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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猛:中国现代法学转型的路径选择

更新时间:2018-08-21 01:28:20
作者: 刘猛  
全面引进苏联的工业技术、文化模式、教育制度和法制框架。

   1949年2月,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指出以六法全书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法律妄图实现超阶级的法律,是保护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是反动法律,应该予以废除,代之以“人民的新的法律”。“司法机关应该经常以蔑视和批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其他一切反动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以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及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的办法,来教育和改造司法干部。”[36]1949年秋季,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组织专家成立课改小组,研究文法学院中文、法律八个系的任务和基本课程,废除六法全书的体系,开设马列主义法律理论、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法令、名著选读、新民法原理、新刑法原理、宪法原理、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商事法原理、犯罪学、刑事政策、苏联法律研究等课程。[37]这个废旧运动废除的不单单是六法全书体系,还包括六法全书体系之下形成的法科教育体制、六法全书体系下培养的法律人才。自此苏风压倒欧美风,拉开了中国学习苏联和苏联法学统治中国法学三十年的大幕。继受苏联法学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

   一是向苏联派遣留学生。[38]自1951年开始,国家即成批的向苏联派遣留学生,或读研究生,或读大学,在1951到1956年间,仅教育部系统派出的留苏学生就有快7000人之多,其中工科所占比重为75%。[39]其中法律专业留学生多集中在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和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他们所学的苏联法律课程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是以“联共(布)党史”为基础和指导的,法学也在此基础上构建。[40]苏联的民法虽然有不少意识形态的烙印,但是民法典体系、制度中如债权、物权、法律行为等和德国民法的基本概念是一致的,并非全是自起炉灶的新一套。[41]但是,苏联法学在国家与法的理论、国家法(宪法)、行政法学等学科意识形态严重,引经据典,内容千篇一律。[42]因为留学苏联有着严格的条件要求,这些留学生基本上都是法学上的“新人”,没有旧法的前见,所以,留学苏联所学习的法学内容,给了他们回国后一生安身立命的本钱。[43]这些留苏学生回国之后,进入大学政法院校和政法类实务机关,将带回的苏联法学进行传授,并通过带学生的方式代际传承下来。

   二是苏联专家来华授课,培养学生。共和国建立之初,聘请苏联专家来华支援建设,教授学生。在文科领域,苏联专家来华授课主要集中在中国人民大学,[44]人民大学成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示范基地。[45]在1949年12月16日政务院第11次会议上通过“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规定”,1950年人民大学的经费占教育部全部概算的五分之一,在1950到1957年之间先后聘请苏联专家98人,居全国之首。[46]1950年设立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分本科和专修班,聘请苏联专家,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共和国的政法干部。[47]按照苏联的法学教育模式,教育部规定:“讲授课程有法令者根据法令,无法令者根据政策……如无具体材料可资根据参照,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原则,并以苏联法学教材及著述为讲授的主要参考资料。”[48]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专业课程、教学计划、教学体制的设置上,模仿照搬莫斯科大学。设立教研室,形成以教研室为主导的教学,每个教研室都配备有苏联专家。课程的教材主要采用苏联各大学及专科学校的最新课本,以及所聘苏联教授编著的讲义和指定的参考资料。除了法律课程,学生还要学习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等。[49]课程安排上颇为重视政治课,主要是学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科学社会主义,然后才是法律各专业。[50]在教学上,苏联专家编写讲义,给教员和研究生授课,但他们不懂中文,需要靠翻译的帮助;再由年轻教员现炒现卖式的“贩卖”给学生们,实行苏联专家手把手“边教边学”的方式进行知识传授。[51]苏联专家大多照本宣科,讲述的是苏联法学的东西,自然未能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上课之余,苏联专家还指导教师编写讲义和教材,期间编译了一大批苏联法学的教材和讲义,高教部规定中国人民大学应该将所编译的苏联法学教材进行校阅,推荐各校试用。[52]“那时候不光是人民大学,包括公检法部门,书架上基本上都是人民大学法律系翻译的苏联教材。”[53]

   除了训练自己的学生,那时候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担负着为全国高校法律院系培养师资的任务。这些按照苏联法学模式培养的研究生在人民大学毕业之后,散布到全国各政法院校任教,把苏联专家所教的东西搬到其他学校,传播苏联法学的理念和技术,并教育下一代法律学人。[54]1960年因为中苏政治上的原因,苏联照会撤回所有在华专家。虽然在引进苏联专家来华教授的过程中中国付出了巨大的财力,但最终还是受益较大。[55]

  

三、中国现代法学发展的各路径的影响

  

   1. 日本法学和欧美法学的不同风貌

   清末之际,政府对于留学生出洋学习法政是不赞同的。政府希望留学生学习实科,学部在1908年的上奏中说,“近来各省派往东西洋之游学生亦已不少,然以未经中学堂毕业,普通学不完备,出洋以后,见夫法政等科可不必习普通学而躐等以进,于是避难就易,纷纷请习法政,以致实业人才愈见其少。”[56]另外,清廷存有十分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派遣留学生留学海外是不得不然的举措,国家新式的人才帮助大清帝国稳定政权巩固秩序;另一方面,清廷又害怕留学生在海外学习受西方文化熏染太厉害,最终瓦解掉清朝的统治。正如颜惠庆所说的,“清廷对于回国之留学生,颇存猜忌”,“政府一面很想利用我等所受的现代教育和所具的新知识为国家服务,同时又怕我们变为革命分子,推翻满清,心理至为矛盾。”[57]留学生虽然也想用所学现代知识贡献于中国,都梦想“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58]但他们的抱负不在稳定一家一姓之兴亡,所受的西方教育让他们构画建设一个新国家,以民主和法治作为治理方式的新国家。

