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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淼:质性研究方法本土化:反思与建构

——从方法论的“中心-边缘”困境谈起

更新时间:2018-09-06 10:09:34
作者: 李淼  
这些学者认为,质性研究方法传入我国时间较短,我国的质性研究方法发展尚不充分,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向英美学习、努力缩小差距。同时,过分强调和发掘所谓的本土方法会打磨掉方法论研究中的一致性和普遍性,不利于我国学界与西方同仁间的交流与对话。笔者认为,这种想法极大抑制了质性研究方法在我国的发展。它忽视了经验层面普遍存在的本土概念和地方知识,这不仅是对质性研究哲学观的背弃,更无法使我国学者在跨文化学术交流中掌握适当的话语权。其可能结果是本土质性研究者成为英美“中心”的盲目朝拜者,客观上加固了质性研究方法的“中心-边缘”格局。

   其二,关于质性研究方法的探讨难以提炼出本土概念,即方法无法本土化。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具体质性研究可以本土化,但方法的本土化似乎无从下手,难于操作。必须指出,方法的本土化与具体研究的本土化是在不同层次上展开的,前者关注认识论与本体论呈现出的思维特质(即认识论知识与本体论知识),后者旨在发掘嵌入具体情境中的实践知识。因此,质性研究方法的本土化就是一个探究和梳理本土认识论知识和本体论知识的过程。有学者会进一步质疑,中西思维模式虽有不同,但更有相似,难以勾勒出所谓中西有别的认识论与本体论知识。这些学者所说的“相似”可用“殊途同归”一词来概括,即西方思维与中国思维从不同的起点出发走向相似的终点。例如,作为西方哲学思想体系的“背叛者”,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中蕴含着与其他西方研究范式(如实证主义)相区别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与中国哲学思想之间存在着许多精妙的相似之处。但是,杜威哲学与儒家思想为“经验”(experience)和“个体性”(subjectivity)等概念赋予了不同的意涵。因此,这些“相似”实则意味着不完全相同。在本文中,笔者着重分析中西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不同和“不完全相同”之处,这并非是有意将中西思维对立起来,而是试图为世界质性研究方法的发展贡献一份属于我国学界的力量。

   再者,有学者试图消解与“本土”概念相关的种种张力,指出伴随着全球规模的人口流动和文化交融,东方-西方的文化分野正在消弭、何为“本土”有待商榷。[7](P.420)笔者却坚信,基于东、西方地域情境的文化特性非但不会消失,反而会在全球化时期对人类智识演进产生重大影响。鉴于英美研究方法在非英美情境中常会暴露出种种缺陷,中国学者应加入反对英美质性研究方法殖民化的阵营,批判地思考何种本土方法能够弥补和完善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基于英美单一地域文化的质性研究方法。

   以下,笔者仅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粗略分析质性研究方法可能从我国本土智识传统中汲取的营养。诚然,关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讨论是极为复杂的,因为何为本体以及人们对本体的认识是持续变化的、多维度和多方向的,本文受篇幅所限无法全面、深入地梳理其历史发展与当代嬗变。文中观点乃笔者一己浅见,期待能抛砖引玉,使更多学界同仁投入到质性研究方法本土化的讨论中来。

  

三、本体论与质性研究方法

  

   “本体”指社会世界中真实的存在,本体论探讨社会现象的本质、性质和形式及其与我们所知的“真实”之间的关系。100多年前,社会学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提出了“人类智力的三阶段”论,认为从神学(神学阶段)到超自然的抽象概念(形而上学阶段),再到科学知识(实证阶段)这条线性轨迹勾画出了人类认知外在事物模式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国本体论的演进也大致经历了这个过程:传统本体论将道德和人伦视为宇宙本体,以“天人合一”来解释关涉价值与应然的问题;在接受西方实证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近代本体论转向解释存在与实然问题,认为现象背后的实在即为本体,人们只能通过感知现象接近本体。[20]今天,社科学者已达成普遍共识:本体是客观的,但人们认识本体只能诉诸主观形式。[21]

   在决定“何为本体”这一关键问题上,行动者和物/自然环境分别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世界关注人在认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22]进而以人的认识方式和认识习惯来界定本体。谷伯和林肯认为,有四种范式主导着质性研究,即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建构主义和参与行动(participatory action)。[23]具体说来,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将人从外在限制因素中解脱出来,赋予了人解释世界、认识世界的能力,即认为人能通过对现象的观察来探知客观真理;建构主义和参与行为则相信,要理解和说明这个真实的世界只能以人的主观形式、在社会和历史的建构过程中完成。这四种范式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人的认识方式和认识习惯在理解和探究本体时的关键作用,并在此前提下将社会世界假想成静态的、边界分明的割裂群落,将稳定、不变化、局部与整体的同质性等视为理所当然的现实状态。与之相反,中国本体论思想极大地修正和提升了此种西方视域,将物/自然环境要素置于持续变动的格局中(即变化观),并纳入了人居于环境之中、人与环境相互影响和制约的视野(即整体观)。此种变化观和整体观使对本体的界定摆脱了西方式的静态、片面的假说,从而能够正视人在社会世界中的真实处境与应对策略。

   一方面,整个西方社会学思想体系一直依托于“静态乃常态”的思维传统,即稳定是最理想的状态、变化往往伴随着失范和无序。[24]相反,中国变化观将变化视为常态,孕育了“唯有变化才是永恒”和“变中求进”的思想精华,认为人们能够认识和驾驭千变万化的社会世界、并获得真理性认知。另一方面,西方思维模式从局部推知整体特征、采用点状聚焦的方法描述行动者和事件在有限时空中的孤立状态,正因如此,宏观结构要素与微观本体行动之间如何衔接和彼此观照(即“结构-能动性”之争)成为了一直困扰西方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既然本体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那么旨在认识本体的质性研究就应在绵延的时间维度和延展的空间维度上,采用“统筹全局”的思考方式追踪人类生活的动态过程。中国哲学的整体观恰恰提供了这种可能。

