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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丁梁:联邦德国人纳粹记忆中的受害者意识

更新时间:2018-09-05 02:38:41
作者: 范丁梁  
当时一种对犹太人的抵触情绪在联邦德国又有升温。有德国民众抱怨,几十年过去了,犹太民族在国际上不但不愿与德国人真诚和解,反而鼓动对德国的“憎恨与复仇”。《法兰克福汇报》更是控诉,在美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新闻机构”对德国人穷追不舍,抓住一切机会“重新挖掘出面目可憎的德国人的讽刺画并且撕开陈年伤疤”。(15)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州长伯恩哈德·福格尔(Bernhard Vogel)和比特堡市市长特奥·哈勒特(Theo Hallet)则力邀科尔前往比特堡的阵亡将士公墓悼念,其中安葬有2000多名二战中阵亡的德国国防军士兵。因为这两位基民盟的政治家反对一种对“阵亡者的挑选”,他们认为这些士兵在40年前成为了战争生死选择中的牺牲品,如今不应该在纪念文化中再一次成为犹太人—德国人的选择中的牺牲品。(16)恰好美国总统里根计划在1985年5月初赴波恩参加七国峰会,科尔因此邀请里根同赴比特堡。科尔政府将此举视为1984年德法两国首脑在凡尔登共同拜谒一战阵亡军人墓之后,德国与西方再次展现和解姿态的机会。但是,不久之后就披露在墓地中还葬有49名武装党卫军(Waffen-SS)成员(17),使得该造访计划遭到了各方势力的强烈反对。

   尤其是在联邦德国国内,左翼和右翼在政治和公共领域就此爆发了大规模争论。作为从党卫军中分离出来的相对独立的作战单位,武装党卫军后期不断扩招改编,吸纳了许多年轻成员,这一批人与属于纳粹顽固分子的普通党卫军不同。于是,双方先是争论武装党卫军是否有权得到纪念。(18)随之,左翼警告人们警惕保守主义将纳粹历史“正常化”的策略;右翼则指责左翼的罪责情结让德国人丧失了行动力。然而,比特堡之行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纪念仪式,更是一场德美关系的政治秀。因此,考虑到与科尔之间的关系(19),里根最后还是不顾反对在5月5日前往比特堡公墓。双方只在公墓中停留了四分钟,献上花圈,仪式性地握手后就匆匆离去。

   比特堡事件的真正关键之处并不在于两国首脑最后有否成行,而在于科尔政府的辩解之词:纳粹政权的执行者同样应该被视为纳粹主义的受害者,所有的阵亡士兵都应该有权得到同样的悼念。在这里,德国人受害者身份统摄的对象达到了最大范围。时任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的阿尔弗雷德·德莱格尔(Alfred Dregger)的态度是对科尔政府的这种纪念话语的最好脚注。在一封致53位试图阻止里根比特堡之行的美国参议员的公开信中,他这样写道:

   “战争的最后那天,1945年5月8日,当时24岁的我与大部队一起在西里西亚的马克里撒(Marklissa)抵御红军的进攻。我唯一的兄弟沃尔夫冈1944年在库尔兰保卫战的东线战场上遇难,具体情形我并不知晓。他是一位正直的年轻人,我绝大多数的同伴亦是如此。当你们敦促你们的总统放弃其计划的在比特堡阵亡将士公墓中的高贵表态时,我不得不将这视为对我兄弟和我的阵亡同伴们的侮辱。我想问问你们,人们是否应该拒绝给予死去的战士们——他们的躯体已经腐烂——最后的尊敬?我问你们,这样一种态度是否符合我们关于礼节、人类尊严以及对死者的敬重的共同愿景?我问你们,你们是否把虽曾在纳粹政权下屈服十二年之久但四十年来站在西方世界一边的德意志民族看作盟友?”(20)

   在德莱格尔的表述里,我们看到了一位纳粹主义参与者的受害者诉求。他强调德意志民众遭受的苦难,强调德国士兵不是为了支持希特勒而战,而是为了抵抗苏联人而战。而其中隐含的价值判断是:即便在错误的、犯罪的观念中也存在宝贵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以,大多数普通德国士兵是“正直”的,应该被给予“尊敬”。在这种受害者话语体系里,它的要求已经不满足于帮助德国人摆脱“集体罪责”的束缚,它被注入了建构性的新因素——德意志的民族性中也有其值得称道之处。即便科尔政府仍然对德国人的“历史罪责”供认不讳,但它更深层的诉求是“我们德国人又回来了(Wir sind wieder wer),而这必须得到承认”(21)。

