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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崑将:从“王道”到“皇道”的近代转折

更新时间:2018-09-05 02:36:12
作者: 张崑将  
则皇室自尊,异端自衰,忠孝之教立,而神皇之道兴矣。”(14)以上“皇道”用语均透漏对当世天皇衰微不兴的慨叹,希冀幕府带头兴起“尊皇”尚武之风,攘除来患的“夷狄”。水户学者欲借天皇神道信仰之力量,统合全日本志士的向心力,他们虽不致排儒,但区隔中日“圣”/“神”或“先王”/“神皇”之别甚为明显,如藤田东湖说:“宜知彼邦曰先王,我曰神皇,彼国有昊天上帝,犹我有敬畏之天照大神。”(15)又曰:

   孔子,圣人也,诚为人之标准。然在神国,若唯祭孔子而舍神皇之道,均从汉土。神,斯道之本也;孔子之教,为弘助斯道也。故宜示先祭神而崇道之本,次敬孔子,以使此道弥盛。(16)

   以上东湖之论,十足表明了神主儒辅的思维,孔子之教是作为“弘助”神道的角色,主次地位相当明显。受到水户学影响甚巨的维新志士吉田松阴(1830-1859)更有所谓“神道之雠”论:

   以神道比儒佛,曰三道鼎立云者,我未得其解也。儒佛,正所以辅神道也。神道,岂可以儒佛比哉。神道,君也;儒佛,相也、将也,相将而与君鼎立,是安免于诛乎哉。然俗儒或以夷变夏,妖僧或奉佛遗君,皆神道之雠。(17)

   上述之论,道出儒佛与神道之间不可“三道鼎立”,并用“将”、“相”与“君”之间的主辅关系的鲜明比喻,凸显出日本神道主体性地位。

  

二、明治维新至战前:“王道”转折到“皇道”内涵阶段


   明治维新以前,儒者或学者除了水户学以外,几乎少用“皇道”一词,即便强调神皇意识的勤皇学者多用“神皇”、“皇国”等词,也难以窥见其使用“皇道”一词。但明治维新以后到1930年代“满洲事变”以前,“皇道”一词还未成为普遍用法,除了极少数学者偶尔使用以外,但也多与“王道”混杂而用,未有明显区分。虽然,在大正到昭和前期间出现一个名为“大本教”的民间宗教团体宣扬“皇道”理念,但因其教义在当时过为激烈,主张取消私有财产与租税制度,且以超越神道教为其鲜明旗帜,触犯当局法令而被两度取缔。(18)此与日后1932年透过国家及知识人有意识地宣扬“皇道”理念有根本的相违,故只能说是“皇道”理念的一个小插曲。职是之故,以下就以1930年代作为分界点,讨论有关“王道”渗入“皇道”内涵之间的关系演变。

   一般追溯日本有“王道”之始,系以日本天照大神降下了“可王之地”的神敕,《日本书纪》载曰:“苇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国,是吾子孙可王之地也。宜尔皇孙就而治焉。行矣,宝祚之隆,当与天壤无穷。”但这里的“王道”,在维新往后的“皇道”论者,都解释成为“皇道”,不可与中国孔孟的“王道”理想相提并论。由此可知,“皇道”与“王道”的辨析,道道地地是近代的产物。质言之,前此江户时代除后期水户学及抱有皇国史观的少数学者外,“皇道”并未形成一种公共论述,它是依附在“王道”与“神道”关系下的偶尔话语。

   真正将“皇道”推到一个显学的地位,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持溥仪(1906-1967)成立伪满洲国,企图在此国度建立“王道理想”或“王道乐土”之国,而其指道者是“皇道”者日本。在此之前,“王道”与“皇道”并非泾渭分明,有时依然强调皇道是“惟神之道”,王道是中国的“帝王之道”,二者相辅相成;但有时王道与皇道混同而说,例如有日本资本主义之父之称的涩泽荣一(1840-1931)即曾有论《王道と皇道》中说:“皇道,先王之道也,在支那解释为王道。”(19)这个出版时间是在1922年,在同年由东京大学教授加藤玄智(1873-1965)出版的《神道の宗教学的新研究》,也唱“神道、王道或皇道为一”之论,(20)此后也有人认为日本历代天皇都很多都是“王道”的实践者。(21)质言之,在1930年代以前,“王道”与“皇道”的区别关系,并不是很明显,虽有神、人之别,但“王道近似皇道”之论述大有人在。

