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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近代中国权力聚散的历史循环

更新时间:2018-08-19 01:33:05
作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总而言之,在1915—1927年间,以可观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为动力,在沿海都市一带已出现了一个现代市民社会的雏形:作为这一社会的主体中产阶级与知识阶层崛起,以大众传媒为中心的公共领域的出现,契约关系型的现代人际关系在大都市的逐步展开,一大批社会团体、职业团体这些中间组织的社会作用日益广泛。

   不过对这段时期市民社会的发展,估计也不能太高,充其量也只是局部的雏形而已。

   这是因为,第一,在市民社会内部,无论是经济层面,还是文化生活层面,还远远没有形成统一的秩序和规范,契约性关系还刚刚开始发展,局部虽然已有一定的规范可循,然而整个社会仍然处于失范的状态,尤其是那些新秩序、新规范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显得更加脆弱。

   第二,社会各个层面的中间组织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社会公共决策中也发挥了一定的功能。但这些功能同样缺乏制度化的保障,进而不能真正地影响实际社会和政治事务。另外,这些中间组织虽然已具备现代色彩,但在实际运作中仍然残留着大量古代民间社会家长制、宗法制特征。

   第三,市民社会的出现仅仅限于少数沿海大都市中,还来不及向内地和农村推进和扩张。由于政治的衰败和传统社会文化秩序的解体在广大内地和农村大量传统的无组织力量正在迅速蔓延,即使在城市,像帮会这样传统的民间社会组织也几乎与新的现代社会团体同步增长。

   总而言之,由于国家的衰败和政治的四分五裂,不能给市民社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社会与国家之间既不可能产生良性的互动循环,也未发展成互相对抗,而是处于某种隔膜状态。正是这种隔膜,一方面使现代化得以在社会底层迅速推进,另一方面又在更深的层次上阻碍了其进一步的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共同体,成为众多现代化拥护者共同的要求。他们不再寄希望于社会和民间的分层改良,而是期待着从改造政治人手,找到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全盘方案,通过建立一个廉洁有效的中央集权政府,实现全国的政治整合与社会整合。于是,借助于一场国民大革命,全能主义(totalism)政治就应运而生了。

  

全能主义政治的失败

  

   全能主义政治是一种政治系统的权力可以不受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层面和每一阶层的政治制度。正如美国中国学者邹谠所指出的:“中国的社会革命与全能主义政治的共同渊源是20世纪初期面临的全面危机。

   社会革命是克服全面危机的一种对策,并且从事社会革命就必须用全能主义政治为手段……只有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或政党,然后用它的政治力量、组织方法,深入和控制每一个阶级、每一个领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会国家和各个领域的组织与制度,才能解决问题,克服全面危机。”

   针对民国初年的政治混乱和社会失序,国民党借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革命的成功经验,以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符号为号召,在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有效协助下,通过革命党这一严密、高效的组织系统渗透到社会基层,将农民、工人以及其他城乡平民都动员起来,参与一场社会大革命——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1927年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通过高度动员的政治体系进行社会整合,建立以党治为核心的政治霸权秩序,不仅是社会的中心部分,而且其边缘地带也被调动起来,企图以此克服民国初年以来一直存在的权威危机和权力危机。

   应该说,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在这一目标上取得了部分成功。在克服权威危机方面,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意识形态的统摄符号,强化政权的道统资源,同时沿承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程序说,在训政期间由国民党代替国民治理国家,将军事合法性与现代合法性结合起来,实现了北洋政府所一直没有完成的权威的理性化、世俗化转移。

   国民政府在城市扩大了自己的合法性资源,一批技术专家与知识分子被吸收进各级科层组织。在克服权力危机方面,国民政府通过军事和政治的两手将权力与资源逐渐从地方收归到中央,加强中央集权的凝聚力,尤其是蒋介石作为国民党领袖的权力中枢地位。