   现代法学的转型与成长跟留学生息息相关,他们回国后,传播不同国别的法学到中国,形成不同的研究理路。民国时代分为两派,即留日回来的法学学者和留欧美归来的法学学者,并不完全相同:

   第一,他们登上中国现代法学舞台的时间段不同。“清末民初是近代式的中国法律的学问之初期,这时的法学分野,几为日本留学生所独占”,[59]留日学生大抵在1900年到1920年在法学上占有主要的地位。留日学生有其天然的优势,也有其天然的弊病。他们的优势是人数众多,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输入外国的法律学理论和技术,著书立说, 从无到有,很快占据了法学的疆域,构造起中国近现代法学体系,例如民事诉讼法、行政法的学科,[60]建立起一套以日本法学为体系和框架的法学。中国治法学的“为时较早,人数较多者,厥为日本。坊间之法学著作,姑勿论其品质,其什九出于日本出身者之手,知者咸能道之。”[61]他们天然的弊病则在于日本本来也是从西方输入学理,从日本手里倒手贩运而来的学理,是经过日本法学界消化转述的,“日本法学没有进到独立创造的阶段”,[62]在认识上自然隔了一层,中国人心理上的认同感较低,日本不过是一个较便利的工具而已,毕竟近百年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向西方学习而不是向东方学习的过程。况且中国留学生在留学日本的过程中,又因为动机、目的和速成等因素的影响,“留日习法者很少成就了各人留学当时所可能获得的成就,自然也没有达到留学当时日人所已成就的水准”,他们只是形成了“解释条文中心主义”的作风。[63]留日法科学生的著作多为解释当下中国法律和介绍国外法律的著作,大多不过是基本常识般的法学启蒙读物而已。到了欧美留学生回国后带回原汁原味而非转述的法学,留日学生的影响就显得捉襟见肘起来。

   留学欧美归来的法学学者登上中国法学的舞台是1920年代之后,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美留学生直到1920年代之初才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留日学生在政府中人数众多颇有地位,他们组织有堂皇的俱乐部,“直至一九二〇年代,欧美留学生始就北京石达子庙址组织欧美同学会,方有固定会所。”[64]这个变化可以管窥出那时候留学生力量对比的变化,法学自然是这个大的潮流中的一条支流。相对比留日法学生而言,无论是在留学的目的上,还是在知识的学习上,留学欧美的法学学生都较为认真,他们留学海外所受的学术训练也较为系统,可是他们人数较少,无速成科,在1920年代,留日法学学者还是占法学界中的多数。[65]留学欧美者出国时大多在1912年之后,他们不像留日学生身在国外心中还怀揣革命的梦想,他们只有学习一务,更多设想的是如何建构一个新国家的法政框架,这让他们能认真的在留学期间学习法学专业,深入研究法学的内在机理和外在技术,以便回国后一展才华和抱负。待到蔡元培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中国第一所以研究高深学问为目的的现代大学之后,一大批欧美留学归来的学者涌入北大,开始了现代法学的欧美模式。欧美留学生占据了法学并占了主导地位之后,留日学生就日益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第二,留日法学者和留欧美法学者的身份不同。留日法学学者回国之时,国内本无学术独立的大学可言,所以他们往往是进入司法机关从事实务,留日学生“人数众多,供职政府,颇有地位”。[66]待到民国初期法政学堂大兴之际,他们才有机会进入学校传道授徒,即以闻名遐迩的朝阳大学为例,教授大多数为实务界的名流来兼职授课。[67]这是职业上的安身是时代的机遇使然,并非个人所能选择的。留欧美的学者回国时,虽然像王宠惠这样第一代的法学家仍然处在一个革命的时代而进入实务机关,但是其后的第二代法学家归国之时中国已然建立起了很多高等法科院校,给了他们谋生和研究法学的位置与机会。留日回国学者以实务工作者为主兼研究法学,留学欧美回国学者往往任职大学以研究学问为主业。一九三〇年代之后,大学里的法学教授几乎全被英美归国学者所占据。

   第三,留日法学学者和留欧美法学学者的著述方式不同。留日学生回国后,中国现代法学方处于的萌芽时期,一切从无到有,再加之他们的学科体系和知识结构并不完善,所以著作较少,多以讲义或教科书的方式表现出来;最突出的表现便是朝阳大学的法科讲义。[68]留学欧美归来的法学学者,虽然也注重讲义的出版,但他们更倾向于作专题研究,以学术论文的方式出版成果。王世杰等留学欧洲的学者回国后,到北大任教,不久即创办《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刊发法政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专题研究论文,以同仁学报刊物的形式输入学理和研究中国法律问题;他们的专著也大都是建立在专题研究基础之上。

   第四,留日法学学者和留欧美法学学者的贡献不同。际遇不同,贡献自然也不一样。留学日本的学生中,出了一批人才,像东京帝国大学有章宗祥,早稻田大学有唐宝锷、宋教仁、汪荣宝、江庸等人,法政大学速成科培养了一批中国的法科人才,有汪精卫、居正、胡汉民、沈钧儒、陈叔通、董必武等人。[69]留日法学学者回国后创立北京法学会、朝阳大学以及在1935年的中华民国法学会的创建时起了主导作用。[70]但是,留日学生数量多、质量较低,回国后多从事政治或法律实务工作,以致于对于中国现代法学学术贡献有限。

留日学生在政治和社会运动方面贡献犹大。正如梁任公所言,留日的师范和法政速成生“毕业后最形活动。辛亥革命成功之速,这些人与有力焉。而近十年来教育界政治界的权力,实大半在这班人手里。”[71]当其时留学日本的结果,“像这样规模的造就民国时期中国第一代领袖人物的运动,必须被认为对整个这一代上层人物的经历有着关键性的重要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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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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