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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凯旋:“我们就是人民”——观念与东欧转型

更新时间:2018-09-18 21:16:47
作者: 景凯旋 (进入专栏)  
即使西德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英国的保守党都支持政府在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工业国有化,发展福利国家。东欧国家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受到的损害最为严重,经历了世界大战之后,一代人仍然保有贫穷、失业和饥饿的记忆。战争结束后几个月,匈牙利影院播放了一部雅尔塔会议的新闻片,当看到罗斯福对斯大林讲话时,影院里的观众高喊:“管好你自己的事!”在波兰,孩子们在大街上对着苏联士兵喊叫:“请关怀我!” 经历过长期的外来强权欺凌,东欧人普遍具有一种解放情结。他们对民族、阶级的平等充满正义的渴望,同时却缺乏对自由的真正理解,这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受法国的浪漫主义影响,而不是受英国的经验主义影响,因而将新社会的来临看作是人类的曙光,充满激情地抛弃了西方的民主制度。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战后东欧各个党派组成的民族阵线都主张工业国有化,如保加利亚的“火炬”集团就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指导使保加利亚现代化”, 这一纲领与保共是一致的。有的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甚至比共产党还要激进,如捷克左翼社会党甚至主张由工人直接控制企业。 既然所有阶层、所有党派都支持社会主义的平等主张,支持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不同党派之间的分歧只是多党制与一党制之争。一般来说,东欧各国建立一党制的过程大同小异,先是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接着清洗联合政府中的非党人士,然后从政治生活中摒除所有其他党派,最后建立起一党统治。

   在建立一党制的过程中,东欧各国全都是采用了民主投票的程序。1945年的选举中,保共控制的“祖国阵线”获得88%的选票。1947年的议会选举,波共领导的“民主派集团”获得80%的选票。匈共领导的“人民阵线”在1947年获得22%的选票,在1949年则赢得了95﹒6%的选票。在南斯拉夫,则是一开始就由南共主导国家重建,当时绝大多数民众都拥护南共。在1945年的大选中,捷共获得38%的选票,1948年的“二月革命”,捷共在250万工人总罢工的支持下,逼迫其他党派退出政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作家昆德拉写道,当时“既没有流血也没有暴力,而是得到半个民族的欢呼致意。”

   这次政变也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支持,剧作家帕维尔·科胡特回忆道,当时二十岁的他在广场上看到哥特瓦尔德站在主席台上,激动地写下一首颂歌:“鲜花盛开的五月,/远处古堡的上方/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真理战胜一切!’/工人阶级的话光芒四射!/工人的真理战胜一切!/我们走向辉煌的未来。” 对此,作家克里玛解释道:

   他们通过将乌托邦景象和煽动性的许诺相结合,也通过诉诸普通市民关于社会的秩序和正义组织的观念,而获得了声望。对于陷入暗淡的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来说,他们提供了一个伟大的理想,而且还提供了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他把人们从不得不自己做出决定或不得不承担责任和风险的重负中解救出来,并且领导人们朝着一个赋予他们生活以意义的目标前进。

   可以说,正是新政权的社会平等主张吸引了整个社会和所有民族,使得民众相信,通过当政者无私的服务,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下,从此可以实现社会的普遍平等。正如托克维尔早已揭示的,在法国革命中,对平等的追求使民众站在自由的对立面,无视政权摧毁与自由相悖的许多制度、思想和习惯。“在他们的理想社会中,只承认人民,没有其他贵族,除了公务员贵族;只有一个唯一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由它领导国家,保护个人。” 显然,二战后东欧各国的群众心理同样也是如此,大多数人愿意放弃个人自由去实现社会平等,并把自己奉献于这个伟大的事业。

