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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继武:特朗普的个性特质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分析

更新时间:2018-08-27 23:00:49
作者: 尹继武  
等等。

   可见,多变或许是特朗普的一种本性流露,这或许源于他确实对一些外交 事务不了解,也不愿意征询决策团队的政策建议。他的随想随说都是随意性的、不稳定的,他在推特上的言论表现得尤其明显,特朗普在推特上的言论体 现出表达的非常确定性以及政策信号的模糊性。特朗普在表达上的确定性,是他并不像传统政治人物那样经常微言大义,而是言论直来直去。信号的模糊性一方面是因为推特的特性而定,推特毕竟不是官方的发布平台,美国政 府可以对其进行纠偏。另一方面,特朗普在推特上的言论也经常会前后做出调整和变化。这种在推特上政策言论和政策信号表达的模糊性,体现了特朗 普反传统,善于将不羁善变与策略使用相结合。

   从性格的内外倾向特质来看,特朗普属于典型的外向性格。特朗普热 爱交际且口才好,在社会生活中善于展现主动性、积极性和善于“折腾”。相对而言,虽然奥巴马和希拉里是成熟的政治家,但他们表现的是成熟理性的特 质,并非属于外向特质。外向型的特朗普对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影响在于,他的沟通意愿和沟通能力较强,在外交政策上更倾向于使用引导而非遏制的态度。在竞选过程中,外向的特朗普获取民众支持的能力较强,他善于鼓动追随者的情感和热情。

  

特朗普个性的影响机制: 领导人与国内政治的匹配

  

   美国对外政策的形成是一个政治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不同的领导人和不同的外交议题,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及其决策模式也不同。 一般存在理性行为体、集团决策、政府过程、组织行为四种决策类型。前两种可以归结为是总统的政治学决策模式,其中总统的个性、领导风格、政策偏好与政治信念等因素发挥了重要的甚至是主导性的作用,而后两者强调总统与政策团队、党派利益集团等政治制度之间的互动,以及不同部门之间的政治 过程和利益博弈,强调决策是美国总体政治利益和环境的产物。总体而言,领导人的个性特质是最为微观的影响因素,它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是条件性的,而非决定性。特朗普总统的个性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尤其体现了领导人个人特质与美国政治相匹配的机制。

  

   (一) 总统的个性影响美国对外决策的一般性条件

  

   对于美国总统的个性特质对外交决策发挥作用的探讨,存在两个不同的 理论流派。第一种是宏观因素的分析模式,强调美国总统的制度设计、国内政治因素、美国国家利益,以及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决定性作用, 而忽视微观的总统个性特质、认知水平、政治信念等内在因素对于对外决策的重要性。比如从美国国内政治的研究视角,强调利益集团、公众舆论、大众传媒,以及美国国内政治过程的竞争,强调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的宏观环境及 其相互作用对于美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影响。基于美国政治制度设计的研究角度,作为政体组织下总统制的领导人,其实更多是美国总统角色的扮演者,他代表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的关系,与其他相关对外决策的政府部门的关系,比如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军事机构、情报机构、对外经济与文化机构等,这种政治机制的互动关系决定着美国的对外决策,反映美国的总体政治过程和 组织程序。强调社会心理因素的研究派别则认为,总统决策团队的团体文化,比如“小集团思维”,总统采纳信息和建议的方式,以及总统与决策团队的关系等,是美国对外决策出台及其成败的重要因素。最为宏观的也是最为忽视总统个性特质的是结构主义的环境决定论研究视角,比如基于结构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研究认为,美国在世界上的权力地位、与其他国家的力量对比及其变化,决定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及其对外政策的抉择。在国内政治层面,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不同结构变化和平衡,美国国内政治变化与否是美国对外战略及其政策变迁的缘由所在。总之,宏观的研究视角都强调环境的重要限制、框定作用,甚至所起的决定作用,而将美国总统看作是政治化的制度角色,或者是政治环境中政治文化及其制度弊病的一部分。然而,由于领导人自身 特点的不同,以及所处不同时期和具体议题的不同,领导人的个性特质仍然都能够不同程度地影响美国的对外决策。

   第二种是个性特质微观分析模式,也有学者称之为总统的政治学模式。现在很少有研究将总统的个性、认知、情感等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决定性因 素,而更多是探讨总统的个人因素在什么条件、情境和时间点发挥决策作用。 第一类较为宏观的研究是将政治人物重新置于曾经的对外决策和国际政治的 案例中,更注重探讨领导人在外交决策中的重要性,着重探讨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领导人的个人因素会发挥作用,比如在国际和国内局势动荡时期,或面临 紧迫局势但又存在多种政策选择的时期,等等。第二类最为主流的研究是探讨领导人的个性在外交决策中发挥作用的一般性条件,比如美国学者弗雷 德·格林斯坦( Fred Greenstein)在此方面的研究最为经典,他探讨了领导人个 性对对外决策及其国际关系互动产生影响的十一种条件,包括面对不确定的 局势、领导人具有很高的权力地位、存在不同的政治派别、总统具有比较重要的意见、总统对政治的参与程度,等等。格林斯坦对总统在对外决策发挥作 用的条件性的探讨,揭示了领导人的个性发挥更多影响作用的情况和条件,尤其是影响到总统自身的行为选择。从对领导人个性发挥作用的条件性探讨来看,现有研究更关注领导人的行为选择和政策选择,或者是战略决策行为的特点和风格等。而从领导人的政策选择到美国对外政策的最终制定,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政治过程,只有在危机决策的情况下,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总统的行 为选择即等同于政策制定。而在其他一般性决策过程中,甚至在面临国家的 重大战略规划时,还是需要较长时间的、复杂的美国政治体系的政策制定过程。由此可见,总统的个性对于危机情况下的政策行为和决策影响更大,而对于其他常规性的政策制定和战略规划,则只能起到一般的议题倡议和个人偏好的塑造作用。第三类研究是将领导人的个性特质、总统的制度设计与总统所处的政治环境三者结合起来,从更加多元和互动的角度考察美国的对外决策是如何受到三者的相互作用的影响,而避免强调单一因素的决定性作 用。这种分析模式有助于揭示领导人个性与政治因素的互动过程和机制。