   这种诉求无疑迎合了德国人的情感需求。大多数德国人都在战后出生,再要强迫他们接受对纳粹罪行的直接负罪感困难重重。1984年4月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68%的受访者认为拜访比特堡是“和解的一个好信号”,只有12%的受访者认为这“不合时宜”。(22)而在5月8日的民调中,比例几乎没有发生变化。(23)虽然从最终结果来看,科尔政府的保守主义历史政策并没有通过比特堡事件成功夺取文化阐释上的主导权,但是它唤起了普通民众心中不同的历史图景,而德国各大媒体上的唇枪舌剑显然没有动摇他们的立场。

   正如基民盟总书记海纳尔·盖斯勒(Heiner Geiler)所言,战争结束40年后不应该再掀起“第二次人为的非纳粹化浪潮”,而是应该“将目光朝前”。(24)对于1980年代的联邦德国政府来说,面向未来要比回忆纳粹历史重要得多,纳粹历史只是战后时代的反面衬托。因此,这种语境下的受害者意识是建构性的,它指向一种德国人新的自我认同,一种通过消解纳粹记忆的特殊性而重建德国人身份的尝试。这种建构当然充满着争议,遗憾的是,相关争论被两德统一打断了。德国的重新统一从某种意义上阻碍了对纳粹记忆的深入讨论,因为人们的目光转向新的民族国家、转向民主德国的历史,而暂时从纳粹的历史上移走了。

   四 攻击性的受害者意识

   从1990年代尤其是从21世纪初开始,伴随着“历史热”的到来,伴随着纳粹历史研究的“历史化”(也就是像研究其他历史时期一样地去对待纳粹历史,客观地呈现纳粹历史的全景),德国人的受害者意识开始复苏并经历了新的膨胀。早在1992年,《时代周报》就观察到在德国有一种“推翻历史、改写历史”的“新的肆意作为”,“德国人重新开始以一种受害者的风格来表述自我”,这是“德国人自我形象悄悄改变的征兆”。(25)从1990年代中叶开始,德国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受害者民族,他们只是争论自己是谁的受害者。大量的出版物涌现出来,它们从德国人的受害者视角出发,探讨二战末期轰炸、逃亡、驱逐的个人体验。

   在这种新的受害者话语中,德国电视二台(ZDF)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在1984年成立了由古多·克诺普(Guido Knopp)领导的专门的“当代史部”。从1995年起,当代史部制作了一系列以纳粹为主题的历史纪录片。(26)克诺普一改以往历史纪录片在22点后播出的惯例,将这些影片在20:15的黄金时段投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单集的平均观看人数达400万,最高达680万。这些影片的主旨是将德国人的罪责固定在一个以希特勒为中心的罪大恶极而又蛊惑人心的领导集团身上,并由此减轻德国人的集体负罪感。克诺普的艺术手法,尤其是影片中普遍存在的亲历者采访环节,深刻地影响了德国观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观。克诺普不是将亲历者作为展现历史的视角补充,而是赋予他们叙述的权威,因为他认为,只有这些亲眼所见之人才知道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于是,这些证人摇身一变成为了“纳粹史专家”,他们的叙述往往不是反思自身的作为,而是展现自身的受害。他们的言辞又得到一些影像资料的支持。因此,观众们欣然接受了这种证言证据,并且当它们与影片中展现的历史学学术观点相冲突时,选择认同前者。这种将纳粹记忆个人化、将个人体验权威化的策略,成功地强化了普通德国民众纳粹记忆中的受害者意识。

   2002年,关于德国人受害者形象的自我阐释出现了一个高潮。这一整年,德国的公共舆论都笼罩在一种“为德国哀悼”的氛围中。先是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围绕“古斯特洛夫号”海难展开的小说《蟹行》出版。(27)这本书首次叙述了二战末期满载着德国士兵、难民和儿童的古斯特洛夫号被苏联潜艇击沉,致使近万人丧生的惨剧,掀起了一场对在战争中受害的德国人的回忆热潮。《明镜周刊》随之在2002年3月至2003年1月推出了关于“东部地区德国人的逃亡和被逐”和“轰炸德国人”的系列文章。2002年年底,耶尔格·弗里德里希(Jrg Friedrich)出版了《大火:1940-1945年德国本土的轰炸战》。(28)在书中,作者将轰炸战的历史描述为手无寸铁的德国平民与摧毁一切的炸弹之间的斗争,轰炸亦是一种无人生还的灭绝。他的潜台词是:因白磷弹窒息而死的德国人与集中营里被毒气杀害的犹太人,有何区别?

