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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论意识形态与政党政治

更新时间:2018-08-17 16:58:17
作者: 赵鼎新 (进入专栏)  
西方社会的传统痕迹依旧十分显著。当时的西方思想家并不完全懂得现代化的意义。因此他们就会带着前现代社会的浓厚的阶级观念来理解当时出现的一个新兴群体——工人。随着两次工业革命的迅速推进,许多城市的人口暴涨,生活状态十分恶劣的工人成了这些城市的最为主要的人口。工人这个群体因此很容易就会被仍然具有很强的传统观念的欧洲左派思想家贴上阶级的标签,而工人的抗争则被错误地理解为是阶级斗争。

  

   但是,这种理解产生了很大的历史性后果。19世纪中叶的欧洲尚没有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和福利国家这些概念,经常发生的经济危机对工人来说后果十分悲惨,社会矛盾因此很大。再加上当时的欧洲国家还没有形成一套有效处理工人运动的方法,经常动辄镇压,这就迫使工人打破他们之间的各种认同感差异,在左派知识分子的鼓动下建立大规模的工人组织和政党来进行抗争。到了19世纪中后期,欧洲各主要国家几乎都出现了从共产党到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等各种具有较强阶级特色的政党组织,各式各样的工人组织更是多如牛毛。例如,以成立时间为序,德法意英四国分别出现了社会民主党(1874年)、社会民主工党(1889年)、意大利社会主义党(1892年)和工党(1892年)等带有强烈阶级色彩的政党。此外,共产党和左派无政府主义政党组织也在同时期大量涌现,阶级在欧洲一时成了强势意识形态。

  

   (3)非西方世界的阶级和民族

  

   随着西方世界的军事和经济扩张,阶级和民族思潮也开始向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传播。从客观情况来说,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在当时所面临的主要是民族解放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现代意义上的工人在当时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中非常之少,但是不少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已经沦为或者正在沦为列强的殖民地,有些传统帝国内部的族群(ethnos)在接受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后也产生了独立愿望。的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非西方世界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先后出现了民族主义政党,如中国的国民党、印度的国大党、埃及的华夫托党,等等。

  

   但是,非西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却出现了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两大策略。这一现象的背后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仰视西方的心态。先前说过,18世纪中叶后欧美在军事和经济上全面超出了其它文明,这一暂时的优势给了西方思想家很高的制度自信。他们制造出各种历史进步主义理论,盲目地认为人类历史在必然地朝着一个美好的未来发展,而且欧美领导着这一发展的潮流。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当时盛行的各种进步主义史观的一种。既然西方处在历史发展的“前沿”,并且西方思想家自认为已经找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就有了学习西方并通过加快历史发展进程来超越西方的意图。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非西方世界知识分子的实用主义态度:不管是什么理论和什么方法,能救国的就是好方法。因此,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救亡”关键期,意识形态风向转得非常之快,一个理论一旦被认为与救亡无济,它马上就会失去青睐。也就是在这第二个层面上,笔者需要把分析引向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俄国革命为非西方国家提供了一条民族救亡的新路径。它在多个方面对中国,乃至对整个世界政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4)俄国革命和列宁主义政党

  

   就对世界政党发展的影响来说,俄国革命有两个关键性的特点。首先,虽然俄国也加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国家行列,并且诞生了现代工人,但是俄国工人的人口比例比起英美法德等国家要少许多。而且,相比于欧美国家,沙俄要专制得多。国家专制导致了工人运动的极端化,使得各种左派势力在工人和整个社会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沙俄的“落后”给左派政党在理论和实践上造成了困难。在理论上,按照马克思的辩证唯物史观,无产阶级革命应当首先在发达国家发生,并且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实现。像沙俄这样的国家需要的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为了突破这一理论,列宁创造了“无产阶级先锋队”这一唯心主义的理论。在该理论的指导下,一批在布尔什维克成立时年龄大多数才二三十岁、所知甚少、却自以为已经掌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真谛的沙俄知识青年把布尔什维克想象为“无产阶级先锋队”(vanguard party),理直气壮地拉着整个社会往共产主义大道上奋勇前进。在实践上,为了适应在专制的政治条件下生存,一套后来被称之为列宁主义组织原则在俄国左派中逐渐发展了起来。列宁主义组织有着极其严明甚至苛刻的组织纪律,如恪守组织纪律、严厉镇压叛徒、少数服从多数、地方服从中央等等。类似组织原则在前现代的秘密社会以及在非西方世界的民族主义政党中也很常见,但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家把这些组织原则进行了系统化和理论化。可以说,十月革命的成功为世界提供了一套与西方早期政党不同的、精英主义和前现代色彩很浓的政党组织形态。

  

