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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强:“听觉文化”与文化研究的陷阱——答王敦

更新时间:2018-08-17 00:56:45
作者: 周志强 (进入专栏)  
即使是“圣乐”的宁静和谐,也是对“喧哗”的顽强压制。自从人类进入黑格尔意义上的“社会”以来,声音从来都没有采用一种非政治的方式存在过;与此同时,“征服听觉”——不仅仅是王敦所说的技术主义意义上的听觉中心主义——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学的工程。王敦试图略过这个听觉征服的工程,“还原”听觉驯化的过程,看起来“求真”的意志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却无形中把声音的研究变成了仅限于知识性的探求,而将声音之最重要的“社会语境”问题边缘化了。

   真正值得反思的是,王敦为什么会提出“补充论”呢?那是因为在王敦设计的“听觉文化研究”的图谱里面,呈现出一种“学科化”思维的特点,即隅于传统的学科建制方式来思考声音文化研究的问题,所以,才会用图谱的方式把“声音政治批评”作为其“听觉文化研究”的一个“章节”来“规划”。这样,“听觉”旨在人及其文化环境的研究,“声音”旨在技术及其技术政治的研究,两者双剑合璧、自成体系。

   批评与研究都不可或缺,这肯定有助于当前国内“听觉/声音文化研究”的全方位发展。问题在于,两者的关系是否真的是补充性的关系呢?

   王敦提出的互补论的学理基础,乃是“研究在先,批评在后”,或者说先了解文化的内在机制,才能进行政治批判。他生动地举例说:“如果很多人抽大烟上瘾了,那么无论怎样对隐藏的资本主义‘大烟政治’展开批判,都不如对大烟的流通、批发和零售机制,抽大烟的心理等等去做貌似冷冰冰的研究来得更实在,更能够在客观上帮助实现‘大烟政治批评’本身所实现不了的介入目的。”且不论他还是把“政治批评”看作是独立于声音批评之外的故事,好像“大烟”完全是自然生长的结果,而可以不带有“毒品”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内涵而进入流通环节似的,仅论“流通、批发和零售机制”,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文化政治批评先期视野而进行完整的研究。

   不妨回顾凯尔纳曾经对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之间关系的论述来说明这个问题。在分析英美文化研究对批评理论传统的忽略问题时,凯尔纳如是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文化和政治的新世界秩序的标志是更高程度的多元性、多样性以及差异和边缘声音的开放,但它受到了跨国公司的控制和限制。所以,虽然表面上生产、流通和消费等环节只是一个社会的功能性过程,但实际上,这些功能性的环节无不是围绕资本的政治功能展开的。资本、技术、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结合,构造了现代社会基本的政治经济学秘密。哪里存在一个纯粹的经济流通和消费的故事?

   而且,并不是政治经济在支配流通和消费,恰恰是通过生产、流通和消费,才创造出对于产品和创生产品的现实秩序的内在需要的政治经济。所以,马克思从“商品”这个看似静态的文本中,阐述了整个资本社会的政治秘密。借用王敦的“大烟”故事来说,如果不能从“大烟”这种特殊产品(作为文化批评的文本)中认识到它对“内在需要”(毒品依赖)的控制力,如何能认识到“大烟”的生产和流通,乃是一整套资本主义权力政治的寓言:资本的霸权从来不是通过说服和征服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创造消费者的需要来完成的,仿佛你对其产品的消费乃是自发的天性,甚至这种消费可以被人们感受为抵抗资本霸权的一种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毒品”确实被人们看作是对资本社会的宰制性政治的一种想象态的对抗,诸多的艺术家常常依靠毒品的幻觉“摆脱”意识形态的理性控制。

   于是,我们可以颠倒王敦的听觉文化研究与声音政治批评的关系了:事实上,不是后者补充了前者,恰恰是后者才能引领前者。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种声音政治批评的基本立场和视野,“听觉文化研究”就会被讲成一种“图书馆里的故事”,一种不偏不倚的“学问”,甚至一门专门的知识与客观的事实。

   或者说,就像“大烟”本身就是政治,“声音”本身也是现代社会的政治。王敦与我的分歧恰恰在于,他相信存在一种可以不被人类的政治生活沾污的“声音”,“听觉文化研究”应该独立地研究这种“声音的真相”,然后才能分析其被“政治支配”的秘密。

  

   文化研究的陷阱:存在“另一只耳朵”吗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王敦用“声音致幻”的方式来理解声音政治批评,站得住脚吗?