   由此开始,德国人的受害者意识越来越具有攻击性,它试图在纳粹政权的受迫害者与战争的受害者这两种话语之间营造一种竞争。它一方面不断加固着许多德国人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双重身份特征,另一方面越发凸显盟军的加害者身份。为此,德国人开始试图揭露苏美英法等国的军人对德国平民的“施暴”。(29)2015年5月,“二战”结束七十周年纪念周里,德国电视二台播放了题为《解放者的罪行》(Die Verbrechen der Befreier)的纪录片。由此可见,德国人正在试图利用自身的受害者身份来质疑盟军战时行为的正义性。换言之,在承认盟军“战前正义”(jus ab bullum)的基础上,德国人否认其完全具有“战中正义”(jus in bello)。

   在新世纪日益高涨的受害者情绪中,虽然从内容上来看,德国人又开始热衷于谈论轰炸、驱逐和逃亡,与战后初期相比,一切似乎都是熟悉的主题。但是从目的上来看,这种受害者意识已经完全脱离战后初期辩护性的目的,德国人正以一种控诉者的基调来诉说受害的伤痛。在他们的纳粹记忆中,德国人的罪责看来几乎已经“偿清”了,现在更需要被感知的是德国人的创伤,从而为德国人的历史阐释争夺更多的话语权。

   五 德国人的经验与问题

   回顾二战后德国人面对创伤记忆的历程,尤其是面对21世纪德国人受害者意识的复苏时,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对创伤的回忆无论如何都是重要且合法的。根据某种“政治正确”的原则来压制这种受害者意识是无意义的,而且极有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受害者主题的禁忌化,必然引起更大的反弹。在保证纳粹记忆的基本框架——德国人的罪责和战争肇始者身份——不被改变的前提下,德国人有权记忆本民族因为战争所遭受的伤痛,即便这是一场由其发动的非正义之战。正如社民党政治家彼得·格罗兹(Peter Glotz)所言:“当我们……回忆起被驱逐的受害者时,并不是为了以任何方式遗忘德国人的罪责或者更严厉地说遗忘德国人的罪行。数百万德国人被从其家乡驱逐这件事的发生,是因为德国人在此之前驱逐了几百万其他民众离开故土……今天,我们并不想为了忘却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而谈论驱逐的受害者;我们谈论他们,是因为我们想要并且必须谈论全部的真相及其各个方面。”(29)

   其次,受害者记忆需要在公共领域被讨论。虽然我们把记忆区分成个人记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等等各种形式,但总的看来,社会创造出了记忆和遗忘的框架。国家的掌权者在很多时候有权决定记忆什么、如何记忆——虽然他们的这种权力本身处于复杂的权力网中。普通民众往往会顺应国家权力的这种导向。在1970年代的联邦德国,对纳粹记忆的讨论主要在上层的政治领域进行,个体回忆曾让步于国家政策,对历史罪行所进行的个体回忆不被允许。而从1990年代起,当讨论空间大面积地转移到以大众媒体为代表的中层公共领域和地方性平台上时,对纳粹历史的记忆突破了话语禁忌,激活了个体记忆的活跃性,这就使得社会无法再就此达成单一的共识。时至今日,绝大多数轰炸、驱逐和逃亡的幸存者都已逝去,在与之相关的历史争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不再是亲历者的原初记忆,书籍、电视、电影等各种媒体或者被驱逐者联盟等机构成为了记忆的承载者和表述者。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允许和鼓励在公共领域中对创伤记忆展开深入的讨论和交流,才能突破单一主体表述的主观局限,并且进一步认清这种记忆活动所谋求的现实利益和未来指向。

第三,需要对受害者意识有反思的自觉。德国人的受害者意识长期以来受到质疑的最核心理由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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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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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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