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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史的联系

——“五四”研究的若干思考

更新时间:2018-08-30 23:05:36
作者: 王汎森 (进入专栏)  
不经意的几篇短文或几句话都可能造成重要的影响,形成一种新的气氛或态度:包括新的学术态度【注:譬如有“新”意识的人,对古代经书可能采取批判的态度,不会再把先秦礼经当作周代生活的实际纪录。】、文化氛围、人生态度、善恶美丑好坏的感觉与评价、情感的特质(譬如强大的“道德激情”)等。

   “五四”也带来一种新的政治视野,对于什么是新的、好的政治,有了新的评价标准。用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中的话说:

   (民国)八年的变化,使国民党得着全国新势力的同情,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变化,使得国民党得着革命的生力军。【注: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收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二十一册,第436-450页。】

   从清季以来有一波又一波的“绅士大换班”(郑超麟语),【注:郑超麟著、范用编:《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15、150页。】“五四”运动造成一波新的政治运动与政治精英。

   “五四”亦牵动到思想与现实的利益。以出版界来说,“五四”造成老字号与新字号的“大换班”,思想变化夹带着现实利益的重新分配。上海商务印书馆在“五四”之后改组,即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汪原放(1897—1980)笔下的亚东图书馆,由1913至1918年间生意清淡,到新文化运动之后因承印新书籍而大为昌盛(譬如《新青年》由起初只印一千本,到后来一个月可印一万五、六千本)。后来当青年由新文化运动转向革命之后,亚东图书馆承印《建设》等革命刊物,更是大收鸿利——用汪原放的话说:“不久后,(《建设》)多数的编译、著者,都到广东忙更重要的事情了”,“出头了,我早就说过,一定要出头的!”,“革命的人都出头了”。【注: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年,第20、33、34、45页。】在此气氛下一方面响应新思潮,一方面借机图利的出版事业不胜枚举,它们一面争利,一面帮助了新思潮的扩展。

   真诚的信从者(true believer)与现实的利益往往套迭在一起,不再能分彼此,“新青年”及后来的“进步青年”成为一种既带理想又时髦的追求后,带出了一种新的现实,成为出风头、赶时髦的资本。同时,连出风头、赶时髦、吸引异性、恋爱的方式都有一种微妙的变化。

   “五四”运动激起了一种关心国事、关心“新思潮”的风气,造成了一种阅读革命,书报阅读者激增,能读新书报即代表一种新的意向;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青年的生命及行为的型式,人们常常从新文学中引出新的人生态度及行为的方式。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阅读史时,有学者从一宗订阅卢梭著作的通信中发现,有的读者因为太深入卢梭的思想世界,竟模仿起卢梭的生命历程及行为方式来。【注:Robert Darnton, “Readers’ Respond to Rousseau: The Fabrication of Romantic Sensitivity,”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pp. 215-256.】这类例子当然是常见的,晚清以来有许多人读曾国藩的日记或家书,而在生命的安排及行为方式方面深受其影响。除了生命风格的改变之外,新青年对事事物物也有一套新的看法,譬如美化工农群众。夏济安就说:“‘五四’时代对于‘下等人’有种肉麻的抬举”。【注:夏志清辑录:《夏济安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收入夏志清:《夏志清文学评论经典:爱情·社会·小说》,台北:麦田出版社,2007年,第242页。】对所谓“下等人”品格境界的美化,也影响到许多人的行为抉择。

   像“五四”这种改变历史的重大运动,它摇撼了每一面,把每一块石头都翻动了一下,即使要放回原来的地方,往往也是经过一番思考后再放回去。而且从此之后,古今乃至未来事件的评价、建构方式,每每都要跟着改变。譬如以“五四”作为新的坐标点,古往今来的文学、艺术、政治、历史等,都要因它们与“五四”的新关系而经过一些微妙的变化。【注:又如“传统”,如果它是像艾略特所说的那样,是“由既存的纪念物所构成的一种理想的秩序”,那么经过“五四”的震荡,既存纪念物便重构成另一种理想的秩序。艾略特著,杜国清译:《艾略特文学评论选集》,台北:田园出版社,1969年,第448页。】即使连反对派也不能完全豁免。许多反对派隐隐然接受某些新文化运动的前提,或是为了与它对抗而调动思想资源,形成某些如非经过这一对阵,是不可能以这个方式形成或如此展现的讨论形式,或是根本在新文化运动论述的笼罩之下而不自知。

   这不是一种单纯的“影响”,应该说是新文化运动当空“掠过”而使得一切分子的组成方式发生变化。此处可举达尔文进化论与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例子。这一学说影响许许多多人,可是起而与之对抗的学说(譬如宋恕等人的以弱者为主体的“扶弱哲学”),显然是针对“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强权公理”的一种反击;但反击在另一种方面说是潜在的“反模仿”,如果不是因为有“天演论”,则不至于有像宋恕那样动员各种思想资源来构作以历史上的弱者为中心的哲学。至于章太炎提出“俱分进化论”,主张“善进恶亦进”,太虚大师用佛经来评天演论等等,也都不是“天演论”之前会出现的表述。

  

四、“新青年”与“进步青年”

  

   事实上,从晚清以来“青年”的发展经历过几个阶段:清末是“革命青年”,“五四”时期是“新青年”,后来则是“进步青年”。“新青年”的关心与“进步青年”有所不同,前者关心独立自主、个人主义,后者倡导社会主义、社会革命。【注:曹聚仁:《文坛五十年》,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55年,第92页。】

