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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杰 赵京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涉华学术调查

更新时间:2018-08-27 22:57:06
作者: 张明杰   赵京华  

   以下内容来自东方历史沙龙(第149期)《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涉华学术调查》,2018年8月11日,彼岸书店。嘉宾:知名旅日学者张明杰、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教授赵京华,特邀主持嘉宾: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言。

  

  

   陈言:今天由我来担任客串嘉宾。我先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北京社科院的陈言,主攻中日比较文学。那下面我先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今天的主嘉宾是张明杰老师。张明杰老师旅日有二十多年了,他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作品。他最重要的业绩跟今天的活动有关,第一个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这一套《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然后今天我们看到的另外一套就是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这一套“近代以来海外涉华艺文图志”系列丛书。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的主要作者(我的理解)是一些汉学家、文学家之类的,而且参与整理和翻译的也都是长期从事中日研究的一批学者,像陈力卫老师、陈继东老师,包括张明杰老师本人,国内学者像秦刚老师等等。“近代以来海外涉华艺文图志”系列这一套丛书,它的作者主要是偏向建筑史家和美术史家。这两套丛书是张老师这二十年一直是关注的“日本人对中国形象的书写”、“日本的知识生产”这些话题,我觉得背后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学术关怀、家国关怀。所以就是他这一套丛书可能对于我们现行的一套学术研究评价体制来说,比如说可能出版这样一套图书可能都不能算科研成果、每年考核都不合格,但是这一套书是我们研究和了解中国的建筑和历史,其实非常重要。

   另外一位嘉宾:赵京华老师。赵京华老师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在日本留学十几年,在社科院文学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工作,赵老师的研究范围包括周作人研究、鲁迅研究,之后扩展到整个东亚研究。两位老师的学术风格非常不同,张老师非常注重史料的收集、整理,赵老师的学术风格是视野比较开阔、理论思辨能力比较强。两位老师有个共同的特点可以称为“知日派”。感谢东方历史评论和彼岸书店给我们这样一个交流的场所。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两位老师。

   赵京华:我和张明杰老师是多年的老友,我们一起做中日关系研究,特别是近代以来有关日本如何认识中国、知识生产这一类问题,我从张老师这里吸取了很多文献的资料,借此梳理了历史脉络,对我自己的研究非常有帮助。今天明杰兄要讲的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涉华学术调查”,重要的有两点,一个是“时间”,明治维新1900年以来到1945年,日本各路学术精英来华的学术实地调查。大家知道,1900~1945这四十多年是中日关系最黑暗的时代。也是日本大陆政策向中国全面展开的这一个时期。第二个是“调查”,这个调查是学术调查,也是情报收集,说穿了是为了帝国的海外扩张目的服务的。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关于中国的学术调查,任何一个时期的学术调查都是跟政治密切关联的,所以他讲的“学术调查”,有哪些调查,这些调查为何而服务。我们是被调查对象,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这些调查者的调查和分析。

   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学术”。调查有很多,比如日本陆军早期对中国大陆地形的调查,比如东亚同文书院,是专门培养间谍的,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的调查。在东北还有日本的“满铁”,他还有一个“调查部”,很多日本的知识精英在这个调查部工作,出版了大量调查成果。这些调查有关于中国资源的,有关于中国历史、地理的调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涉华的学术调查。

   在20世纪前40前,海外汉学研究中有两个中心,一个是在巴黎,一个是京都。作为一个欧洲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巴黎的“中国学”,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向海外扩张这个背景下产生的。日本也不例外。京都学派还是一个比较文雅的概念,但是战争时期,京都学派也在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服务。这就涉及到,我们如何看待19世纪以来的知识和学问的问题。我们今天可能会侧重批判的方面。我们讲人文学科有六大学科:历史、经济、政治、社会、人类学和东方学,按照一般的说法,是1860年前后在欧洲确立起来的(中国的分类和这个略有不同)。其中有三个学科,历史学、人类学和东方学是1870年以后,也就是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确立的,这些学术研究自觉或不自觉的都是为殖民扩张服务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起源于欧洲十九世纪中叶的人文社会科学或多或少都带有殖民地的色彩,也就是说,有一个宗主国居高临下的看待殖民地的视角。今天,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时代已经过去,它留下的这份学术遗产我们怎么处理,这也是今天要面对的问题。这就是明杰老师要讲的这个涉华研究的学术背景,它不是在和平年代进行的,不是谋求和平共生、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学术调查。

   从文艺复兴以来建立起来的,以科学、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对象,这样一种科学、理性的精神,自然地存在于这个学术调查里面,所以它依然是我们可以参考的学术遗产。日本人对中国文物、古迹包括书画的种种的调查,为什么到今天仍然为我们所关注,中国画报出版社来出版一系列的书,是因为它同时还有一套学术方法,这套学术方法,依然为我们所借鉴。当我们去帝国化以后,当我们把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解构以后,可以作为我们今天文化建设的一个参照。这个意义更重要。

   (20世纪)40年代,中国有个历史学家陈垣,他没有像其他那些大学教授“七七事变”以后南迁或者南下,他留在了北平。他矢志不渝研究中国的历史。陈垣在《给历史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日本学者每当有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著作寄给我,对我来说,就仿佛一颗炮弹打在我的书桌上。”我们很痛心中国的历史研究不如人家。人家的研究走在我们前面。他总教育他的弟子,要研究中国的历史,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做贡献。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我们要了解一下,日本人是如何认识中国的,日本的研究对我们有什么借鉴意义。

