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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承:法官责任制逻辑之重构

更新时间:2018-08-24 23:29:25
作者: 孔祥承  
这种正当性最终可以使公民接受司法作出的违反其利益的裁判。{18}在此意义上,法官责任与人民对司法的信赖、司法正当性息息相关。在责任层面,既体现为法官在法庭内外都不得逾越法律界限从事不当行为,也意味着法官需要提升个人能力来累积民众的信任,维持司法正当性。

   一般来说,法官个体腐败会导致公众信任的丧失,进而降低法院的独立性。一个机构的独立自主与廉洁公正有时要比个体独立重要得多。{14}346当个体所作出的行为导致整体失序时,法院最终承担的责任的形式是整个机构丧失公信力。因此,在司法责任制下,作为法官集合的法院也有责任存在的余地。在此意义上,法院必须维持司法的整体权威,进而保障机构的独立性。这对于法院来说,一方面体现为法院应当督促法官适法适时裁判。法院保障法官独立行使职权,但是当法官职务上或者职务外的行为存在妨害司法权威的疑虑时,国家基于保障人权、维持司法权威的理念,便享有导正法官行为的义务。因此,法院有责任于法官有怠于职务时进行某种管理,达成监督法官的目的。另一方面,这意味着法院应当关注提升法官司法素质。督促法官适法适时裁判只是维持司法权威的最低标准,为了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法院必须着眼于提升司法质量,践行司法为民,加强公正司法。在此基础上,对于法官个体而言,也衍生出了接受法院监督和提升司法能力的义务。

   在司法责任语境下,法官责任制中既包含法官个体因素又蕴含法院机构因素,两者相互交织,形成了提升法官素质、监督法官行为、惩戒法官不法等多种内容。在这种理念影响下,法官责任制在价值目标上已经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开始从单一惩戒转变为“提升-监督-惩戒”三位一体的责任体系。

  

三、法官责任制建构的若干基点


   单纯澄清法官责任制的目标,对于制度建构来说并不足够,还需要其他一些建构“原则”来对其进行丰富。多种价值取向交错影响的法官责任制,其所遵守的原则也发生了某种嬗变。

   (一)外部参与原则。司法权的运作和其他公权力的行使一样,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国民的授权,因此当然需要受到国民的监督。但是,现代司法又要求独立于舆论。因为报章杂志刊载消息论述影响民意,若有心人操弄,极易干扰审判,所以有的国家甚至通过对滥用新闻自由判处藐视法庭罪来维护独立审判。{19}但是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所以各国为了保障司法独立、回应民众质疑、重塑司法权威,都建立起包含外部因素的法官责任机制来保障法官履职。如美国通过国会对联邦法官进行惩戒,其各州则通过由普通民众、律师和法官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对法官进行惩戒。{20}对于我国来说,现阶段能作出有实质意义的处理决定的部门主要是法院内部的监察部门,但这种“同体问责”在公正性方面存在着显著不足。一方面,法院在处理这些法官时囿于情面,会尽量从轻发落,将案件进行内部消化。另一方面,当案件牵涉到权力机关或者触发了大众某种情绪时,法院又会对法官进行严厉处理以示自己决不“心慈手软”,而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有时同样会侵害法官的合法权益。更为重要的是,司法权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一环,其行使应受到人民监督,例如我国《法官法》规定法官需要由人大任免,便体现了这一原则。

   (二)合规律性原则。合规律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它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合规律性反映在法官责任制层面,便是要求问责措施及程序的建立应当符合各自的活动规律。何为符合规律?一方面,对于“干涉”法官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应当持谨慎态度。对法官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裁判行为过多涉及,是对司法独立的不尊和践踏。入侵法官心证,将导致法官在裁判过程中谨小慎微、畏首畏尾,因而危害个案正义与司法公正的实现。另一方面,对法官问责的方式应当是法理型而非行政型。每一种问责方式都必须有符合其性质的问责程序。以惩戒活动为例,司法惩戒活动是司法活动而非行政活动,因此惩戒程序应当采取对当事人程序权利保障最为全面的司法程序模式。{21}

   (三)比例原则。比例原则从源头进行权力制衡,可在最大程度上保障法官的合法利益,杜绝行政权力和公众的不理性介入,避免法官权益在问责中受到不当侵犯。具体讲,法官问责应当本着干预司法独立最少的原则,选择最有利于司法权运作的方式开展监督,确保必要性和适当性。{22}例如,问责手段应选择有利于发挥司法权的经济高效的方式,不能对法官所有的不当行为都用惩戒来问责,毕竟惩戒“就像一门百吨重炮,需要复杂的机械才能使其到位,需要大量的火药才能令其开火,还需要一个巨大的靶子供其瞄准”{16}104。从问责机制的沿革看,各国都为法官违法建立一个由轻到重逐级强化的有机制裁体系,从非正式的私下的内部劝勉、告诫或协商处理,到正式的警告性惩戒、经济性惩戒、职务变动惩戒,直至剥夺职务,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法官合法权益,杜绝外部因素对法官执行职务进行不当干预。{23}

   (四)正当程序原则。对法官问责遵循正当程序是国际通例,联合国《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第17条便对此作了明确规定,我国《法官法》8条规定“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给予任何处分,也蕴含着相同理念。从法官的职业特征看,它与公务员在工作性质、权力来源以及身份独立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为体现这些差别并增强公正性和说服力,理应依照正当程序原则设置法官问责机制。{24}可惜,相关机关并未对何为法定事由、法定程序进行准确界定,这导致实际上各地都是采取公务员问责的方式。但是,司法权的运行与行政权有着极大差异,为顺应司法规律,增强公正性和说服力,法官责任制理应在独立与责任的平衡中严守正当程序。至于何为正当程序,贝尔斯教授作过较为精确的阐释,认为正当程序应符合九项原则,即经济成本最小化、道德成本最小化、和平、自愿、参与、公正、易理解、及时、可回应。{25}我们不妨在具体设计时加以借鉴,增强问责机制的公正性与说服力。

