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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芳:如何认识今天的家庭危机?

——国家-家庭关系的视角

更新时间:2018-08-11 22:54:01
作者: 陈映芳 (进入专栏)  
在这方面他们的观念与同时期的日本人、美国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但现实中(2010年),韩国仍有一半多的老人在接受子女的经济援助,这个数字超出了日本和美国的四十多个百分点(金香男,2000)。这个调查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东亚各国,老年人同样处于个体化的社会进程中,他们对依托于市场的经济生活自立、以及依托于公民-国家关系的社会保障,抱有与西方社会中的老人相似的愿望。但现实中他们仍难以摆脱家庭福利体制的束缚、以及对子女养老的依赖。联想到中国的情形,我们不难理解,既有的家庭福利体制不仅以国家和社会对老人社会支持的不足为背景,还包括了福利体制对父母自我养老能力的过度汲取——父母的自我赡养资源被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制度要求用以对子女(包括成年子女)的教育、购房、成家等支出,乃至被用以对孙辈抚育/教育及基本生活的援助。

  

   另一方面,当我们试图以“东亚”为视角和分析框架,来认识各国面临的家庭危机时,我们又必须对“东亚”内部的差异性有足够的意识。联系到今天中国的家庭状况,我们同样可以认为,“高度压缩的现代化”,正是导致中国家庭价值跌落、国家与家庭之间关系急剧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些也构成了家庭福利主义成为国家倡导的意识形态、家庭本身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等等现状的深刻背景。但是,中国还存在着与其他各国不尽相同的问题---中国目前具有国家功利主义特色的福利制度,已经镶嵌于一整套社会体制之中,这其中包括了身份化、地方化、等级化的公民社会权供给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而这些制度会成为维护家庭福利体制的屏障,事实上它们也会阻碍中国应对家庭危机的新政策的出台。除了和东亚各国一样,政府希望更多地开发利用家庭的保障/福利功能和经济消费功能,中国的地方政府同时还将“家庭”视为经济发展的负面要素----为了减少社会权支付的总额,城市政府倾向于对家庭采取不友好的政策,尤其是对迁移者的家庭。

  

   不仅如此,由于中国目前已经建立起一套越来越精致的国内移民制度,这使得“人口危机”这一驱动世界各国、特别是当前东亚各国政府推进家庭政策的最重要的变量,在中国也可能面临失效的风险。地方政府,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政府,在人力资源竞争中,会根据经济理性原则,通过市民权赋权政策的调节,对各类不同类型的“人口”实施区别化的吸纳或排斥,由此来缓解人口危机,实现城市利益的最大化。在这样的逻辑下,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可能被分解,社会危机也可能在时空上被转移和转嫁----以牺牲未来的代价,来确保当下;以牺牲大部分区域及其社会的代价,来维护某些区域及某些群体的利益。

  

   在这些情况下,中国要缓解已经出现的家庭危机、人口危机,仅靠开放生育限制政策,是远远不够的。由国家对家庭生活及家庭发展提供援助的“家庭政策”的出台,在中国已经迫在眉睫。与此同时,国家还需要对国民社会权的供给体制,实施重大的变革。

  

   参考文献:

   [1] 金香男,2000,《韓国における老人扶養の変化と老人扶養政策》,《同志社社会学研究》第4期。

   [2] 落合惠美子,2013,《親密圏と公共圏の再編成—アジア近代の問い》,京都大学学術出版社。

   [3] Chang, Kyung-Sup, 2014, “Individualization without Individualism: Compressed Modernity and Obfuscated Family Crisis in East Asia”,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imate and the Public in Asian Modernity, Asian Studies.

   [4] Chang, Kyung-sup, 2014, South Korea Under Compressed Modernity: Familial Political Economy in Transition, Taylor & Francis.

   [5] Lavee, Yoav, 1999, “Stress Processes in Families and Couples”, G.W. Peterson and K.R. Bush (eds.), Handbook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6] Ochiai , Emiko , 2010, “Reconstruction of Intimate and Public Spheres in Asian Modernity: Familialism and Beyond.”Journal of Intimate and Public Spheres.0 ( Pilot Issue ).

   [1] 此数据来源参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5%9B%BD%E7%94%9F%E8%82%B2%E7%8E%87%E5%88%97%E8%A1%A8.

   [2] 新回坡2004年的生育率从2003年的平均每一妇女生1.24人跌到了1.05人。

   [3] 该草案“拟具5大政策目标,包含:(1)保障家庭经济安全;(2)增进性别平等;(3)支持家庭照顾能力,分担家庭照顾责任;(4)预防并协助解决家庭成员的问题;(5)促进社会包容;以及28项政策内涵,责由各主责机关纳入法规、方案、年度施政计划或中长程计划等推动办理。”

   [4] 该草案于2004年10月18日由台湾政府行政院社会福利推动委员会第8次委员会议通过 ,2015年5月26日行政院社会福利推动委员会第23次委员会议修正通过。

  

   原文载《城市治理研究》第三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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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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