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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晨:欧盟政治研究:政治理论史的视角

更新时间:2018-08-14 15:12:11
作者: 赵晨(社科院) (进入专栏)  
[25]德国曼海姆大学的马库斯·亚合顿福赫斯(Markus Jachtenfuchs)和贝娅特·科勒(Beate Kohler)教授共同提出的“网络治理”(network governance),[26]进一步指出欧盟是一个完美的协商谈判体系,结构上欧盟始终是一个国家联合体,但运作上它却能够采用谈判协商的途径,让各类型的行为者全面介入,从而使参与者的利益达到最优。“治理”这个概念较好地诠释了欧盟的特点,它不是一个国家式的等级式结构,颁布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也不是国家之间的冰冷而残酷的利益博弈,而是一种带有规范性导向的协商和博弈并存的系统存在。治理扩展了政治行为体的范围,经典一体化理论中将政治权力的竞争归结为成员国与超国家机构争夺欧盟体系控制权的零和博弈,但治理理论认为除了国家之间,政党之间、利益集团之间也存在这种竞争关系。此外,它还带有一定的民主特征,多层治理和网络治理论都认为欧盟权力体系是开放的,公民可以通过不同途径向欧盟机构反映自己的意见,跨越民族国家层面发出自己的声音,影响于己相关的决策。欧盟委员会认为,“治理”很好地体现了欧盟的政治特征,而且它可以有力地增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因而在2001年专门发布了《欧洲治理白皮书》。[27]“治理”从此替代新功能主义,成为欧盟机构的官方“哲学”。

  

   当然,大西洋两岸的学术共同体的内部沟通,无论是人员还是思想,都相当流畅。比如,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虽然最早被认为产生于美国国会研究(它认为每个行为体在衡量制订什么样的制度,或者是否需要遵循相关制度时,都是从利益最大化的个体理性角度做出决定的),但德国马普所的弗里兹•沙普夫(Fritz Scharpf)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分析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CAP)和其他一些欧共体政策为什么不能有效运作时,就指出谈判各方之所以互不相让,不仅是各国政府的问题,无效的谈判结果同具体制度,比如一票否决制的决策机制也有关系,这种制度会造成“联合决策”(joint decision traps)陷阱,即成员国政府由于必须一致支持新立法或是条约修正案,会被迫实施它不想实施的政策,[28]这与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政治学研究者乔治•策伯利斯(George Tsebelis)提出的“否决角色”(veto players)的理性选择制度理论颇为相似,“否决角色”理论认为,当少数国家可在某一特定规则中获益,而其他大多数国家无法获益时,获益国家会利用制度全力阻止变更规则,从而保持原有利益分配格局不变。[29]

  

   (三)建构欧盟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一时期建构主义在美欧的国际关系理论界兴起,成为比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第三种学派。建构主义具有鲜明的欧洲特色,它同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前提——理性选择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不同,认为社会结构与能动者之间是互相构成的,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界定(“构成”)了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作为社会存在的身份。这种不承认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以及强调共有规范和社会身份作用的国际关系理论是欧洲哲学和传统的结晶:美国建构主义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即认为以“国际社会”为核心概念的英国学派是现代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先驱。[30]建构主义中的话语分析方法,其思想根源很大一部分来自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等注重语言分析,以及话语概念同政治之间关系的法国哲学家,这种论述方法通常具有“法国人”的话语概念的内涵和特色;[31]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托马斯·里瑟等国际关系学者将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应用到世界政治中,认为国际关系行为体在沟通理性盛行的地方,不以寻求利益最大化或满足给定的利益和偏好为目标,而是可以根据更好的“论说”(argue)来准备改变其世界观,甚至改变其对自己利益的界定。[32]这些欧洲当代哲学在政治理论中的引申都反向影响了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构建。

  

   欧盟研究学界也出现了社会建构主义的转向,1999年《欧洲公共政策》期刊出版了一期建构主义研究专刊,开启了这一潮流。[33]在制宪和扩大这两项21世纪初的重大欧盟事务中,协商理论与自由政府间主义理论分别代表建构主义和理性主义对欧盟制宪辩论和向东扩大进行了有力的解读,同时,协商理论和自由政府间主义之间还出现了理论的交叉和融合,以综合逻辑更加全面地挖掘欧盟制订宪法和扩大成员国的动机。[34]此外,强调规范作用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和“欧洲化”(Europeanization)理论,成为分析欧盟政策和体制变化的流行模式:德国不莱梅大学的克里斯蒂·乔尔格斯和约尔根·内厄使用“欧洲化”概念来研究欧盟的专家委员会系统(comitology),[35]奥斯陆和平研究所的杰弗里·切克(Checkel)和约翰·刘易斯(Lewis)分析了保护公民权这一理念对欧盟和欧洲委员会,以及成员国常驻布鲁塞尔代表机构的决策的影响,揭示了欧盟机构官员被新规范、偏好和认同所社会化的条件。[36]“欧洲化”还成为欧盟在地理上向外扩展的概念,尤其是周边国家如想加入欧盟,就需要在制度上遵守欧盟的法治、人权、民主要求,接受欧盟的“现行法”(Acquis communitaire)制度,欧盟以此种“软实力”产生国际影响力。在国际定位方面,英国肯特大学的伊恩·曼纳斯(Ian Manners)提出欧盟是一种“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它主要通过展现价值观,并由价值观所产生的规则及运用的观念来规范世界,它有别于世界其他传统霸权力量,是在“利他主义”的基础上,通过规范的吸引力,“诱使”其他行为者接受并遵守欧盟的规范,达到自己的目标。曼纳斯将欧盟的规范性原则归纳为五项核心规范:和平、自由、民主、法制与人权,以及四项次要规范,分别是社会团结、反歧视、可持续发展和良治。[37]“规范性力量”很快从学界扩展到政界,成为很多欧盟官方战略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的常用词汇。

