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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认缴制下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规则的司法适用新探

更新时间:2018-08-14 07:30:00
作者: 张磊  
这样的安排未免给债权人分配了过重的证明负担,因此可适当削减原告债权人的举证责任,只提供证明公司资本严重不足等初步证据即可,下一步的证明责任由股东或公司承担,或由法院调查取证。[22]

   (二)我国相关立法规定及司法实务的不同观点

   我国2013年《公司法》仅在63条[23]规定,一人公司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有限责任公司则没有相关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列举的举证责任倒置情形中也未包括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从我国法院司法实践看,法官们通常仍然依据《民事诉讼法》64条的规定划分举证责任,采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原告公司债权人,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最高法院在2015年审理的“上诉人三亚嘉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嘉宸公司)诉被上诉人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海马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24]中明确,不同意原告公司债权人申请法院调取公司财务账册以证明法人人格混同的申请,强调如果同意调取证据,则使本来属于原告公司债权人的举证责任落到被告股东身上,据此以债权人举证不能为由驳回其要求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诉讼请求。

   上述案件中,嘉宸公司向海南高院提起诉讼,以海马公司作为通海公司股东,明显出资不实且滥用通海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巨额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为由,请求海马公司向嘉宸公司偿还8293万法国法郎(折合人民币10166万元)。海南高院一审认为,海马公司与通海公司不存在人员及财务混同的事实,依照我国2013年《公司法》20条第2款规定,驳回嘉宸公司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4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其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应采取书面形式提出申请。本案二审开庭审理中,合议庭多次询问嘉宸公司有关调查取证事项,嘉宸公司仅提交《司法会计审计申请书》,虽然嘉宸公司庭审时口头表示该《司法会计审计申请书》包括了调查取证申请,也表示庭后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但其庭后并未提交书面申请,且《司法会计审计申请书》中亦无调查取证的明确意思表示,故嘉宸公司二审并未向法院正式提出调查取证申请。退一步说,即使将嘉宸公司庭审时的陈述视为调查取证的申请,因嘉宸公司申请调取的是通海公司账册,而非海马公司账册,海马公司作为通海公司股东没有义务向法庭提供相关账册;审计报告显示通海公司自2001年起长期停产,目前无留守人员,其资产、档案保存情况不明,且嘉宸公司申请调取的账册时间跨度大,距今有十多年之久,调取上存在明显障碍;嘉宸公司申请调取证据的本质是要求海马公司提交通海公司的财务资料,而海马公司如果承担举证责任,则导致举证责任由嘉宸公司转移至海马公司,因此,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5条规定,嘉宸公司申请调取的证据属于无调查收集必要的范畴,该院能对其申请不予准许。

   然而,上海高院在2015年颁布的《关于审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案件的若干意见》10条中规定:公司债权人只需能够提供初步证据证实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即可,对于因客观原因不可搜集的会计凭证、公司账簿等证据,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帮助调查取证。江苏高院在2002年颁布的《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也规定:原告提供一定的证据在形式上证明被告滥用公司独立地位,就已满足举证责任的要求,举证责任然后就转移到被告,由被告举证说明不存在滥用的情形。被告不能证明的,即可推定债权人的主张成立。

   (三)笔者观点—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适用

   笔者认为,2013年《公司法》20条第3款要求股东“滥用”公司独立法人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及股东具有“逃避债务的故意”等行为要件,法院若机械地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债权人,在资本认缴制下会对债权人产生极大困难。理由为:其一,公司债权人无法获得公司内部账簿,也无法获得股东会会议纪要或董事会会议纪要。且有些证据涉及商业秘密,公司债权人从企业公示信息平台上也无法取得。若要求债权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显然对债权人是极不公平的,间接地使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落空。其二,可借鉴德国做法,让公司债权人承担原告的初步的举证责任,由其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被告股东有滥用公司法人独立人格的行为。原告债权人提供的证据应能够使法院相信股东存在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可能性。初步举证责任达到后,法院可将举证责任转移给股东,由股东举证证明自己不存在滥用公司独立人格、故意逃避债务等行为,证明其行为系出于善意且符合公平原则,并没有给公司造成损失。[25]如果股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不存在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法院可推定该股东滥用行为成立,判令其承担法律责任。[26]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可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7条中找到法律依据。该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其三,举证责任倒置及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做法可以彻底解决债权人因资本认缴制造成的举证困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94条第3款关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规定,为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提供了法律支撑。司法实践中法官应灵活适用该条款,将此作为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工具,不应机械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更不宜以债权人没有提出书面申请为由视为没有提出过申请。“举重以明轻”,《司法会计审计申请书》中实际上暗含着调取证据的申请,债权人二审庭审中已口头表达了申请,对申请形式要件的规范,法院可限定债权人在一定时间内补正。

