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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晨:欧盟政治研究:政治理论史的视角

更新时间:2018-08-14 15:12:11
作者: 赵晨(社科院) (进入专栏)  
即“中欧高等教育项目(1997-2000)”(近1000万埃居)和“中欧欧洲研究中心项目(2005-2008)”(欧委会和中方配套资金超过1000万欧元)有关。在国际交流资金还比较紧缺的这一时段,这两期政府间项目资助中国学者到欧洲访学,与欧洲学术机构开展合作,协助建立18个遍及全国的欧洲研究中心,从而促进了中国的欧盟研究学者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特别是欧洲有关欧盟政治的理论和阐释欧盟政策的方式方法。[56]

  

   应当注意的是,中国学者对欧美的欧盟政治研究成果并非“生搬硬抄”,尽管不免有“望文生义”和“生吞活剥”的“洋八股”文章面世,但大多数研究成果还是充分结合了中国自身的学界传统和具体语境,对西方的欧洲一体化学说进行诠释。同时,在中国,欧美的欧盟政治理论也被应用到欧洲一体化之外的领域:比如,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就率先将新功能主义、交往沟通理论等应用于解释和预测大陆与台湾的两岸关系的发展;[57]中国学者还探讨了欧洲一体化对东亚合作的启示,[58]或是运用欧美理论比较欧洲与东南亚的区域一体化[59]等等。整体来看,在美国主导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中,中国的欧洲研究学界似乎更加偏重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而自由主义的影响力相对偏小;[60]而在欧洲的“原生性”理论中,治理和欧洲化理论对中国的欧盟研究者的影响最为突出,他们对欧洲社会、环境、国际私法、外交、合法性和东扩等领域或重大事件的不少解析都采用上述两种源自欧洲的理论作为分析框架。[61]

  

   在同一时期,中国的研究者也在本国国情和文化基础上对欧盟政治理论进行了思考和探索,提出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关注点,比如主权一直是中国外交的核心概念之一,在《欧洲研究》杂志上曾进行过关于主权是否“可分”的辩论,一方认为欧盟国家的“主权”让渡只是主权权力或治权的“让渡”,欧洲一体化不可能剥夺成员国的主权国家地位,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依然是制约欧盟成员国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则认为,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之下,主权让渡已是客观事实,主权是若干种个别权力的集合体,欧洲一体化的最大体制创新就在于它形成了一种共同行使主权的体制,较好地体现了国家主权自主与共同行使的结合与平衡。[62]围绕这一命题的讨论同西方有所不同,体现了中国的发展中国家政治定位。

  

   (三)中国的欧盟政治研究更加务实,欧洲一体化研究不断细化(2010年至今)。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欧盟研究更加注重对欧盟的主要政策和涉及领域的学理性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中国的欧盟政治研究已比较成熟,开始注重访谈、统计等新方法,搜集一手资料;在研究框架上,中国的青年一代学者已经开始形成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理论框架再加上案例检验等实证分析的论文或专著写作模式。

  

   2010年后,除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一些边缘理论的补充性引介工作外,[63]中国的欧盟政治研究在学习西方一体化理论方面的成果已经大幅度减少。这种“式微”既与对欧美基础性理论引介的主体性工作已经完成有关,同时也是因为欧美学术界的欧洲一体化理论不再似过去时代那样繁盛。实际上,在欧盟研究的国际化方面,中国的欧盟政治研究者已经同西方学界建立起一定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重要的欧美的一体化理论代表人物大多都已访问中国,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与中国学者建立起工作性,甚至是私人联系;中国学者经常出访欧美,参加学术或政策讨论会;一些中国学者已在西方的欧盟研究的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4]或是与国际知名学者一道编著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论文集;[65]中国大陆获欧盟委员会授予的“让·莫内讲席教授”称号的学者已达十余位。

  

   这一时期,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欧关系的发展,中国欧盟政治研究呈现出较强的实用主义特征,具体有两点表现:(1)欧盟各项政策的运行机制和政治决策进程大多得到细密的研究,[66]同以前的欧洲一体化政策追踪研究相比,使用材料更丰富,展示出更多的细节,写作框架也比较科学系统。此类研究的成果越来越多,主要是为了适应中国政府和企业界不断增加的了解欧盟的需求;(2)中欧关系研究成为包括欧盟政治研究在内的中国的欧洲研究的“重中之重”,一方面,中欧关系的研究成果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政府的即时需要,所以更受重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是中欧关系的当事方,中国学者更方便掌握中方的事实性材料,对中方立场的理解和解读也先天地比欧美学者更具优势,所以其成果更容易得到国际研究界的认可。周弘主编的《中欧关系研究报告:盘点战略伙伴关系十年》[67]和陈志敏等著的《中国、美国与欧洲:新三边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在国际国内均产生较大影响。但在欧盟构建和发展的宏观理论框架方面,中国的欧盟政治研究界还没有出现具有代表性的,可令欧美学者信服的著作或文章。对于欧洲一体化,中国学界还是缺乏从自己独特视角出发的宏观研究,没能为世界的欧洲一体化研究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其理论研究的高度也没有得到欧美同行的承认。当然,这里有语言的问题,但随着中国国际化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能够自如地运用英语等国际学术语言,甚至法语、德语等欧洲较大语种写作和在国际场合宣讲论文,现在语言所构成的障碍已经越变越小。