   如上所述,从对美国对外决策的宏观和微观分析模式的梳理和分析可以 看出,领导人个性特质要么被看作是不重要的,因为美国总统是一种制度化和政治化的角色,要么是认为总统个性特质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情境。条件性的研究已成为考察美国总统个性发挥作用的主流方式。特朗普总统的 个性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其基本条件是否具有一般性,还是体现了相应的新的条件或机制? 本文旨在探析特朗普的个性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条件及政策表现。

  

   (二) 特朗普总统的个性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匹配机制

  

   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他的个性特质会影响甚至决定他个人的政策偏好、行为选择,但是他个人的政策偏好是否以及如何转化为美国的对华政策,这是一个政治过程。基于此,特朗普总统的个性特质能否以及如何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具有条件性的作用机制。一般而言,特朗普的个性影响也会遵循如前所述的政治机制和发生情境,比如他在美国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对所面临的政策 议题的熟知性,以及介入程度等。本文的着重点并不在于美国的官僚政治和决策方式的细节,这些只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转向的技术性因素。本文重在探讨特朗普个人特质与美国国内政治或战略界对华政策偏好的吻合,这是特朗普个人特质发挥作用最为重要的国内政治匹配机制。换言之,当特朗普个人的政策偏好与美国国内对华战略偏好吻合越趋同时,特朗普的个性 特质影响美国对华战略与政策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如果二者差异比较大,特朗普凭一己之力想要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难度就会增大。

   从特朗普自身的政策偏好来看,由于没有长期的从政经验和外交履历,所 以他对于中国的认知及其美国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概念。从他的一些政策表述以及相关理念来看,特朗普长期以来对于中国存在着较为一贯的 政策主张。这些对华政策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特朗普自身的个性特质, 比如自我与自恋,善于经济算计等。另外,特朗普执政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和战略偏好的演化,也受到特朗普的决策团队核心成员的影响,比如从开始的经 济民族主义派与温和派之间的分歧,到后来对华强硬派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以及特朗普家庭成员的影响作用也较大。

   综合来看,特朗普个人对华的政策偏好主要在于: 其一,挑战传统。无论 是从特朗普自身的性格特质,还是从他的对华策略运用来看,特朗普对于美国传统的对华政策的遵循度非常低。从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挑战,到特朗普政 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定位,到与中国进行“贸易战”的言论等,都体现出特朗普 政府对于中美关系传统战略定位的全盘重新思考。其二,利益挂钩与交易,或者也可以称为利益的算计与交易。虽然对于交易与政策挂钩的策略有所争议,但特朗普个人的谈判策略非常讲求要价以及交易,甚至以自我利益为唯一 考虑因素。其三,对中国的战略利益和优势不满,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挑战。自2000年起,特朗普在其著作中称中国为美国未来的最大挑战,直到执 政以来,不断强调中国迅速增长的实力,并不断指责中国在中美经贸关系中 “占美国便宜”,特朗普一直对中国的发展和获利不满。其四,对中国战略价值的重视。特朗普并未有强烈的传统意识形态的战略偏见,但他对于中国在实力上对美国构成的所谓的威胁始终非常警惕。在全球与地区问题中,他非常看重中国的角色以及对美国对外政策提供支持的重要性。 从美国国内政治及战略界对华战略的偏好来看,冷战以来,美国的对华战略经历了不断的演变。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华战略辩论一直面临“接触”还是“遏制”的二元选择。克林顿政府实施对华“接触”政策后,以“接 触”为主、辅之以“遏制”的战略手段成为美国几届政府的对华战略核心,只不过不同时期的政策偏向有所差别。自 2015 年以来,美国战略与政治精英展开了一场关于对华战略的大辩论,其核心是如何评估美国对华战略的成效,中国自身实力的发展及其战略意图成为重要的评判标准。到2018年初,这场战略辩论或战略反思已形成基本的定论。大致的结论是: 其一,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完全失败。从“接触”战略的目标来看,美国对华实施“接触”战略,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和平发展”,进一步向民主化靠近,与美国接近相像,等等。但是,美国这一战略目标已经完全落空,美国战略界认为中国朝向了相 反的方向发展。而且近年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发展迅速,国际影响力进一步获 得提高。其二,中国对美实行战略“欺骗”。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实行 “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总体上持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国家战略。但是美国战略界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持续发展,并未走向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而是试图另立国际体系。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孔子学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均是这种“战略欺骗”的策略。其三,中国实力迅速增长下 的进攻性战略意图。从中国在周边外交中维权力度的增大,比如从东海的钓鱼岛争端,到南海与菲律宾、越南的争议与冲突,美国战略界认为中国体现 出越来越强势的进攻性外交。认为中国在全球层面发出“一带一路”倡议、在 文化领域进行软实力塑造、在经济领域拥有国家实力的强大支持,使得中国与美国的竞争优势不对等。其四,在“接触”战略失败的情况下,美国应该实施 对华全方位的战略竞争,包括在战略、经济、安全与意识形态等领域。

综上所述,特朗普个人的政策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自身的个性特质、 商人出身的背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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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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