   第二,地跨欧亚的沙俄帝国自兴起之初始终同时处在两个时间性上:它既像罗马、波斯、蒙古、清朝这样的传统帝国,又像英、法这样的近代帝国。作为一个传统帝国,沙俄与少数族裔的权贵搞精英联盟,在少数族裔集聚地区搞间接统治。作为一个近代帝国,沙俄在少数族裔集聚地区通过教育和地方政府建构等手段推行俄罗斯化,并且俄罗斯化的进程在19世纪有所加快。但是,俄罗斯化进程不但遇到很大阻力,而且成了许多少数族裔知识青年不满的一个重要来源,因为同时期民族主义思潮也在沙俄少数族裔青年中广泛传播。可是,俄国具有独立意识的少数族裔青年也碰到了难题。具体的情况很复杂,因为沙俄各个少数族裔的权贵与沙皇的关系很不相同。但从总体上来说,沙俄的少数族裔权贵和沙皇的关系就像清朝蒙古王公贵族和清朝皇室的关系一样,他们之间存在着传统的精英联盟关系,并且“民族”从来不是少数族裔权贵和不识字的农牧民的想象。此外,沙俄在当时世界上还算是一个军事力量比较强大的帝国。少数族裔权贵与沙俄绑在一起搞扩张往往能拿到不少好处,但是少数族裔知识青年想通过武装斗争搞独立则力量远远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沙俄少数族裔知识青年就把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当时主导西欧的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了结合,把民族矛盾归结于经济地位不平等而导致的阶级矛盾,不求民族独立,而直接发动超越民族的共产主义革命。布尔什维克就是这么一个由少数族裔青年主导的政党组织(比如,南高加索人仅占俄国人口的2%,而在布尔什维克最高领导层中却占到10%;犹太人仅占俄国人中的占4%,而在布尔什维克最高领导层中却达到15%),但是布尔什维克却幸运地取得了政权。

  

   布尔什维克的少数族裔主导这一特性给了非西方的共产主义革命,特别是那些共产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对当前中国影响最大的就是: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推行了一系列加强少数族裔认同的“民族”政策。他提出了民族是具有共同的语言、地域、经济基础和文化心理素质的人群组织的共同体这一带有显著唯物主义特征的定义(即所谓的斯大林民族理论),按照这一定义对各个族群进行划分和归并,并且为划分后的成一定规模的“民族”建立了大小不等的、地域化的“苏维埃共和国”。中国土地上的少数族裔与“汉人”已经互动和交融了数千年,而且“汉人”在中国人口和共产党领导层中都是绝对的主体。但是,即使中国与沙俄的历史条件如此不同,新中国仍然按照前苏联的模式在国内进行了“民族识别”,把原本主观性很强和认同感多变的族群通过“科学鉴别”固定成了客观化了的和认同凝固的“少数民族”,为成规模的“少数民族”建立了地域性的自治区、自治州等行政单位,并且制定了大量的能够不断加强少数族群认同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这种做法在阶级意识形态处于强盛时期问题不大。但是当阶级认同在世界上消退,民族主义水落石出成了强势认同后(见笔者在前文中讲述的阶级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各自特性),这种做法就成了。可以说,前苏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毁于它幼稚的“民族”政策,并且前苏联的“民族”政策也给中国带来了无穷后患。

  

   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几乎是不可逆的影响。在不少非西方国家知识分子的眼里,俄国并不是一个最为“先进”的国家。俄国在19世纪中的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到惨败,在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中波罗的海舰队遭到全军覆灭,在一战中损失惨重,但却在革命胜利后打败了有英美法日等多国支持的白俄武装,迅速巩固了政权,令人刮目相看。俄国革命的胜利为非西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一条看上去十分有效的捷径。此后土耳其(1920年)、伊朗(1920年)、中国(1921年)、埃及(1922年)、印度(1925年)、朝鲜(1925年)等东方国家都相续成立了共产党,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时成了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处于高度竞争性的两个民族解放手段。布尔什维克的唯心的阶级想象和唯物的民族想象成了一个强势的革命意识形态。列宁主义政党被非西方国家的共产党甚至是民族主义政党广泛采用而形成了明显不同于西方政党的另一类政党组织模式。

  

05.冷战下的政党和政党危机

  

   一战期间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兴起。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后法西斯思潮向全世界蔓延,成了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竞争的一个世界性的主导意识形态。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和民族主义政党都在向法西斯靠拢。如果没有德国和日本在战场上的全面失败,这篇关于政党文章的写法就会很不一样。但是,战场上的完败使得法西斯时代对于政党发展来说成了一个历史插曲。笔者因此把世界政党发展的第三阶段定在二战以后。

  

   二战后“冷战”接踵而来。世界迅速分为两大对立的“阵营”,即所谓的“共产主义世界”和“西方世界”。这两个阵营在意识形态、经济和军事上的角力决定了介于这两个阵营之间地区的政党发展势态。基本情况是:1950-1960年代西方阵营在意识形态上基本处于守势。世界各地民族独立运动方兴未艾,并且民族运动或多或少都具有社会主义倾向。这段时间共产主义阵营到处输出革命,而美国却专门支持非西方国家中的右倾专制政权,以防止共产主义阵营的发展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到了1970年代,西方阵营在经济和军事上开始明显领先,阶级意识形态在全世界范围退潮,美国不再支持右派政权,并且在意识形态上开始主动出击,最终引发了所谓的“第三波民主浪潮”。超级大国势力的消长型塑了世界各国的政党的发展。但是在同时期,两个阵营内部的政党都在按照着自己的逻辑在发展,并且出现了不同性质的“危机”。

  

   (1)西方世界的政党危机

  

二战后西方政党产生危机有很多原因,但是最为主要的就是民主在西方取得普遍成功后产生的非企及后果。西欧大陆国家在二战前绝大多数都实行了多党制民主。但是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外,大多数国家的民主体制并不稳定。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不同的政党秉持着非常对立的意识形态。持有极端意识形态的政党一旦上台就可能会把国家引向完全不同的方向。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德国。纳粹上台前德国有三个主要政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国家民族社会主义党(纳粹)。这三个政党都试图通过民主竞选上台,但是除了社会民主党外,其它两个政党一旦选举胜利都准备彻底另搞一套。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和纳粹任何一个党的选举胜利就等同于政变成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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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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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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