维持东亚和平秩序”乃日本之“使命”的“豪迈气概”,提出了极力反对国际社会对华援助的“亚洲门罗主义”(1934年4月17日);而将上述趋势推向逻辑终点的东条英机,则高调地喊出“亚洲民族解放”和“大东亚共荣圈”等口号(1942年1月),甚至不惜“举国玉碎”,实施最后一搏。所有这些,都极为传神地记录了日本这一不曾变奏的连贯音阶,也逐步清晰地勾勒出音阶的起伏流向和萦绕范围。这意味着,对于日本在现代国际局势中的无数即时反应,恐怕已无法再以一连串杂乱无章的偶然性堆积来理解和对待;而一个更长时段和更大背景的探讨,或许才有助于人们触及事情的本来脉络,并从中发现相应的规律。

  

规定明治、昭和走向的“执拗低音”

  

   1868年1月15日,明治天皇宣布了他的“发扬国威”意旨:“宜大力充实军备,光耀国威于海外万国,以应答祖宗先帝之神灵!3月14日,明治天皇再度发表了他的“海外雄飞”大略:“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不问一身艰难,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而从1926年裕仁天皇即位后所颁布的一系列“诏敕”看,昭和的主张显然延续了明治意志,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朕赖皇祖皇宗之威灵,继承万世一系之皇位,总揽帝国统治之大权,以行践祚仪式。率由旧章,聿修先德,庶几无坠祖宗之遗绪。惟以皇祖考叡圣文武之资,恢弘天业。内敷文教,外耀武功,颁千载不灭之宪章,固万邦无比之国体……(今当)明徵皇祖考之遗训,继述丕承皇考之遗志……”;“尔臣民宜骋思神武天皇之创业,使皇图宏远,念皇谟之雄深,和衷戮力,日益发挥国体之精华,致力克服时艰,以助国威昂扬,以对祖宗神灵”;“宣扬大义于八纮,以坤舆为一宇,实乃皇祖皇宗之大训”。1932年1月8日,昭和天皇还以日本最高统帅的身份,表彰了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之“功绩”:“宣扬皇军威武于中外,朕深嘉其忠烈。汝将士宜复坚忍自重,以此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朕厚有望焉!”在上述“诏敕”中,有这样几个共同点值得关注:一是指向性或曰目标性十分明确,即明治与昭和均以“海外雄飞”和“宇内扬威”为职志。其中,明治所奉行的“大日本主义”和昭和着力实践的“大东亚主义”,名异而实同。二是连续性或曰超时代性特征非常明显,两者都继承了千百年来的“列祖伟业”和“先朝宏谟”,时代的变化和当下的妨碍,在祖训之“定量”面前只是“变量”,而且是可以藐视的“变量”。三是执著性或曰目的单一性。为了实现锁定的目标,日本需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排除一切外来的干扰,然后专注目标,为此甚至举国玉碎亦在所不惜。这些特征,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明治和昭和天皇为什么分别成为“甲午战争”和“侵华战争”的发动者或追认者,即使在这一过程当中他们也曾有过看似“消极被动”实则“怯于冒险”的情绪性波动。

实际上,“八纮一宇”能够成为日本政要思想与行动的自明前提,与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壬辰倭乱”及其败退记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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