   我个人是研究汉学的,关注的是政治、历史和文学的方面。刚才说到,我的研究很多都受惠于明杰老师。明杰老师最早是收集、整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到中国的游记,在中华书局出了一套。之后日益精进,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包括寺庙、古迹、雕刻、文化遗产等等的实物调查。所以,我非常期待明杰老师的讲座。

  

  

   张明杰:我这二十多年一直生活在日本,这些书能出来首先应该感谢国内朋友的支持和出版社的支持。到日本以后,开始最关心的是日本人到中国的游记,这方面我收集的资料可能是最多的。同时,也很关注日本学者学术方面的调查。首先中华书局把游记这套书(即“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系列)出了。去年以来,学术调查这套书(即“近代以来海外涉华艺文图志”系列)也在中国画报出版社陆续推出。说起来这套书跟大家见面很不容易,开始在一家大出版社压了多年,后来转到现在的出版社。有一些翻译完已经超过十年,我请了很多朋友翻译,有的朋友在做副教授的时候就翻译完了,但是直到退休才看到出版。另外还有一部分边疆调查,是另一个书系,至今还没有出来。

   今天主要想以聊天的方式讲一下学术调查。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学”研究,确实有引人注目的一面,知名学者辈出,研究著述显赫,这也是世界公认的。究其原因,可以说,除了得天时、地利之外,还有一些人为的因素,比如说日本学者那种赶超欧美中国学研究的强烈意识,注重文献考证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治学方法等。日本学者一般都有很好的汉学功底,在解读中国古代文献方面不逊于西方学者。同时又积极参用西方所谓科学的研究方法,以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研治中国学的有效途径。

   明治维新以后,与对外扩张的国策相呼应,日本学者纷纷加入到对华实地调查的行列。东京大学与京都学派的学者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我们通过今天看到的这套书——“近代以来海外涉华艺文图志系列”,就能了解到日本的涉华实地调查是走在西方前列的。

   中国的建筑学和日本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的营造学社的历史,也与伊东忠太和关野贞等人有很大关系。当然,我们大学里的大多学科,比如考古学、文学、历史、美术等,跟日本的关系也都非常密切。我关注各个学科的学术调查,当时就有一个意识,就是想重新梳理各学科的学术史。其实,我们应该更早梳理我们的学科学术历史。你不回过头来搞清学科的一些概念,梳理学科的学术历史,新的起点就很难开始,更谈不上学术转型了。要梳理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史,又离不开日本,离不开日本学者的著述。这也是我很早就关注学术调查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者说是动机。近代日本“中国学”有飞速的发展,跟日本学者当时在中国的实地调查有非常深的渊源关系。所以,我就想把近代以来日本人做的这些调查的文献系统地整理出来、介绍到中国来,因为很多已经是经典的东西了。我查了一些我们中国的学科研究,包括部分名牌大学的建筑系,伊东忠太的书都被列入博士或硕士研究生的必读书。但我也问过不少人,你看过吗?回答基本上都是否定的。

   梁思成先生1929~1930年期间在东北大学讲课的时候,讲过一门课叫“中国雕塑史”,后来根据他课堂的讲义,整理了一本书叫《中国雕塑史》,我看前几年国内已经出版了。当时梁先生还没有去过云冈、龙门等石窟,包括天龙山石窟进行考察,他的雕塑知识或研究大部分源于欧美学者(包括喜龙仁《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塑》等)、尤其是日本学者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史——雕塑篇》(中文译名《中国雕塑史》,即出)和已经出版的这套关野贞和常盘大定合著的《中国文化史迹》(12卷、中文译名《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等著述,以及一些流失在欧美的实物。前几年国内曾有一些争论:梁思成先生的雕塑著述是自己的原创还是受了国外学者的影响?其实,《中国文化史迹》这套书以及大村西崖的著作想必他们都没好好看过,看完以后是不会存在争论的,梁思成先生自己都承认他是受了国外学者的影响。

   日本的涉华实地调查开始得很早。最早的调查应该说是军事调查,其次是产业调查。如果你研究这些早期的军事调查就会发现,后来中日两国关系的走向,包括两国之间的战争,像甲午战争等,其实是难以避免的。明治维新以后,1872、1873年,中国大地上就已经有日本的间谍在活动了。从人员来看,最早来中国调查的主要有三种类型,一个是商人,一个是书画家,另一个就是军人。而且军人尤其多,大江南北都有日本的侦探。试想,一个主权国家领土上有这么多国外的间谍在活动,战争的发生肯定不是偶然的。我写过一篇日本谋华的文章(《读书》2018年第4期),主要就是讲日本涉华军事调查的。

   明治维新以后,有多少日本人来到中国、做了些什么、主要留下了什么,有什么影响,可以说是我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关心的问题,这套书也是我一直关注的这一问题的一个部分。关于甲午战争,还有很多基本史实资料我们都还不太知道,没有翻译过来。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社会是个什么状况,中国是个什么状态,需要我们把这些资料好好加以考察研究。

其次是产业调查。现在大家通常的认识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脱亚入欧”,往欧美一边倒,其实这背后还有一些中国的因素。比如一开始的贸易,茶叶和生丝。日本为了把茶叶出口到欧美,很早就派遣官员来华考察,并把中国的技师请到日本去,把日本当地产的茶叶按中国的办法进行加工,然后借助世界博览会卖到西方。比如中国技师指导加工的一款九州的当地茶叶,后来占了日本对外贸易的很大一块比重。日本人曾经从中国买了很多桑树苗带回日本,然后又引进西方现代化的技术,短期内迅速提高了生丝的产量,跟中国也产生了竞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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