   首先,用“致幻”这样的概念来指称“声音政治批评”提出来的“听觉中心主义”,显然是一个概念的陷阱:即通过命名的偏颇,来显示所指称对象的偏颇。如果声音政治批评主要讨论“声音致幻”,那还不如干脆分析“声音催眠术”更合适。

   我提出声音技术乃是沿着“创生”“零度主体(The Zero Subject)”——“充满了感情的无情者”——趋势发展的分析,乃是要阐述以下几种有趣的命题:

   (一)声音是物理现象,而不仅仅是“听觉现象”,不受听觉支配——存在诸多听觉之外的声音,也存在“听却听不见”的特定声音;(二)现代社会的声音政治并不是通过“规训听觉”实现的,而是通过激活、顺应和满足听者的欲望实现的;(三)声音并不是在“致幻”,而是本身越来越“幻象化”,越来越摆脱与现实社会的历史困境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抽象的美甚至抽象的愤怒,来创生消费声音商品的欲望;(四)现代社会的声音,尤其是通俗音乐,其“幻象化”并不是通过虚拟经验或者虚假情感的创造来完成的,更不是通过“冷漠的心理致幻术”来实现的,恰恰是通过丰富多样而形态各异的声音编码来实现的。

   所以,核心的问题就在于:王敦所说的那种对于声音的差别化的消费,真的是他认为的“都是围绕着人的主体性转而不是相反”吗?如果不是现代社会的语境,就真的能存在这种“主体性”吗?

   且抛开齐泽克对笛卡尔以来“主体的空白点”的思考不论,王敦所说的“听觉的主体性”首先是他提出来的“另一只耳朵”的“第一只耳朵”——“物理学家萨宾以及调音师和现代声音的商业运营者的耳朵”。这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问题。在一本叫做《社会理论中的视觉》的书中,作者分析了一种社会理论研究中的“视觉中心主义”,即社会理论的客观性,来自于一种特定的假设:存在一种类似“透视”的眼睛来观看社会,而这双眼睛又是“科学主义”的基本主体假设。“透视”的眼睛“,使观者如同上帝一样赋予世界秩序,掌控万物。透视成为一种特定的观察方式,而在透视原则下发展出来一套油画的作法,使得油画画面产生质感,十分逼真,宛若情境重现。因而,关于透视的美学是意识形态的,它无形之中将一种真实自然的观念赋予观者”。这个逻辑同样适用于王敦的“物理学家的耳朵”:这不同样是客观之耳的扮演吗?或者说,如同视觉中心主义扮演着上帝的眼睛一样,“听觉中心主义”不同样可以演绎出“上帝的耳朵”吗?

   在经验的层面上看,人肯定是先听到声音才能编辑声音,但是,从声音政治批评的角度来看,人“听到声音”本身就已经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耳朵的故事,而自始至终是一种特定政治文化语境中的故事。王敦列举的艾米莉·汤普森的研究,分析整套关于声学的技术、公式、话语、空间和材料设计来扼制声音在空间里的存在形态,表面看来这是一个“物理学家的客观耳朵”,事实上,这只耳朵却早已深深植根于15世纪以来“声音理性化”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媾和。法国学者贾克·阿达利(Jaques Attali)提出,现代音乐乃是对科学主义和理性秩序的服从,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与文化的观念取代另一种具有宗教主义倾向的神秘观念的后果,也就天然具有政治性内涵:“今天所谓的音乐常常不过是权力的独白的伪装。”14世纪以来的音乐,体现出弦乐的泛滥与宫廷谱曲的兴盛,表达了贵族塑造圣乐的冲动,也配合了桑巴特所说的贵族宫廷奢靡之风的盛行;而中产阶级的出现,则令“和音”成为新的声音的秩序规范。由此,按照这个逻辑来说,王敦所讲的“物理学家的耳朵”,其实早就是现代音乐对噪音的克服的耳朵,是包含了现代理性、科学战胜混乱和宗教的元素的耳朵,何尝发生过政治之外的耳朵呢?

   王敦还提出了“第二只耳朵”——尽管在行文中,他没有这样措辞,那就是“亚文化的消费主体的耳朵”。王敦几乎在“背书”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论证说,并不存在一个老老实实接受声音编码控制的消费主体,而是声音的接受:“即便是那只被降服的文化消费之耳,除了主体性丧失,就不能有别的故事?人们是否也‘活学活用’,利用已有的声音及其技术装置而创造出新‘玩儿法’?”

   王敦可能是无意中使用了一个词暴露了他和他所置身其中的英美文化研究的“理论陷阱”:“玩儿法”。没错,王敦所讲的这个主动性的消费主体——事实上它来自霍尔、菲斯克等人坚持的具有主动性甚至主导性的消费者理论——完全可以通过“换个玩儿法”来对声音产品进行二次消费。然而,这里只不过是“玩儿法”的改变,而不是消费者地位的改变。或者更准确地说,众多的“玩儿法”本身,正是追求利润多元主义的资本社会所“预设”的位置。而且,就算是这种“玩儿法”具有表达愤怒——如摇滚,或者抵抗商品霸权的意义——如小清新音乐,这种愤怒和抵抗,却都有可能成为更好的文化商品标签而被消费。我在研究“听觉中心主义”问题时分析的“摇滚-唱片”的内在悖论,不正是凸显了这样一种商品政治学的图景吗?