  

   三、若干思考

  

   西方的欧盟政治理论研究发展历程有三点值得思考:首先,理论建构需要一定的“习得”的过程,即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取得进步,欧洲学界对欧洲政治一体化自身的理论化解读也是通过与美国学术界不断沟通而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今日才能够成为主流的欧盟政治理论框架;其次,作为一种地区研究,欧盟政治的理论并非元理论,需要借助、应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或传统或最新的理论突破成果来解释或预测欧洲一体化的现实;再次,不能忽视欧盟政治研究的“政治性”,地区研究是与政府关联相当紧密的研究门类,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开展地区研究,与它是一个“帝国”相关,而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理论水平迅速提升,并拥有全球影响力,同欧盟委员会向全球的宣传和扩展同样无法分开,作为一个“新兴事物”,它需要世界范围的学者首先了解和认可它。

  

   提升地区研究的质量,需要政府或社会给以投入,需要思想资源和学术的传承,同时也离不开自由创新的氛围。目前来看,中国的欧盟政治研究的前进路径是正确的,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理论建树上仍难称有足够的创新: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学者研究欧洲问题的传统方法,现在更多地用于对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思潮的批判性研究,较少被创造性地用来分析欧盟政治体制及其演变;中国当代哲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理论等也没有出产类似在欧洲出现的卓越思想成果以供欧盟政治研究学者“借用”和“引申”,当然,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与秦亚青提出的“关系治理”均在总结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将“关系性”作为中国的核心文化理念,但迄今尚未有中国的欧盟政治研究学者用“关系性”去分析欧洲一体化;[68]此外,中国政府近年来大大增加了地区研究的投入,这些投入在帮助中国学者增加成果数量,提升国际化水平的同时,也导致学术环境更加实用主义化:比如目前的智库化趋势不可避免地使得欧盟政治研究也更加关注现实问题,学术导向变弱,对理论问题感兴趣的学者逐渐减少。在现有考量标准之下,一些学者不再愿意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构建宏观的欧盟问题研究体系,或者是做出具有自己特色的精致的一体化解释。

  

   注释:

   [①]赵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邮编:100732)

   [②]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宋晓敏和贺之杲博士、《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人给予启发和帮助,一切错误和纰漏概由笔者负责。本研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资助(项目序号为2015mgchq003)。

   [③] 1963年1月22日,法国和联邦德国在巴黎的爱丽舍宫签订了《法德合作条约》,又称《爱丽舍宫条约》。条约规定:两国政府就外交政策进行磋商和协调;在防务政策及教育和青年问题方面加强合作;为切实贯彻条约,两国定期举行首脑会议和部长级会议,首脑会议每年举行两次。这一条约标志着欧洲一体化中“法德核心”的形成。

   [④][美]布赖恩·克洛泽:《戴高乐传》(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64页。

   [⑤]Leon N. Lindberg and Stuart A. Scheingold, Europe’s Would-be Polity,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70.

   [⑥]如美国学者莫劳夫其克所言,欧盟的创建是“自19世纪德国建立社会民主福利国家以来,一百年中惟一发展、繁荣的全球性的新的政治形式”。[美]安德鲁·莫劳夫其克:《欧盟宪法的本质:仍需从自由政府间主义来理解》,赵晨译,《欧洲研究》2015年第1期,第154页。

   [⑦]这里的政治理论采用广义定义,国际政治理论也包含在内。

   [⑧]加拿大的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性学者,他从社会层面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做出批判性解读,其思想影响了一些欧洲学者,这些欧洲学者被称为“阿姆斯特丹学派”,他们批判性地分析欧盟经济政策,批评经济利益在一体化中所起的作用。其作品集见Alan W. Cafruny and Magnus Ryner, eds., A Ruined Fortress? Neoliberal Hegemony and Transformation in Europe,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July 2003,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欧盟研究没有为西方主流学术圈接纳。近年来,新西兰学者马丁·霍兰德(Martin Holland)和娜塔莉·沙班(Natalia Chaban)的跨国项目“外部对欧盟的看法”(EU External Perceptions Project)用抽样调查和媒体文本分析等方法调查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等世界其他地区对欧盟的看法,其思路和方法也得到欧盟委员会教育和文化总司的认可,参见Martin Holland and Natalia Chaban, Communicating Europe in the Times of Crisis: External Perceptions of the European Union, Palgrave-McMillan, 2014。

   [⑨] 笔者在维纳和迪兹关于“一体化理论的三个阶段”表格基础上制作,对维纳和迪兹的分期时间进行了调整,并增加了核心研究地区和代表性理论栏目。见[英]安特耶·维纳、[德]托马斯·迪兹:《欧洲一体化理论》,朱立群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⑩][英]安特耶·维纳、[德]托马斯·迪兹:《欧洲一体化理论》,朱立群等译,第26页。

   [11][德]马库斯·杰克坦富克斯、贝亚特·科勒-科赫:《治理与制度发展》,载[英]安特耶·维纳、[德]托马斯·迪兹:《欧洲一体化理论》,朱立群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

[12] Ernst.B. Haas,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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