   回应前文提出的问题,行动者及其创造并受制约的社会事件(social events)共同塑造了人类对本体的认识,但是西方本体论和中国本体论有着不同的关注点。如上所述,西方本体论将行动者的认识方式和认识习惯纳入了对本体的探求过程之中,倡导以聚焦的方式观察局部现象和事件、进而推断和揭示整体过程特征的质性研究范式,如民族志和个案研究等。在此基础上,中国本体论将行动者与物/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事件,视为探求本体的重要路径,擅长运用动态的、整体化的思维模式追踪人类社会生活的鲜活轨迹,如我国人类学家赵旭东提出的“线索民族志”。具体说来,“线索民族志”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变化观和整体观,它将研究者从传统的“场所民族志”对其稳定不变的物理处所和思考模式中解脱出来,使研究者能够在变化的情境中、循着事件和问题发生的轨迹、动态地解决问题,而这些轨迹凝结了中国哲学思想为质性研究留下的宝贵遗产。[8](P.47)

   需要指出,线索民族志并未超越“过程方法”(processual approach)——致力于找寻因果关系。所谓的过程方法重新审视了个体、社会实体与社会事件之间的动态关系,[24]此方法认为:社会世界是由纷繁复杂、变化无常的社会事件构成的,个体行动者与宏观结构力量地位平等,它们都是由社会事件串所规定的模式和规律。这样,微观-宏观的断裂与分歧就被弥平了。由于社会事件的无常变化,整个社会世界也就必然处于持续变化之中,[25]这种过程本体论(processual ontology)强劲地挑战了古典社会学理论家们偏好的诸如“稳定”“秩序”“平衡”和“因果关系”等概念,它尤其反对当前社会科学研究极力推崇的实证主义因果决定论。“基于过去事件要素归纳的‘因果’机制并不能毫无疏漏地预测社会事件,在经验层面,道德判断和价值观也对社会事件施加着深刻影响”[24](P.x)。“生态”“时间”和“空间”等概念能够更细致地刻画处于持续变化之中的社会事件:“整个社会世界由变化着的生态构成,每个变化着的生态都是其他变化着的生态的‘强有力的外在力量’”[24](P.xi);“个体与社会实体在某一时刻(生态)中的彼此关系构成了与历时性同样重要的交互沟通,这些沟通粘合了某一特定社会事件的过去、现在和将来”[24](P.xi);“情境很重要,不仅经由时间,而且跨越空间”[24](P.xi)。然而,值得肯定的是,“线索民族志”吸收了中国的变化观和整体观思想、关注了时间演进问题,从而将静态因果转变为动态因果。此外,它将社会事件与行动者两个要素同时纳入了本体论视野。这些都不失为对西方质性研究方法的颠覆与突破。

   更进一步,呼应全球范围内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我国学者从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现实问题出发寻求理论与文化自觉。如目睹农民自发城市化与国家主导的城市化模式之间的对峙与调和,朱晓阳将“地势”(topography或morphology)视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个本体,提出了“地势民族志”。[26]这种提法将对行动者与社会事件之关联施加影响的人造物——“社会地位”和“地理形势”——纳入了对本体论的反思之中。行动者不是此类质性研究不得不阐释的核心,相反,其焦点是对行动者产生影响的“关系”(如社会阶层关系)和行动者置身于其中的“系统”(如风水实践)。在详细梳理不同历史时期民族志的具体表现形态后,王铭铭指出,20世纪90年代至今,民族志从与知识论的羁绊中摆脱了出来,开始重新关注地方知识,并试图超越人与物、自我与他者和文化与自然的诸多分化,建构对世界的解释。[27]由此,观念结构与经验实践之争在质性研究方法的一体两面——本体论与知识论——的不断翻转中被赋予了新的意涵。

  

四、认识论与质性研究方法


   认识论是把认识看作一个纯粹的哲学概念的理论反思,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西方哲学概念。中国传统哲学虽蕴含着对与人的认识相关的理论思考,但直到中国现代哲学呼吁重建认识论之时才有了对中国认识论的系统梳理。[28]西方认识论源于对人认识能力局限性的承认与希冀。受感官能力和认识对象性质的限制,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无法满足人漫无边际的求知热望。[25]但可贵之处在于,探求真理的愿望激励人去挑战和突破认识局限、推动着人类认识活动的不断进步。[29]

   就认识结构而言,西方传统社会科学主张:人是认识发生的主体,外在自然事物是客体,主体与客体之间是截然对立的。但是,当人们试图认识自身时,人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客体,主客体具有了同一性。西方哲学关注人对外在自然事物的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和对立是其认识论的铁律。中国哲学则擅长处理人对自身的认识问题,主体与客体相互交融、不可分割,其深刻内涵体现在中国本体论和人生哲学之中。

认识客体的性质往往决定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但西方哲学却将认识外在自然事物的主客体关系平移到了对人自身的认识问题上,使实证主义范式及其推崇的定量研究取得了在当今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霸权地位。西方质性研究也继承了实证主义认识论中主客体分离对立的思想。首先,研究者将被研究者看作可被分析和诠释、可随时与研究者分离的认识客体。忽视作为认识客体的人的特殊性、将其等同于外在自然事物无法帮助我们正确认识社会生活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也就不能正视所有质性研究的结论都是由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互动中共同建构的这一基本事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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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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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7 (5) :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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