   正如有学者说,“在某些情形下由公司形式所竖立起来的有限责任之墙上被钻了一个孔,但对于被钻孔以外的所有其他目的而言,这堵墙依然矗立着。”[27]保障公司法人的独立地位是公司法总则明确规定的内容,股东的有限责任也是公司法的基石,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只是在例外情况下,作为一种特殊的事后调整手段,实现对债权人的特别救济。法律是以保护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利益为目的,司法是法律的适用手段,以打击违法行为、营造公平高效的市场环境为目的。法院作为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维护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法院判决必须具有权威性和统一性,才能实现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为投资者创造安全可靠的交易环境。因此,我国未来公司法或者相关司法解释的起草制定中,立法及司法机关应进一步明晰认缴制下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标准和适用规则,充分发挥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重新平衡公司、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关系的功能。

  

   【注释】 *张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与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四级高级法官。

   [1]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也称揭开公司面纱制度、股东有限责任待遇之例外、股东直索责任,是指控制股东为逃避法律义务或者责任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滥用法人资格或者股东有限责任待遇而使债权人利益严重受损时,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有权责令控制股东直接向公司债权人履行法律义务并承担法律责任。参见刘俊海著:《公司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4页。

   [2]该项制度由美国判例法创立,目前已成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各国普遍确立的法律规则。英美等国家称为“刺破公司法人面纱”规则,认为法院可以结合个案的具体案件情况,判决否认公司独立的法人人格,刺破公司股东的有限责任,从而判令公司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承担直接的债务清偿责任。美国法院在密尔沃基冷藏运输公司案判决中表明,除非有充分的相反理由,公司通常情况下应当被视为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但如果有人出于主观恶意滥用公司法人人格,且有可能损害公共利益,则应当将公司视为无权利能力的数人组合体。该判决的主要目的虽在于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但该判决所派生的判例法基本规则却具备普遍适用的价值,通过法院关于特定判例的判决否定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判令公司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直接承担债务的清偿责任。参见Sanborn, J., in United States V. Milwaukee Refrigerator Transit Co., 142F.2d247, 255(C. C. E. D. Wis.1905)。

   [3]邹海林:“我国司法实务应对公司注册资本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5期。

   [4]金剑锋:“公司人格否认及其在我国的实践”,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

   [5]薛波:“论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后债权人保护机制之完善”,载《时代法学》2015年第2期。

   [6]刘俊海著:《公司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5页。

   [7]刘俊海:《现代公司法》(上册),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672页。

   [8]同上注,第666页。

   [9]赵旭东:“法人人格否认的构成要件分析”,载《人民司法》2011年第17期。

   [10]李长玉:“中外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之比较”,载《法制与社会》2016年第3期。

   [11]曹建:“我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司法困境与立法完善”,西南科技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7页。

   [12]参见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东中法民二终字第707号民事判决书。

   [1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1220号民事裁定书。

   [14]同上注,第18页。

   [15]黄来纪、陈学军、李志强著:《完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研究》,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16]王力:“一论我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困境”,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1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31日发布的指导案例15号。

   [1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198号民事判决书。

   [19]金剑锋:《关联公司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442页。

   [20]主持人陈甦、程合红:“认缴资本制与股东出资义务和责任”,载《中国工商报》2014年6月17日第003版。

   [21]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从法条跃入实践”,载《清华法学》2007年第1卷第2期。

   [22]张民安:《公司无效制度研究》,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27期。

   [23]2013年《公司法》第63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2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85号民事判决书。

   [25]范涛:“浅析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完善”,载《法制博览》2016年第3期。

   [26]李长玉:“中外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之比较”,载《法制与社会》2016年第3期。

   [27]陈现杰:《公司人格否认法理评述》,载《外国法译评》,1996年第3期。转引自Philip I. Blumberg: The Law of Corporate Groups, p.132。

   【期刊名称】《法律适用•司法案例》【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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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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