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瞿骏:“现代中国”的常识建构:清末民初“读本”中的现代国家观念普及

更新时间:2018-09-13 23:35:25
作者: 瞿骏  
因有“世界”观念而有世界公理和世界公例,公理与公例是一套无须经过证明即有其正当性的一套言说,由公理、公例为起点,既然泰西诸国依照这些准则来破除迷信,讲求卫生,强调公德,那么这些准则就都成为了趋新人士所提倡的强势话语,通过日复一日地讲述、宣扬和选读渐渐沉淀在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

   第二,是时传统天下观念里的人类意识与“世界”观念中的普遍文明观相结合,在强调富国强兵的同时,亦常试图以人类主义的普遍性来消解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催生了中国人要做“大国民”的意识。

   1905年出版的《国民必读》已在说:“日本人有言,大英雄不如大国民,真是有味之言。大国民三个字不是论国的大小。必须有作大国民的资格,若没有国民的资格,那国虽然大,只好算大国之民,却不能叫做大国民。那国民的资格从何造成呢?必须要受教育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民读本》则提出:“文明之民尤重人道,是以能爱己又能爱人,虽外国人犹同胞也。盖国家权利之争有内外,而人道则无内外”。

   第三,普遍文明观又会与流行的进化观念相结合,从而让新的“世界”观念中产生了一套对各类国家和人种的等级化想象。这套想象形成了以富强和文明为区隔的另一种“夷夏之辩”,。在这种“夷夏之辨”里,欧美国家及其人物作为富强代表和文明标杆大量出现在读本中。

   《中华共和国民读本》就特别辟出六课的篇幅讲解法兰西共和国、美利坚共和国、法美政治之异同,美国各州之组织,这一篇幅的量占到了《中华共和国民读本》上册的五分之一强。商务版的《共和国民读本》的广告页上则赫然有《法美宪法正文》、《世界共和国政要》与《美国共和政鍳》等书来作为新建民国的效仿对象与指路明灯。又有一篇题为《十九世纪之文明记》的读本里的文章则可能是一个清末民初思想界大面积“变夷为夏”的典型例证:

   欧洲各国进步速率必较他国易达,其脑筋转捩实有特别之灵动在也。不然同一文学耳,十九世纪何以有写盾的与法人嚣俄,英人丹尼孙及氏庚、德人哥的耶。同一史学耳,十九世纪何以有德人兰陔、英人弗里孟耶、同一哲学耳,十九世纪何以有德人康德及非希的、黑智尔、秀彭化、英人斯宾塞耶。同一科学耳,十九世纪何以有德人麦耶之势力不灭论、英人达尔文之进化论耶。嘻,文明至此可谓达于极点矣。而孰知器械之新发明者有福尔顿之汽船焉,有斯梯芬之汽车焉,有沙米林及高斯之电信焉。其余自显微镜、望远镜、写真术外,概电话、电灯、电车、无线电信、炮火、军舰诸术,更能出奇制胜以竞争于一时。盖武功息而文化开,民智启而物理出。观于千八八三年之三国同盟,千八九五年之两国联合已可得其大概矣。况千八九九年万国和平会更别树一帜于地球之上哉。今也环球交通日新月异,十九世纪之历史诚不能不为欧洲留纪念也。

   第四,因另一种“夷夏之辨”产生而让时人产生了一个普遍焦虑即中国是否有资格包含在“世界”之内?

   比如读本中说到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政策,就会指出这是因为“广民族而张国权”由此“殖民之说流行”。但沉痛的是像美国华工等“供人奴仆者皆我华人耳”。不过文章到最后,作者又不免遐想中国何时能够同列强一样去分享占有殖民地。一些读本谈人种知识时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作者一面希望南美红种、澳洲棕种、非洲黑种能与亚洲黄种、欧洲白种同化,如此则“文明之进步不难”,退而求其次则要求“亚洲之黄种与欧洲之白种同化,使“天演之界说悉泯”。但其笔锋一转又固执地认为“三种固不如黄白,而黄种又不如白。”

   在这些论述中明显表现出究竟“世界包不包括中国”这一问题在时人看来是一个尴尬但又不得不去经常面对的重大问题。

  

20世纪20年代读本中的国家与世界

  

