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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晨:不平等时代的全球治理

更新时间:2018-08-18 17:26:36
作者: 赵晨(社科院) (进入专栏)  
经济全球化是随通讯和交通技术进步而产生的,它很难逆转。无论是对资本,还是劳动力而言,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已经形成,如果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选择自我孤立,那只会加速它们自身的衰落。经济全球化促成国际产业分工细化和专业化,资源高效配置,各国各地区发挥比较优势,这已经形成巨大的制度惯性,美国和西欧尽管是全球化的发起者,但在全球经济结构中也已不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其政府如欲修改全球治理规则,实行民族主义经济政策,不仅会使自己经济利益受损,在实际操作中也会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结果。比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美国主导的“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如遭特朗普任下的美国政府抛弃,反而会有利于中国积极倡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其他区域性贸易安排谈判更加顺利。由于“金砖国家”的崛起,在国家行为体层面(而不是在资本流动层面)上,出现了“世界是平的”的新局面和新版本,[[12]]发展中崛起国家可以填补全球治理机制的“漏洞”和“塌陷”,保证经济全球化继续运转。即使西方在全球治理机构中“撤退”,也会有新的治理思想和治理安排“递补”上来,这样反而可能纠正原有全球治理不公平的倾向,促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原有全球治理机构进行改革。

  

   共同抵御气候变化、环境恶化、恐怖主义、大规模武器扩散和有组织犯罪等风险问题原为全球治理的主要商讨领域,但现在全球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已经上升到更显著的位置。过去二十年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的思想——过分强调资本自由流动的“新自由主义”,目前在其发起国——美国,都已受到民族主义的“反噬”,可见偏向资本的既有政治治理全球机制已经遭遇到重大挑战。如何用适当的方法“驯服”资本这匹全球化时代“脱缰的野马”,这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首要问题。一方面,世界各国需要借助资本的力量实现创新和发展,带动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问题,但另一方面,全球政界也需要形成共识,在全球层面以协调征税等形式进行社会再分配调控。2011年欧盟委员会就响应民众呼声,提出实行金融交易税(FTT,即托宾税)的建议,对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交易征税。在法德等国的不懈努力下,目前法国已经实行,德国、奥地利、比利时、爱沙尼亚、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10个欧盟成员国同意征收金融交易税。按照该倡议的发起者法国前外长菲利普·法比尤斯的解释,通过对股票和债券交易征收0.1%、对衍生品合约征收0.01%的金融交易税,欧盟每年可以获得590亿欧元的财政收入。欧洲可以将征收金融交易税所获得的收入中的25%用于为那些接收难民的国家提供金融和技术救助;50%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帮助他们缓解极度贫穷;另外的25%列入欧盟预算。这样做,不仅能促使成员国愿意接受难民,还能有效防止金融投机,可谓一举多得。[[13]]这种跨国税收如能得到更多国家和地区的赞同,推广至全球层面,将是一种降低社会不平等的有效举措。

  

   降低全球总体不平等状况,还需要采取实用主义态度,破除西方在发展援助过程中附加给穷国的民主、自由、人权等附加政治条件。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质疑美国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著名著作《正义论》:为什么我们总是认为饥饿、饥荒以及医疗卫生的缺乏没有对自由的侵犯那样严重?站在全球角度,发达国家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是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8倍多,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是绝对贫困,而发达国家的贫困是相对贫困。所以,全球治理中的减贫议题,应当由对资本主义制度或社会主义制度、所谓的“自由民主”还是威权体制的关心,转向对社会的关心;对参与治理的各种行为体也应当一视同仁,非政府组织未必都是“好的”,政府也未必都是“坏的”,只要有效发挥作用,取得良好效果,就都是应予以称许的组织。对待公正问题,应采取宽容的态度,如阿玛蒂亚·森所说,评价公正问题需要“全人类的眼睛”的参与: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可能会认同其他地方的人们,而不只是我们自己所处的社群,其次是因为我们的选择及行为可能会影响远处或近处其他人的生活,最后是因为他们凭借各自的历史和地理视角所持的看法,可能会帮助我们克服自身的地域狭隘性。[[14]]全球治理在规范性方面,应当以相对性为追寻原则,即追寻更好的全球治理方法和政策,超越对绝对公正社会的寻找。

  

中国的“平等主义全球治理观”

  