   对于捷克人来说,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的儿子、时任外交部长的扬·马萨里克的死亡仍然引起了他们的哀悼,他和他的父亲曾代表着一个很有希望的时期。扬·马萨里克死于1948年3月10日,他是跳窗自杀还是被人从窗口抛下去,这在后来一直都存在争议,但他的死却无疑标志着一战后的捷克及东欧其他一些自由主义政府的终结,代之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从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所有东欧国家都按照苏联模式,没收资本家和旧官僚的财产,对工业、银行和私人保险公司全部实行国有化,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把富农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并鼓励他们建立农业合作社。自1948年底至1950年,东欧各国工业国有化比重分别是:东德76%,匈牙利81%,波兰92%,罗马尼亚95%,保加利亚95%,捷克斯洛伐克96%,阿尔巴尼亚97%,南斯拉夫甚至高达100%。中央集权的政府完全控制了国家的经济生活,指令性经济和五年计划很快就恢复了战后经济,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新政府的确践行了社会平等的承诺,大批工人被提拔为官员,从前的官员则变成工人。如在1951年,捷克有近八万旧政府雇员被赶出政府部门,安排到工厂当工人。在工资收入上,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差别并不大。到六十年代初,捷克斯洛伐克的收入分配是最平等的一个国家。 在匈牙利,一半以上的各级官员是从前的工人、农民,普通官员的工资仅比技术工人高12%。在波兰,许多工人的工资甚至比知识分子要高。

   在东欧各国,社会平等的诉求早已深入人心,充分就业、廉价商品、免费教育、公费医疗都被视作理所当然。工农子女有了更多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在波兰,工农出身的学生占比由1946年的11%上升到1950年的63%,而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则由1936年的35﹒5%下降至1960年的1﹒2%。 在匈牙利,工农子弟占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65%和55%。 捷克工人子女的比例从1938年的10%上升到1956年的31%,到1963年更是接近40%。此外,男女平等也得到了实现,妇女进入了所有的职业领域,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例,从1950年到1970年,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从54%上升到85%,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有46%是女性。

   正如克里玛所指出:“早期阶段的极权主义制度在很多方面是令人钦佩的:它的果断、它的明确纲领以及处理问题的能力。这些问题是一个民主制度因其特性而无法以那种方式解决的。” 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在完全平等的名义下,通过强迫的方式来实行的。如波兰在1952年逮捕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因为他们不愿向国家上交粮食。捷克斯洛伐克将反对农业集体化的农民戴上富农帽子,仅斯洛伐克就有2400农民被判处反国家罪,瓦楚里克的小说《斧子》即描写了集体化对乡村传统价值与亲情关系的摧毁。罗马尼亚在1949年有3000地主被驱离故土, 有八万农民因反对集体化被捕。 在匈牙利,一大批旧官员、工厂主、银行家以及富裕的律师、职员、医生等被没收财产。1951年,布达佩斯有5893个家庭被勒令限期搬迁出首都。富农则成为农村的打击对象,备受歧视,对那些不愿意加入合作社的农民,当局随意殴打和罚款。 1948年至1953年,匈牙利全国就有四十万农民因不愿交公粮而被逮捕,八十万农民被罚款。

   五十年代初,东欧各国政权都赞同这样的理论,即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后,阶级斗争仍在日益尖锐化。捷共领导人斯兰斯基就曾强调:“发现我们中间的敌人,因为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 这个理论先是用来清洗非党人士,反集体化的农民与投机倒把的小商小贩,坚持自由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后来又用来清洗党内反对派。如捷克的斯兰斯基和胡萨克、波兰的哥穆尔卡、匈牙利的拉伊克和卡达尔、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罗马尼亚的巴特拉斯卡努、卢卡和特奥哈里、阿尔巴尼亚的多德捷、南斯拉夫的吉拉斯等,尽管缺乏任何证据,这些人或者被处死,或者遭到长期监禁。当然,受害者中绝大多数还是一般民众,对他们的清洗并没有举行公审,有的甚至没有经过司法程序。