   “五四”造成一代青年群体的生命特质,“新青年”要做的事,是提倡新文学、白话文、新剧,喜欢讲哲学、文学、艺术,关心人生、家庭、恋爱、高深学理、人道主义、留学、理想,关心“人”的问题,主张“人”的解放。此外,他们也探究新宗教、新教育、新生活。

   在生活态度上,他们则重视作为“国民”的身份,由不看报改成看报,由不关心国家大事改为关心国家大事,痛恨政治上武人升降及政客之起伏。“新青年”认为如果当时中国没有在教育文化方面造成一种全新的空气,说不定会再有第二回、第三回恢复帝制的把戏。

   “新青年”认为一切希望皆在教育,对当前的政治则非常冷淡,有“非政治化”的倾向。在教育方面,受到杜威的影响而主张生活与教育合一,理想的学校里应该有图书馆、疗病院、商店、报馆、工场、农场,学校简直是现实世界的雏型。

   “新青年”因为“五四”的震动,而有一种精神上的“惊醒”,深入省察自己,有一种批判自己、革新自己的精神在心中流荡,写文章也好用“觉悟”一词。“新青年”要废除一切束缚,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对于学术思想、风俗习惯、政治制度,都想重加检验后才决定是否接受。

   同时各派的社会主义也崛起,工读团之类的组合及“劳动神圣”的思想大盛,并尽量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劳动的意义。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广受欢迎。

   “新青年”好办书报,读刊物、办刊物犹如雨后春草般萌生,而且刊物大多有个“新”字。西洋学术思想成为一时的嗜尚,出洋留学成为一时时髦,西洋文学也逐渐风行,购求原本或英文译本成为风气。

   在学术上,“新青年”认为学术只有世界的学术,绝对没有国别的区分;只有化学,没有中国的化学。如果称为“中国学”,就表示那是一大堆尚未加以整理的学术材料,尚未归入“天文学”、“人类学”等世界的学术里头去的意思。

   以上所说的一切,叫做“新思潮”。因为“新思潮”的发动区往往是在都市,所以青年们成群地向都市里跑,希望能亲身参与。北京、成都、长沙、上海、广州等城市尤为活跃,“他们觉得他们的生命特别有意义,因为这样认识了自己的使命,昂藏地向光明走去的人,似乎历史上不曾有过”。上面引的这几句话,以及前面有关新青年生命特质的描述,都取材自“五四”青年叶绍钧(叶圣陶,1894-1988)的小说《倪焕之》,【注:以上出自叶圣陶:《倪焕之》,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34-35、71、65、174-187、190、191页。】它虽然是一部小说,但一般认为它很能传达“五四”青年的形象。

   渐渐的,由“新青年”转向“进步青年”,从关心个人的生活与解放,慢慢转向关心整个社会的解放。“进步青年”认为“为教育而教育”、“为人生而人生”之类的主张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大谈“工人”、“贫困”、“劳动神圣”、“主义”、“同志”、“阶级”、“社会”,并质疑“国家”。由“新青年”变为眼光完全向前凝视着一个理想社会的“进步青年”后,青年由原先指导、教诲人民者变成努力想成为工、农中之一份子。此处让我再引《倪焕之》中的句子为例。《倪焕之》的叙述愈到后来,“社会”的成分愈强:“单看见一个学校、一批学生不济事,还得睁着眼看社会大众”,【注:同前书,第181页。】“学校同社会脱不了干系,学校应该抱一种大愿,要同化社会”,【注:同前书,第182页。】小说并借着倾向社会革命的王乐山之口,质疑倪焕之做的事:“社会是个有组织的东西,……要转移社会、要改造社会,非得有组织地干不可!”【注:同前书,第199页。】此后,“组织说”开始闪在心头,他们读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认为“为教育而教育,只是毫无意义的言语,目前的教育应该从革命出发”,【注:同前书,第207页。】否则一切徒劳,“同时意想着正要去会见那些青布短服的朋友,只觉得他们非常伟大”。【注:同前书,第214页。】然后是革命,入党参加革命成为新的社会精英,而成为这一新精英不需通过科考、不需学历——“革命不是几个人专利的,谁有热心,谁就可以革命!”【注:叶圣陶:《倪焕之》,第238页。】同时,新文化运动领袖的魅力也逐步减退中,那也正是胡适在北大的课堂由最大的礼堂一步一步变到较小教室的时候。【注:邓广铭的原文是:“从他到北大任教,直到20年代,胡先生是在北大最大的三院大礼堂上课,30年代就改在稍小点的二院礼堂上课,而到抗战前夕,则改在更小的红楼大教室上课……。”邓广铭:《我与胡适》,《邓广铭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十卷,第30页。】

  

五、新名词与新概念、文学与思想

  

   在一波又一波、各式各样的运动时,真正可能对一般人产生影响的,不一定是长篇大论,更多是改写的、删选的小册子,几张传单,还有几句琅琅上口的新名词或新口号。

   1980年代中期台湾掀起了热烈的环保运动时,我因为一种特殊机缘,得以近身观察它的形成、扩散及对村镇百姓所形成的一种或浓厚或稀薄的影响。最初根本没有人愿意读报纸上那些长篇大论,渐渐的,那些读书不多、甚至满口槟榔的民意代表候选人也竞相捡拾几句“保护生态”、“永续经营”之类的口号作为竞选的标语,后来还制订出各种制度,即使是“言不由衷”,新的生态概念就这样逐渐地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在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中,作者说18世纪末数十年至19世纪前半叶,五个今日极为重要的词汇首次变成一般通用的英文字:工业(industry)、民主(democracy)、阶级(class)、艺术(art)、文化(culture)。(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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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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