   事实上,我和王敦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恰恰是批判理论视野下的文化批评与英美文化研究传统之间的分歧。文化研究与德国的批判理论之间确实存在疏离的问题,但是,这种疏离恰恰暴露了文化研究本身的致命缺陷:如果不考虑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文化的政治支配性,就会创生出英美文化研究传统中对于大众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消费群体——如工人阶级或者中产阶级的孩子们——的“抵抗性”的过度乐观的解读。事实上,“文化批评”的“批评”正是对现代社会的知识系统,包括文化行为、理论观念和知识逻辑所进行自反性思考。文化批评要讨论的核心命题,归根到底乃是对遮蔽“真理”的一系列文化意识进行破解和阐释。

   换个角度说,在一个高度物化的时代,依靠考据或者实证的方式(如王敦所提倡的那种听觉现代性的声音现象研究)常常无法凸显现象的真相(The Real)。技术、媒介、经济和艺术形式的结合,造就了一个到处都是可见的“事实”的世界。商品拜物教的理论也深刻揭示了生活本身被扭曲的图景。文化研究单纯地从人的身份、地位、内在的意识和经验出发来寻找和构建抵抗性,这恰恰与后现代主义以来消费主义文化的政治逻辑内在合拍。

   在这里,所谓“文化研究的陷阱”指的是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文化研究鼓吹改造世界的同时,英美文化研究的传统却日益倾向于激励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实现其文化对抗行为。即使是提出了“两种文化经济理论”的费斯克,鼓励孩子们去超市——一个布满资本霸权的有序符号空间——偷窃或者鼓励白领女性去奢侈品商店试穿衣服,也依旧是让抵抗的故事发生在消费的场域。事实上,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抵抗发生在哪里,而在于发生的方式。英美文化研究尝试用“快感政治”来代替“文化政治”,即用消费者的快感不服从于商品的要求方式,来认同其对商品政治美学的抵制,这其实恰恰是用“情感的幻觉”来掩盖“商品的真相”的陷阱。

   不妨引用王敦列举的个案来查看这个陷阱:“戴克教授还引用了一个18岁年轻人的自述为例:‘去年夏天,我和我的六个同学驱车前往法国庆祝我们高中毕业。我们听了很多老歌。我们开两辆车,每辆车都有连接到立体声系统的iPod,我们跟随着我们自编的播放曲目,放声大唱。现在我们已经分开到了不同的大学,但下个月,我们将有一个聚会,我敢肯定我们还会随身带着我们的iPod,一定可以再次收获美好的回忆。’在这个例子里面,无论是既有的老歌的声音还是当时新型的媒体设备,都是围绕着人的主体性转而不是相反。”

   “自编的播放曲目”就能创生主体的美好回忆,这是在证明这个“主体”的创造性还是在证明他们实在太匮乏创造性?而王敦所说的“围绕主体转”的故事,不也恰恰是“主体围着声音”转吗?这个例子中,隐藏的不正是大众流行歌曲——声音政治美学的典型产品——激活了主体的美好幻象的意义吗?

   更有趣的是,王敦还列举了样板戏的声音个案,来表达这样的思想:即使声音按照想要达到的欲望形式进行编码,只要接受者失去了(或者不具备)这种编码的解读语境,声音的政治编码就失效了。这其实是为我所倡导的声音政治批评背书:一方面,声音编码的失效,恰恰是建立在曾经有效的基础上的,这证明,样板戏的声音真的曾经参与了那个时代;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声音编码的特定政治意向的准确度和导向性。换言之,样板戏是体现出特定政治诉求的精准性生产的“文化产品”。退一步说,这个例子恰恰可以用来说明这样一种声音政治特点:一旦“声音”脱离了它所依存的政治文化语境,就变成了空无一物的东西,所以,它才只能是特定政治文化语境的产物和载体!也是因为王敦暗中承认了这一点,他才至少认为,“样板戏”的声音,“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中老年人”依旧可以沉浸其中。

   总之,声音政治批评与听觉文化的对话,并不是王敦所想象的,是一种“补偿式”“交互式”或者“学科性”的联系,而恰恰是特定的文化研究的政治诉求、学术理念和方法视野之间的碰撞。没有“听觉文化研究”,还可以有“声音政治批评”;而没有了“声音政治批评”,“听觉文化研究”就不仅仅变成知识化的陈述,还可能落入英美文化研究预设的“快感陷阱”,沦为声音商品政治乃至声音的文化政治的“听觉霸权”的辩护理论。当然,也正是因为警惕到了这个“陷阱”,我们才会如此积极的“对话”甚至“碰撞”。换言之,正是为了结束碰撞而走向对话,才有了这一场在我看来有趣而复杂的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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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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