   20世纪20年代中叶是所谓“转型时代”的结束时期,在这个时段里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已有不少学者作出了出色研究。不过就政治文化常识建构而言尚留有一定的讨论空间。若能以当时出版的读本来与清末民初的读本中的国家与世界观念作一些比较,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由读本带来的现代国家观念和世界观念有更大的帮助,先来看国家观念。

   在清末民初的国家观念里,当国家与朝廷相分离,则新的政治主体——国民或曰人民、民人也随之产生。普遍化、一致化的“国民”极大动摇了传统时代即使是普通中国人也认同的价值认知即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排序。1896年梁启超已在说农有农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士,兵有兵之士。中国不如欧西列强正是因为“有四者之名,无士之实”。而那些矧于士而不士,聚千百贴括、卷折、考据、词章之辈”则是“于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见,于万国形势,懵然未有所闻者,而欲与之共天下,任庶官,行新政,御外侮,其可得乎”?1903年马相伯则从中西读书人的比较中看出了“士大夫”的大劣势:

   士大夫束发入塾,即为无业游民,不复于工艺有所措意,以致器日苦窳,商业大衰,而利权遂为外洋所夺。不知外人虽贵为天子,亦下执工业,陶冶斤斵,皆躬为之,非特大彼得之入船厂而已。中国古时士人尚执贱业,如嵇康好锻诸事,史传往往言之。唐宋以后,兹事遂希,亦可见世风之变矣。

   前引《国民必读》中也特别指出:

   人但能尽了自己的责任,就算不枉为一个人。但就我们为民的说,比如士农工商,任人去作,只要能尽了自己的职任,于社会就大有益处。古时四民之中最重士,把农工商却看作下等,到文明益进,分业愈多,无论何种职业,全是缺一不可的。

   在1912年会文堂出版的一本《中等新论说文范》中有一篇《论士人宜重视实业》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先将实业悬为国家富强的大标准,由此士农工商“合一”的思路就蕴含在其行文逻辑之内:

   实业者,生计之母也。古者伊尹农耕于莘,傅说业工筑于野,胶鬲业商,贩鱼盐于市,以实业为生计。名士优为之。不谓中古以降,士与农工商分途。士不能为农工商,而反仰给于农工商,犹且强为之解曰士贵名也,农工商贱役也。呜呼,自此说出,而士不知有生计,反举农工商之生计而俱困矣。夫实业不一端,而农工商为最大。农有农学,工有工学,商有商学,士即以农工商诸学为学者也。故穷而在下,固然以农工商为学业而自谋生计,达而在上且以农工商之学业为提倡而共谋生计。士之生计即此农工商之生计也,而为农工商者之不皆称士,则以学不学之别耳。今其言曰,士自为士,农工商自为农工商,则士直一无业之游民,穷不能自谋生计,达亦不能与农工商共谋生计。农工商未得士之益,反而分其力以豢士。其有不因而俱困者耶。顾或犹为之说曰,士亦有专职在。官也、师也,士之职也。

   呜呼,以是等不学无术之伪士人,而令其为官,为师,故实业不兴,生计益蹙,民日穷,财日匮,一至于此。今试问欧西各国之政府有如我顽钝无耻之官吏乎?又试问欧西各国之学校有如我滥竽充数之教师乎?彼自文明,我日鄙塞,奚惑乎?彼富而我贫,彼强而我弱也。为今计,当政治革新之始,亟宜举士农工商之途而一之。士之学即农工商之学也,明农工商学乃足以为士。此制一行将必有农业家、工业家、商业家出现于吾国,为民族提倡,夫而后实业与生计盛,而富而强,堂堂中国庶不出欧西各国下。

   在这篇文章的页眉和最后有不少评点更清晰地表达出当时读本创作者的心态,如说“(士农工商)硬分出贵贱来吾实不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吾国士人皆游民耳,朝思做官,暮思赚钱,自鄙至此,吾甚羞之”;“言之沉痛”、“清快绝伦”、“百度更新当以此为入手”;“四民分途是吾国宿鄙”等等。

