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周旺:权界: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形成与国家转型

更新时间:2018-08-26 06:49:56
作者: 陈周旺  
三、城市企业中的集体意识


   这样,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中国城乡都普遍建立了集体公社形式的生产组织和社会制度。在农村是人民公社,在城市是国营企业,两者遥相呼应。从本文来看,这两种生产组织的形成,实质就在于用国家意识或集体意识去铲除在中国扎根了两千多年的个体意识。这时候,在中国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单位,就是通常所说的“单位”,单位的实质是一种资源控制机制。生活在单位制下的人都形成了对单位的一种生存依赖,而所谓集体意识,就产生于这种依赖结构所造成的心理强制。下文以国营企业这一单位体制为例来探讨一下这种新型社会组织的心理结构。

   在中国国营企业中,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种管理体制下,掌握企业权力的是书记,而不是厂长。这种体制其实是出于企业本身经营手法的需要,因为国营企业一切运作都是以政治为标准,而不是以业绩为标准的。在中国的国营企业中,企业直接接受上级政府部门的领导,因此没有必要进行经营决策,而只要完成指标就可以了。这样一来,政治动员就比经济管理更具有决定性了。对于企业来说,通过科层组织一层层地进行政治动员,下压任务,促使工人完成专业工作,成为最核心的活动,从而使企业经营活动彻底政治化了。

   在此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彻底政治化了。华尔德认为国营企业的运作建立在工人对领导者的忠诚基础上。不过这种忠诚已经超越了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而被打上了政治烙印。因为,无论是企业的经营者还是企业的职工,其行动都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国家指标”的引导,以“为人民服务”为目的,工人只要遵循这个指标来工作就可以了。在围绕完成“国家指标”而进行的动员中,从党委书记、厂长直到车间主任,班组长,各层次的管理者相对于下级职工干部,都成为国家的化身。对于每位工人而言,都时刻面对一个无处不在的国家的“影子”,国家借此而得以“在场”。这样,在车间政治中,工人面对的不仅是他人、上级,而是国家。

   这种将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彻底政治化了的车间政治,其根本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压抑权界意识。华尔德以为中国单位组织的精神实质是一种“禁欲主义”。按照弗洛伊德主义的理解,这种“禁欲主义”可以将工人的精力有效地转移到工作中来,从而加快“文明的积累”。据考察,80年代中国国营企业工人的工资限制在一个很低的水平,14年才升一级工资,反过来,这就意味着国营企业的运营,并不依靠对工人的工资刺激,而更多地依赖工人对一般而言的国家、对具体而言的管理者的忠诚。在缺乏奖金和地位刺激的条件下,工人努力工作和进行技术发明,其动力并不在于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而是为了国家、为了集体。对于工人来说,任何的反抗都是不值得的,因为可能导致“铁饭碗”的丢失,而统一、固定的工资也使其变得心平气和,用劳动量衡量工资收入的“资产阶级法权”根本就没有生存的土壤,工人最合理的选择是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所在单位集体紧紧捆绑在一起。事实上,单位制的庇护体制、以及工人与其他普通民众相比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也有效地巩固了工人的这种意识,使之逐渐形成了一种全身心服从于集体目标和国家目标的心理强制。

  

四、市场化改革:权界意识的萌生


   从1978开始启动的市场化改革,意味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型。对于本文而言,这一转型的意义还涉及社会心理结构的变化,可以看作是一个权界意识逐渐萌生发育的过程。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会危机,打破了既有的利益平衡机制,原有的心理强制被释放。随后的市场化改革则引发了新的利益分化组合。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到城市的国企改革,目标无非是要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利益平衡机制。

   对于本文而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关键问题在于,它在中国农村奠定了新的产权关系。个体家庭也不是简单地从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方式回归到传统的、个体化的小农生产方式上去,而是通过在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之间界定产权为前提来重新组织生产,实际上,权界意识已经巧妙地嵌入了这一进程之中。家庭联产承包制一步到位解决了农村社会转型最根本的社会心理结构问题,而将其它农村社会问题都抛到了身后,这一方面意味着农村权界意识的成型,另一方面,这一基本成型的权界意识,面对尚未解决的大量农村社会问题,由于权利承诺和实际满足之间的某种失衡,将不可避免地在特定问题上引发某些甚至是相当尖锐的利益冲突。顺便提一下,基层民主选举在中国农村的推进,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是权界意识在农村的形成。这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中国的民主建设何以没有按照某些西方学者的惯常思路,率先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识字率高的城市,而是在广大落后的农村取得了发展。