   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一直到二战结束前,日本在中国东北成立伪满洲国的期间,是“王道”与“皇道”论述的集中期,这已是学者的共识。(22)

   自1905年日俄战争以来,日本上下弥漫着日本人的“天职”,先是并吞了韩国,成为其殖民地,由朝鲜半岛的殖民地进而可让日本顺势蚕食中国者,当属中国东北,故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可说是日本侵略历史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满洲国”成立后,黑龙会的灵魂人物的内田良平(1874-1937)所著《皇道に就ぃて》如是说:“支那文明、印度文明、欧洲文明皆有长短得失,其中欧洲文明于现代文明中产生很大的弊害,眼前之大急务而能革新此一大弊害,即此阐明皇道而善化人心者,不独救济日本,也救济全人类,是我日本之使命。”(23)内田良平这边所提出的“皇道”当然有其发言对象,即是当时担任“满洲国”国务总理兼陆军大臣、文教部长的郑孝胥(1860-1938)。郑氏是在“满洲国”推动“王道”理念的核心人物,学者的研究指出,来自传统词汇的“王道”,在1930年代“满洲国”成立后开启了崭新的生命,成为另一套“概念工具”,甚至是东亚地区认知和形塑出来的“新国际法”,郑孝胥推行王道思想的动机,除了有维护秩序、强调恢复帝制的正当性外,也是用来抵抗西方文明价值和体制的武器,同时还要拿来回击1912年以后效习“西化式民主体制”的民国。(24)只是,郑孝胥这个“王道”,仅是作为“理念”而无“实力”,故在“实力”上要靠日本关东军,让内田良平这里的“皇道”成为实现“王道乐土”、光披“王道乐土”的实践者。

   值得注意的是,“满洲国”成立前并无“皇道”的成熟论述,此后“皇道”成为日本当时显学,这证明了“皇道”还是受到“王道”的刺激,不管郑孝胥的“王道”是假王道还是真王道,“皇道”确实也需要从“王道”中滋养养分。但这个“显学”并不是自然产生,而是透过国家机制宣扬且付诸行动,故即连当时佛教界也需要配合这个“显学”而有所谓“皇道佛教”、“皇道禅”,随着“皇军”到中国内地宣教。(25)

   “皇道”既形成显学,日本知识人如何进一步区隔“王道”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笔者仅就目前初步研究成果,约略归为以下五种。

   1.“王道”与“皇道”的四大区别

   有关“王道”与“皇道”的区隔,可从以下大森研造(1888-1936)之论为典型来进行分析。大森如是说:

   统于现神的众族谓之“皇”,奉天命而临;事天而代表人民的是“王”。使天壤无穷成为传统的现神,将之定为“皇极”;以天下为一家,以君臣为父子的忠孝为一事之大道是为“皇道”。有聪明仁德者,起于民间而受天之明命称王者,拟制天帝之正嫡而抚育万民者,谓之“王道”。……因此,值满州国建国之际,显扬王道精神,宣扬与我国一心一德,但一定要注意日满之间有截然区别的相异点。(26)

   以上大森之论有四大区隔“皇道/王道”之重点,其一是“神/人”,其二是“奉神之天命/事天代表人民”,其三是“以天下为一家/以帝王正嫡传位”,其四“忠孝/仁德”,上述四大区隔中,前三者可归为自圆其说,也经不起检验,但第四点有关“皇道”偏向“忠孝”,“王道”侧重“仁德”一事,涉及日本的国体论之本质,且从幕末水户学即强调“忠孝建国”,如会泽正志斋(1781-1863)在《新论》的主旨所说:“一曰国体,以论神圣以忠孝建国,而遂及其尚武重民命之说。”(27)日后“忠孝建国”或“忠孝一体”确实成为明治政府建国之核心理念,并在1890(明治23)年《教育敕语》公布后,最终定案。《教育敕语》中无一“仁”字,并非偶然,而是经过争议后的结果,(28)也是作为区隔作为“文德之教”的“儒教王道”与作为“尚武崇实”的“日本皇道”,二者有不同的根本精神。