  

   此外,强调司法(欧盟法/欧共体法)在欧洲一体化中作用、[38]从性别视角观察一体化的女性主义一体化理论等带有建构色彩的学说,也都成为西方欧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充实了解读欧洲一体化的视角切入光谱。整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头十年,西方的欧盟研究理论构建更加多元、更加精致,欧洲的色彩更加浓烈,欧盟研究呈现出“政治化”和“规范化”的倾向,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宪政体应满足何种民主合法性等前卫问题获得学界广泛关注。同一时期,一些比较通俗的著作如《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为什么欧洲会领跑21世纪》[39]等作品也都得到全球广泛传播,摆上了普通人的书架。这些都是欧洲一体化和欧盟的“权势”在实践中达到历史高点在研究领域的反应。

  

   但是,在2009年《里斯本条约》生效特别是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内向心力下降,“事故”不断。西方的欧盟研究界也没有出现有较大“雄心”的政治理论,一些尝试解读欧盟内部分化现象的理论,如“差异性一体化理论”[40]或“新政府间主义”,[41]显得精巧有余但厚度不足。

  

   二、中国的欧盟政治研究

  

   中国的欧盟/欧共体研究起步并不晚,20世纪50年代西欧一体化甫一启动,就有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进行跟踪研究,但学术机构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则要推迟到20世纪60年代(以1964年复旦大学成立“世界经济研究所”为标志,当时该所称为“资本主义经济研究所”)。[42]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关于欧盟/欧共体的研究书籍和文章在数量上相当可观,[43]其研究质量和水平,如果按照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评价,还是比较让人欣慰的。沈大伟在阅读大量中文相关文献后,在2007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中欧关系的论文集中写道:“中国的欧洲问题观察家非常熟悉欧洲事务和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欧洲的中国问题专家也很了解中国的事务,但是,中国的欧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对欧洲的理解程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为欧洲的中国研究所不及……中国对欧洲事务的研究,分析直接、细致,排除了意识形态的干扰,掌握了丰富且多为第一手的资料,在中国当前的国家关系和区域研究中表现突出。” [44]当然,对外国观察家来说,他们跨过语言的障碍,其研究对象也可能会给他们留下一些“美好的错觉”。笔者参照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的西方的研究情况,尝试以政治理论为线对中国的欧盟政治研究做一历史回顾。[45]

  

   (一)欧洲一体化追踪研究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末)。在美国社会科学,特别是国际关系理论主导西方的欧盟研究的这段时期,中国的欧共体研究主要以描述性的史学研究为主,对欧共体机构和主要成员国政治体制做了全面介绍,对欧洲一体化的历史演进和欧盟体制机制进行简略精要的概括。在方法论上,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分析欧洲一体化是中国的欧盟研究有别于西方主流欧洲一体化理论的特色。中国对欧共体真正的公开、有系统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3年复旦大学伍贻康等学者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有关欧共体的学术著作——《西欧共同市场》,[46]几个月后,南开大学世界经济研究室易梦虹等学者也出版了类似题目的著作。[47]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是当时研究的理论出发点:“欧洲煤钢共同体是国际垄断政治在欧洲发展的第一步。欧洲经济共同体则标志着欧洲私人垄断与国家垄断间合作的最高水平”;[48]同时,在世界格局中,西欧虽是美国的军事同盟,但它有自己的特性,属于“第二世界”,美国和西欧虽为军事联盟,但军事联盟并不意味着西欧与美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竞争并不激烈,“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标志着西欧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对抗美苏霸权的重要力量”。[49]1975年中国与欧共体建交,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全面启动后,马克思主义依然是中国的欧盟研究的重要方法,一些研究精辟地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动力做出解析,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吴弦就认为,以欧共体为核心的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根本基础是区域经济的形成,是西欧发达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群体的确立,是西欧地区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变化的产物;[50]陈乐民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欧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共产党宣言》中预见的“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在欧洲的“结构化”。[51]

  

   此外,中国对欧洲当代一体化研究比较注重将欧洲当代的联合进程置于历史长进程之中思考。陈乐民曾提出,“要把‘欧洲联盟’放在西方文明史中去考察;而不要把它单纯看作一个孤立的实物”;[52]欧洲一体化史学界的部分学者用“分”与“合”的概念,把欧盟/欧共体的演进视作欧洲长期分裂后,走向统一的一种进程,[53]这也带有鲜明的中国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哲学“规范”。

  

(二)全面引进和消化西方的欧洲一体化理论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2010年)。这一时期中国的欧盟政治研究逐渐社会科学化,同整个国际关系学界一样,中国的欧洲学界也引介和吸收了美欧有关欧洲一体化和欧盟的理论研究成果。比如,陈玉刚的《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是国内第一本全面介绍西方的欧洲一体化理论的专著;[54]欧美一批重要的欧盟政治理论书籍,如《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欧洲的抉择》《欧洲一体化理论》[55]等被译为中文。西方政治理论“热”既反映了中国学界更科学、更系统和更严谨地研究欧盟的希望,同时也与欧盟委员会的两期对华资助项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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