   反观城市则采取了更迂回渐进的改革办法,因此城市中权界意识的形成更复杂也更曲折,需要做更详细的探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放权让利改革,对于中国国营企业的职工来说产生了一个新事物,那就是奖金。以奖金取代忠诚的监控方式的转变,意味着权界意识的萌芽。在国营企业的管理体制下,对职工劳动的监控完全建立在庇护关系之下,如果职工有所反抗,也不能通过扣除工资的方式来加以惩戒。但是在奖金制度下,企业经营者可以通过扣除奖金来监控工人劳动。奖金的依据是劳动力报酬,是一种产权,它促使职工萌生了最初的产权意识,职工行为的心理强制就是基于这一产权意识而形成的。

   一波三折的城市企业改革,其结果无非是强化了企业的自主意识,并促使政府不得不寻求规制化的方式来保证资源的提取。1992年以来的股份制改革和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可以说是权界意识形成的关键转折点。股份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真正意义的产权关系,用公司制打破传统的单位组织形式。公司制的法人治理结构就是一个充满权界的结构。政府作为投资者,对企业的控制权只能达到董事会层次,而不能直接干预经理层的经营决策。政府不再将自己视为企业的上级,而只是作为投资者领取投资报酬。企业普通员工的行动不再具有国家意义,而是直接与薪酬挂钩。可见,股份制改革,无非就是以制度的强制力量去界定产权,而产权制度内在化为一种心理强制,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与股份制改革遥相呼应的是城市住房制度改革。中国城市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无非就是企业和邻里。股份制改革打破了单位制,住房商品化改革则彻底改变了城市的邻里组织。在城市的新式住宅小区中,居民开始以业主身份行动,组建业主委员会这样的利益性团体,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与物业公司、尚未脱离行政化的居委会,形成了博弈关系。“朝见口晚见面”的传统邻里关系,以及居委会与居民之间的行政纽带,正被一种新的、建立在权利主体之间合作基础上的社会网络所取代。

   纵观这样一个市场化的发展过程,其实质就是利益结构的不断分化,相应地,它们相互之间的博弈关系也愈趋复杂化。复杂化的结果就是,没有哪一方可以独占权力,在博弈中确立必胜之优势,而不得不寻求他者的认同和合作。因此,他们都采取了自我强制,约束自己不僭越某种尺度,也就是形成了一种权界意识。这种权界意识的形成,乃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最终达到一种新的平衡机制的整合基础。当分化到了各个利益主体的实力都比较均衡的条件下,社会力量将达到有效的相互制约,从而使社会结构保持相对稳定;此时政府以一种超脱的地位如保留一个诉讼地位,对利益结构加以调控,使之最终达到新的平衡。用埃利亚斯的话来说,就是促使社会利益进一步分化,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在社会利益分化的基础上强化中央政府的整合能力,到此为止就意味着个体化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秩序形式被构建起来了。

   此时,个人恍如从集体中被“抛到”了社会中,成为一个个不得不自谋出路的人。个人对集体的依附、以及相应的集体对个人的庇护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个人身份不再由某个集体来界定,他就是他自己,能确证自身价值和尊严的就只有他的基本权利。个人不得不凭借自己的权利和能力,去跟各种不同的个人和组织打交道,去发展横向的社会交往,从而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用埃利亚斯的话来说,在“自己的自我规范和社会责任中重新建立平衡”,也就是树立一种权界意识。个体已经不可能诉诸于传统的家族式庇护,或者靠纵向的单位体制来保证自己的社会安全,他唯一能仰赖的保护机制就是法律和制度。从国家的角度,它的统治不是面对家族、或者单位,而是直接面对公民个体,界定公民个体的基本权利并给予保障使之免受他人侵害,是个体化社会最适宜的治理方式。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法治。毋庸讳言,个体在独立化之后事实上将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套用卢梭的话来说,他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本文原载于《人文杂志》2009年第1期。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1912.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