   这种“四民平等”的逻辑到五四时期又有一个大发展。李大钊说:“我们应该在世界上做一个工人”;蔡元培则说“劳工神圣”;施存统更说:“我很惭愧,我还不是一个工人”。

   这类读书人自我贬抑的思潮造成了工人及其它各种劳力者在20世纪20年代的读本言说中地位迅速上升。

   如一本1923年出版的《平民教育课本》中就说:“百物都是由农工创造出来的,假使无农工,食就没有谷米,居就没有房屋,行就没有舟车,用就没有器具,无论何人简直不能活命,故应当尊重农工,早几年前社会上一般人多有轻视这些穿短衣打赤脚穿草鞋的,农工们自己也以为业贱利微,自低身价,真是大错特错了!”另一本1924年出版的《平民读本》也说农人、工人及其余用气力的劳动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劳工”。1927年出版的《成人读本》里则说“农人、工人都是最尊贵的人,因为没有农人、工人,人人都没有饭吃了”。甚至在一则关于农人和商人对话的故事里,一个极其成功的商人也觉得自己的职业“不可尊贵”,想改业成为农民。

   不过虽然工农地位在言说中有所上升,但事实上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又可能相当的糟,这样的反差导致了当时读本中经常发出这样的疑问:

   衣是我们工人做的,田是我们的弟兄农夫种的,房屋是我们工人构造的,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享用权。到现在,我们工人农人,只落得啼饥号寒,不费气力的资本家和地主,他们却是锦衣玉食,并有高楼大厦,贮藏着娇妻美妾。

   人们的衣食住,无一椿不是由农工们创造出来的,但是这些耕田做工的同胞反倒没有好衣穿,没有饱饭吃,没有大房子住,真是太不平等呵。

   士农工商四种人,有的富,有的穷,不管是富还是穷,父母生来本相同,耳目口鼻都一样,都有手与脚,都有肚与胸,为什么要分富和穷。

   四民平等观的普及和现实中平等不可得的反差势必需求一种合理的解释,在寻求解释的过程中阶级观念就顺理成章地被引入了当时的读本编写,将前述那些似乎不可解的反差解释为:正因为有阶级压迫存在,平等才不可得,所以要“打破阶级,一律平等”。而阶级观念一旦被引入,贫富间的对立和冲突就变得越发不可调和。

   有读本就说“犬可以守夜,牛可以耕田,马可以荷物。难道人可以不做事吗?凡是不劳而食的,真比犬和牛马还不如了,这就是社会上的寄生虫”。又有读本说“命运是压迫阶级的迷药,一班流氓也用他来骗饭吃,我们不要听天由命,我们要打倒压迫阶级,救我们自己”。更有读本说“富人的黑心,炉中的黑炭,两者相比一样黑。”

   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中叶的读本里因有阶级观念的引入而使得清末民初具有普遍一致性的国民观被打破了,进而又让原本被抽象出来的至高无上的“国家”从单数变为了复数。换言之从那个时候起革命者有革命者的国家,反革命者有反革命者的国家;压迫阶级有压迫阶级的国家,被压迫阶级有被压迫阶级的国家。这些“国家”之间势不两立,水火不容,为了建立起革命者和被压迫阶级的国家,既有的那个国家被不断否定、丢弃、推翻乃至与牺牲。

   这就导致一面对民国建立有些读本依然是持肯定态度,说:“中国人民受专制几千年了,竟到辛亥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才把满清推倒,改建共和,这是一椿很可庆幸的事,所以每年十月十日,为国庆纪念日”。

   但另一方面读本中书写的民国历史几乎一无是处,毫无存在的合法性:

民国建设,十有三年。祸乱相寻,民生艰难。帝国主义,大肆猖狂。暗助军阀,战争绵延。乘机剥削,掠夺利权。二十一条,倭奴逞蛮。五九国耻,谁不心伤。袁氏称帝,西南传檄。国会解散,张勋复辟。民党护法,南北分立。五四运动,学生奋起。皖直战争,曹吴得利。亲日派倒,英美得意。奉直争斗,日美指使。徐世昌去,黎作傀儡。贿选成功,曹锟上台。直系四帅,吴齐冯王。摧残工会,囚杀工农。反直战争,日美内牵。冯军翻脸,奉张入关。曹吴败走,老殷又来。卖国固位,日坐后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2291.html
文章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公众号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