   执政党控制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所有领域,议会虽然给其他党派保留部分席位,但却是橡皮图章,国家权力掌握在党和政府手上。为了全面摧毁民间社会,成立了由国家控制的工会、青年组织、妇女组织和作家协会等群众团体,将全体国民纳入一个划一的社会。同时,实行强制性的劳动组织和义务劳动,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是建立“劳动营”,波兰是建立“为波兰服务”组织,每年六个月义务劳动。政府还不断增加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定额,降低实际工资,强化劳动纪律,同时经常宣传劳动模范,供全社会仿效。 东德的电台则宣称:“有必要在每一件事情、每一个计划、每一个部门讨论党的路线并在日常工作中执行它。”凡是对生活感到不满的人,都会被视作是反对政府而遭到威胁和镇压。

   事实表明,由于实现平等的途径往往需要通过政府的力量,因此在平等的名义下,这个制度建立的只能是一个限制自由而不是限制权力的政权。

   那些领导了这场革命的人告诉人们,他们与大多数人民的理想是一致的,目的是实现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事实上,对于多数东欧民众来说,他们对自由的理解就像法国大革命中的民众一样,“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 换言之,他们并不拒绝自己当国家的主人。可他们没有意识到,自由实际上与社会地位和物质利益无关,它本身就是幸福,正如托维克尔所说:“谁在自由中寻找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如今东欧民众终于明白,原来劳动就是自由,就是光荣。

  

  

   在东欧剧变之后,英国历史学家福凯斯曾总结东欧国家的八个特征:苏联模式,意识形态控制,一党统治,没有法治,国家控制经济活动,实行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忽视消费,产生了一个新的特权阶级。

   在历史的意义上,这些国家正在实现法国革命开始的理想,即“财产公有制、劳动权利、绝对平等、一切事物的划一、一切个人活动的刻板安排、一切由上级规定的专制制度和公民个性完全并入社会整体。” 新制度建立的中央集权似乎缩小了阶级差别,扩大了社会平等,但却比任何旧制度都更不自由。它所建立的是一个如托克维尔所称的“人人彼此想像、地位平等”的一致性社会。在这个人人相似并依附国家的社会里,社会主要矛盾不再是表现在社会各阶层之间,而是表现在权力者与无权者之间。

   事实上,没有自由也就意味着没有真正的平等,平均主义并没有产生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反而产生了德吉拉斯所说的一个“新阶级”,他们“把国家资产当作它自己的财产,把‘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变成了一句空话。新阶级害怕动摇极权权威会动摇其[财产]占有。所以新阶级以维护‘社会主义’所有制为名,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 那些高级官员享受着特供商店、特殊医疗服务、休假胜地、高级住宅和别墅,子女有优先受最好教育的保证等。正如英国学者福凯斯所说:“他们不但要保住自己的地位,而且要把他们的特权传给子孙后代。” 一位匈牙利高级官员也在回忆录中自嘲地说,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生活在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 而一位波兰官方作家则于1987年在党刊《新道路》上公开承认:“四十年的社会主义既没有消灭人对人的剥削,也没有实现社会公正。”

国家不仅垄断了经济,而且还垄断了权力和思想。这种总体性的社会垄断再次证明了托克维尔的结论,中央集权的国家是最难产生自由法治的国家。当一个政府全面控制社会,甚至消灭社会之后,法律也就成了一纸空文,无视法律的事屡见不鲜。另一方面,随着全社会各阶层地位的平等化,自由的欲求必然会渐渐显露出来,因为从十九世纪至今,东欧各国人民毕竟是享受过自由或知道过自由而后又丧失自由的。克里玛曾写道,极权的根本原则就是思想统一,压制精神活动,“它不但一定会跟许多个人的需求发生冲突,而且也跟整个社会的需求发生冲突。” 就此而言,计划经济的弊病还不在于其低效率,而是在于其缺乏劳动的自由。最初看上去曾充满生气的体制,如今却变成压制自由的体制,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活动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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