   过去三十年的全球化历史表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并不具备通过秘书处等机构制订全球治理政策,然后“自上而下”要求各国实施的权威和能力。气候变化、国际贸易、金融治理等问题都是首先在某些国家或地区取得成功实践之后,然后才在国际层面上示范推广,得以变为全球普遍认可的规范或是规定。本人曾在过去所写的几篇文章中提出“全球治理的地域性”的概念,[[15]]个人认为在国际社会整体处于无政府状态下,全球治理并不具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各国各地区,特别是主要国家和地区基于自身历史传统、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缔造出自己的全球治理模式(包括观念和行为),这些模式之间既是一种相互学习彼此长处,共同提升全球治理效率的合作关系,同时也是一种竞争关系。谁在全球治理模式竞争中真正占据道德制高点,获得道义感召力,谁才对未来的世界秩序更有影响力。当今时代,主要大国都手握核武器,均拥有让对手难以承受的“相互摧毁能力”,这点从安全上保证了它们之间不会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所以大国对世界秩序的塑造,主要是在经济和政治治理模式上相互竞争。经济不平等问题推升了发达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质疑声浪,但也进一步促使它们的民众“放低身段”,更多注意观察世界其他地区制约贫富分化的政策和成效,在态度上也可能变得更加谦虚和客观。在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观念和制度出现种种问题,世界政治格局正在转变的背景下,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和制度设计是否具有吸引力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平等”实际上是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核心价值,[[16]]这既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形成的对外交往规范取向在全球化时代的自然延伸。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经列强欺侮,几代中国人为求世界平等一员地位而苦苦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受种种不平等条约绑缚的“旧社会”,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一个平等的新世界,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世界秩序,平等也就内化为中国的外交伦理。中国不希望外国干涉自己的内部事务,推己及人,也不认为自己或其他国家有权力干涉别的国家的内部事务。同时,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也流淌着宽容平和的血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提倡宽仁慈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心比心对待每一个人,关心照顾自己的邻邦以及有困难的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这也是平等理念的体现和进一步升华。习近平主席在阐述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个方面的具体路径时,第一条即为“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17]]这种平等理念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平等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中国近代史的历史烙印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当代的反射,这三种思想力量集合而成的产物。

  

   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和资本全球运作的压力下,基尼系数也在不断增大,但是中国通过各种方式减贫扶贫,确定到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的宏伟目标;对国有企业高管实施“限薪令”,将高管薪酬与职工平均工资挂钩;特别是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的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规范党风政风,整治庸懒散奢不良风气,要求国企和政府部门勤俭奉公,增强党员干部的公仆意识和责任感,从政治上促使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建立更加平等的关系。上述这些在自由主义看来不符合市场规律的管制措施,恰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治理中的平等主义特色,在全球经济不平等程度大大加深的今日之世界,这种中国特色的负责任的平等治理模式提供了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不同的另一种选择,也有可能赢得包括西方民众在内的全世界普通民众的欣赏和认可。

  

   中国主张的全球化,是一种“层级全球化”,即建基于国家政府自身管理基础上的全球化。我们主张发展中国家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但认为进入全球化不能完全依赖外资、外援、向外输出劳动力,而是应当自力更生,在外力协助下通过不断提高自己政府的治理能力来应对内外挑战,我们坚信只有每个国家自己繁荣稳定,世界才可在发展基础上变得安宁和有序。在治理的规范上,中国仍应坚持已得到发展中世界好评的“平等”原则,“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一国不应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予他国。中国政府的援外记录中从未使用“捐赠者”和“受赠者”这种西方人常用的称呼,摒弃了西方与非洲等发展中地区国家一方优越、一方卑微的两国关系,受到受援国的普遍赞誉,这种规范仍应长期坚持。在对外交往风格方面,外交部门和中国出境人员应当注意保持老一代中国外交官和援外人员同当地国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精神,不因为中国经济和政治地位客观提升而改变心态,切忌产生优越心理或“殖民心态”,平等待人,关心发展中国家政府和民众的困难,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做他们的“知心人”和“真朋友”。

  

   对于发达国家,在当前形势下,中国除了继续以“利益共同体”对其实施利益“绑定”外,应注意对其领导人、政商精英,特别是普通民众“深度”交流,介绍中国在社会平等方面所采取的举措和取得的成就。由于意识形态偏见和对中国认知的不足,西方国家舆论依然将中国视为“一党制下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片面关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环境恶化、农民工待遇、食品安全、户籍制度等负面问题。对中国三十年来的减贫成就,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诸多国际组织和很多欧洲国家政府都已予以高度评价,但西方媒体依然没有进行广泛报道。对于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和“高管限薪”等“刮骨疗毒”和强制性社会再分配措施,西方的高层还不赞同,民众还不了解,需要中国领导人在外事场合予以着力介绍,并吸引西方媒体进行深度报道。西方国家的贫富悬殊问题在当前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已经引起西方民众的极大不满,中国促进平等的经验可吸引西方一部分有开放胸襟的群众的客观思考,增加中国模式的“魅力指数”。

  

结语

  

现有的全球治理规制是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这并不表示它只有单一的思想来源(如新自由主义)和制度架构,也不表明它是静态不变的。我们虽然身处全球化的世界中,但世界各主要力量对于治理经济全球化现象均有不同的理念和看法。比如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总愿意充当“豪杰”,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指引下,崇尚霸权,经常无视国际机制和国际道德规范,霸道地干涉世界经济体系运作和地区安全事务;以欧盟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则视自己为“圣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推广人权、民主、法治等生发于己的价值理念,希望介入、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执政理念和治理方式。而中国在长期历史实践中,也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理念,即在“平等”的基础上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为 “亲人”和“朋友”,同它们平等协商,共同努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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