   (五)伦理原则。我国法官的任用是基于考试训练而非选举,这导致公务员与司法官这两种“相悖”的角色在我国法官身上形成了耦合,使得法院内部形成了不同职级,在构造上呈现出科层式的样态。而在科层结构下,对法官的问责与对公务员的监督机制存在极大的相似性,两者都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一般来说,唯有上级催促下级,并无下级督促上级;只有父母处罚子女,并无子女惩戒父母。{26}因此,在法官责任制设计上应当注意伦理规则,即享有问责权力的必定是上级机构或者本身便有监督权的机关,尽量保证机构与人员的对等,这与诉讼程序有着显著的不同。

  

四、法官责任制的体系性建构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我国法官责任制逻辑应当是以司法独立为核心,以提升、监督、惩戒为目标,以外部参与原则、合规律性原则、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原则、伦理原则为建构基点。由于我国司法制度现代化时日尚短,实践积累有所不足,因此不妨转换视角,从域外制度中汲取有益经验。虽然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我们同样应当正视域外经验在立法技术方面的促进作用。法律的移植与借鉴更多的是在寻求一种形式上的安全性,意在填补学界、实务界以及一般民众对制度演进的担忧,避免出现因对某一问题裹足不前而导致法治发展停滞的情形。借鉴域外制度经验,使本国有关规则符合形式理性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价值“重构”,进而得到一套可以妥当解决中国问题的说理及操作方案,这种先移植后“重构”的范式不失为一条快速实现法治现代化的捷径。因此,笔者试结合《意见》的有关规定,在明晰法官责任制逻辑的基础上,借鉴域外有益经验,对现有制度进行体系化重构,以此补足司法独立与司法责任之间的空白,进一步明晰法官责任制的改革方向。

   (一)法官考评制度——双重面向的事前提升机制

   在21世纪的美国,司法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攻击:一些政客谴责“激进”的法官,试图对这些作出争议判决的法官进行处罚;不少特殊利益群体试图将作出与他们利益相左的判决的法官踢出法官队伍;一些网络媒体添油加醋,呼吁对法官科以更重的责任。为应对这些质疑,美国司法界开始广泛引入法官考评制度。{17}115法官考评制度将法官在审判活动中的各种行为纳入考评范围并予以反馈,使法官可以全面检视自身的不足,为司法能力的提升起到激励作用。因此,该制度一出现,便因其在强化司法责任、促进司法独立、获取民众信任方面表现不俗而受到各界赞誉。总的来说,法官考评有助于内在审判品质、司法负责的维持与改善,反过来又有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司法独立的正当性。{1}138

   我国本次司法改革中,最高人民法院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意见》中提出建立考评委员会负责业绩考评。法官伦理规范只规范法官应为或者不应为的行为,并无提升法官素质的效果,因此提升法官素质就落到了法官考评制度的范畴。这也为法官考评功能定位限定了范围:一方面,法官考评机制通过业绩考评倒逼法官提升裁判质量,累积人民信任,弥补司法正当性的不足。另一方面,考评制度也有对行为进行司法问责的意味。考评结果直接作为“评先评优和晋职晋级的重要依据”,法官考评成绩不佳,意味着无法定期获得晋升,这样既使法官因为业绩不良而承担“可得利益损失”的处罚,又使其职业尊荣感受到贬损,从而以这种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来警示法官。以上双重面向的考评制度,既可以满足责任的提升目的,又有问责的意味存在。

   当然,这种考评并不能在审判活动中发挥作用,也不产生直接惩戒法官的效果,它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徘徊在司法独立与司法责任之间的事前督导制度而存在。这种机制的存在既能缓解法官坚持独立审判所承受的“结果导向”型问责的压力,又能对法官改善司法表现和司法品质形成必要的激励,更可以弥补单一惩戒制度在提升司法质量与评估法官日常行为方面的补足。

   (二)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制度——过程导向的事中监督机制

   审判监督管理权是本轮司法改革的产物,不少学者对它的存在持怀疑态度。那么这种监督权的法理基础何在?对审判监督管理权进行法理基础的探讨,一方面可以回应学者们对其必要性的质疑,另一方面也将为审判监督权进行理论边界划分,对其进行准确定位。

   首先,从法官体系结构来看,院庭长对法官实施审判监督管理是司法民主性的必然。世界上的法官制度主要存在两种。一种是选举制,民众选举有经验者成为法官,法官之间几乎没有职级的差异,只向选民负责,因此对他们的监督力度较弱,主要代表是美国。另一种是考选制,法官的任用是基于考试训练,年轻法官经验较浅,因此为实现间接向国民负责的宗旨,须强调法官之职务关系和效忠关系。只有当法官和法院之行为均在监督下进行,始可确保法官义务之完全履行和法院业务之法定功能充分实现。{27}必须存在审判监督管理权,以此维持司法裁判的品质,这方面的主要代表是德国。{28}我国作为法官考选制国家,为了保证司法质量,实现为人民负责的宗旨,实有审判监督管理的必要。

其次,从司法责任来看,院庭长实施审判监督管理也是践行法院责任的途径。法院基于维护司法权威的考量,应当对法官某些不适当行为进行管理。在此意义上,作为法院代表的院庭长有实施审判监督管理的义务与责任,以确保法院有效履行对人民的裁判给付义务。《意见》更进一步将其定义为院庭长的责任,监督管理权人怠于履行职务造成严重后果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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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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