   2.“皇道”早于“王道”说

   主张日本皇道论者,并不认为皇道源自中国的王道,江平重雄在1932年有一篇《皇道主义日本与王道主义满州》一文中如是说:

   有云日本的皇道主义系由支那的儒教传来而发祥,实则大不然。我国受支那思想的浸润是在仁德天皇即位之前后,皇道主义比这个时期是在更早以前,日本建国之当时,否也,乃从神代时代,即已经成为大和时代的指道原理了,只是儒教是现世的教育,因偶尔适合我国醇化的固有思想,故不过甘愿接受其文字之影响,而如孟子肯认禅让放伐的思想等,终究不容于我民族,故仅巧妙地接受其对于我国民思想的发展有助益之处。(29)

   以上透露出思想史发展的三项讯息,其一是日本的皇道自成一格,不必然受儒教影响;其二皇道是以神道为主,与儒教有别;其三,皇道国家日本无法接受孟子的禅让放伐之论,仅能接受有助于日本“国民思想”发展的内容。上述三项说明,印证了近代日本皇道论学者极力想摆脱中国儒教的影响,凸显皇道乃固有之物,凡是中国思想进入日本,都要经日本有条件地“脉络性转换”成为适应日本的风土。(30)不光是儒教传入日本而被日本化,佛教进入日本也被日本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提到的“国民思想”,透露出以今释古的过度解释,即以近代“国家意识”的概念强加解释,将“日本国民”这样“国家一体化”的近代概念读入了古代史。当然,这样解释有其政治目的,1932年正是日本成立伪满洲国之时,日本要在“满洲国”建立一个在“皇道主义”之下的“王道主义满洲国”,将“满洲国”当成也是服膺日本的“国民”之一,也是皇道主义的对外延伸。

   3.“王道”理想需要透过“皇道”来实现

   “皇道”可以辅翼“王道”乐土的“满洲国”,当时日本御用学者及军人,创立了所谓“王道乐土”之口号,意味实现了向来中国只停留于霸道,使王道理想无法彰显。以下佐藤庆治郎之说即如此主张:“对于现在占有满蒙民众之大部分(三分之一即两千万)的汉民族,他们自身的理想王道主义,单单止于文章上的理想,所谓易姓革命不断反复,其结果始终在霸道的治世上,遂如今日所见彼等之本土,所以驯至不可收拾之颓废现状。”(31)颓废的中国无能实现王道,历代以来只有停留于霸道,要实现王道理想,需要日本“皇道”的力量协助,“皇道”扮演着指道者的角色。中国王道仅是理想,没有实践力,显然需要有一更高于实践力者,那就是“皇道”。

   如实言之,中国从“王道”被提出来以后,确实在历代王朝中被束之高阁,鲁迅(1881-1936)曾这样说过:“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并用讽刺的笔调谈到:“据长久的历史上的事实所证明,则倘说先前曾有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32)无独有偶,中国史学名家内藤湖南(1866-1934)在“满洲国”成立以后,日本上下皆谈“王道”,经他认真考察,也说:“王道一语虽产自支那,观其历史,真正实现王道之时代几不曾见。换言之,王道不过是古来之理想、训诂而已。”(33)“王道”之所以空有理想,主要是轻忽了“力”,且将“力”归入“霸道”,以下江平重雄之论,重新翻转“德”与“力”的关系:

   王道主义轻蔑力,以德为要素,但皇道主义在自然精神上肯认了力的发现,即从爱肯认了发现的力,是植根于爱的基础上的力,成为自然精神的具现之一,对此二者有解释上的不同。要言之,从对抗权力国家的道德国家观,是儒教思想发展的当然归趣,与日本思想传统的渊源与出发点的思维不同。(34)

“德”与“力”本是孟子王道与霸道之间的区别,所谓“王者以德服人,霸者以力服人”,故如江平重雄上述所说王道向来轻忽“力”,而皇道虽强调“力”,但谷口是植根在“爱”的基础上,且这是一种“自然精神”上具体展现之“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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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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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国问题研究》 , 2017 (3)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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