   另外在清党分共之后,国民党割断了自己与社会革命的联系,政治权力自上而下渗透、扩张到民间社会的各个层面,一度相当活跃的中产阶级和知识群体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商会、工会等中间组织名义上还具有法人地位,但在国民党与政府间接或直接的控制干预下,已失却了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和支配权。

   我们已经知道,在现代化政治发展的早期水平上,当权力的分散实现了摧毁传统政治秩序的使命之后,必须不失时机地使权力重新凝聚化,建立具有现代导向的、高效有力的中央政府。从这个意义而言,全能主义政治在20世纪中国的出现不无其历史的合理性。

   然而权力的集中并非政治发展的终极目标,亨廷顿指出:“由于革新政策所引起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将导致新集团要求进入政治体系并要求扩大体系的容量。在第三阶段,即现代化后期,体系的扩大将可能促成体系中权力的重新分散。”

   这就是说,全能主义政治只是政治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随着社会革命的成功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它必须逐步退出社会领域,缩小政治控制的力量和范围,同时扩大政治参与,将被社会发展动员起来的各种利益群体容纳进制度化的政治体系之内。这也是孙中山从训政过渡到宪政的基本政治理想。

   然而,国民党的全能主义政治却在权力的凝聚与分散两个层面同时犯了错误。首先,在国民政府统治大陆的22年中,其行政权力的集中化、分层化、制度化始终没有彻底实现。国民政府的合法性权威长期面临着严峻挑战,起先是国民党内部的地方军事割据势力,随之是来自日本的大规模的入侵,最后是中共的武装革命运动。

   许多历史学家共同认为,国民政府的真正版图,不出长江下游一带,其他各省只是“奉国民党正朔”而已。

   由于国民政府更偏重于从地方收缴权力,而不注意决策的分层化,因而在中央能够控制的权力网络中,大小决策过于集中于行政中枢,尤其是蒋介石个人手中,造成底下各层权力普遍性的效率匮乏。

   同时,尽管立法与行政机构制订了大量法律与行政规范,形成了整套书面的制度化系列,但在中国权力运作实际过程中起真正作用的,仍是两千年遗传下来的、带有浓郁宗法血缘关系的“习惯法”,这种因人而异的、随意性极强的人治传统极大地阻碍了现代行政机构中形成理性原则的确立,使国民政府的制度化一直徘徊在低水平状态。

   而身负执政使命的国民党既不能实现向现代法理型政党的结构转变,又丧失了“革命党”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在意识形态内聚功能减弱、组织结构涣散和政治权力既无内部制衡又无社会监督的情形下,逐渐趋向腐败低能,丧失了领导现代化的政治功能,最后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由于受到体制内外各种政治力量的挑战,权力系统处于半瘫痪局面。

   当国民政府在本应集权的行政层面无力支配权力时,却在本应分权的社会层面强化了政治对社会的控制,这使得民间社会严重萎缩,政治系统过于膨胀,现代化的资源配置出现大幅度的失衡,被剥夺殆尽的民间社会失去了推进现代化的基本动力,而控制了主要资源的政治权力又忙于应付合法性危机,无暇承担现代化的使命。

   更重要的是,被民族主义和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而动员起来的新老社会利益集团,在高度一体化的政治体制中缺乏表达自身利益要求的合法性渠道,也难以找到可靠固定的集团代言人,于是,就发生了间歇性的“参与爆炸”。清末的辛亥革命是一次,1915年底的护法战争是一次,而到40年代下半叶则是一次更大规模的“参与爆炸”。

   对国民党全能主义政治怀有不满的各种利益集团,以种种温和的或暴力的方式强行参与国家的公共决策,开成了一次新的社会革命。

   当全能主义政治走向衰败,社会多方面功能失调,任何改良都无济于事,而一切危机似乎又集中于政治层面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改朝换代革命,出现“根本解决”的社会期望,希冀以全能主义的革命推翻全能主义的暴政。从国民大革命到解放战争,中国的政治变迁走了一个大圆圈,而这一不自觉的历史法则注定要依循自身的逻辑继续演绎下去,形成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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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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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许纪霖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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