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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 赵丽鹏:社区整体地位分化与社会主要矛盾

更新时间:2018-08-09 00:07:19
作者: 李强(清华) (进入专栏)   赵丽鹏  
又要承诺今后缴纳物业费。作为少数缴纳物业费的新居民,他们对原住户也有怨言。他们认为既然缴纳物业费就应该得到很好的物业服务,而很少的物业费不足以支撑A社区的物业运营,因而对物业也很有意见。

   最后,社区管理不善形成恶性循环。后单位制社区失去了原有单位的支持以后,社区服务的各个方面都出现问题。其中比较突出是房屋质量出现问题后,难以维修。B社区的商品房小区买房时候缴纳了一笔“维修基金”。而A社区这样的后单位制社区,在制度设计上就没有维修基金。A社区建造年代较早,一些房屋出现质量问题,即使是有房产证的居民也是拒绝出钱的,A社区的一栋危险楼房最后就只好由政府出资重新建造。现在社区居民连垃圾费都普遍拒缴,一段时间里垃圾问题突出。所有这些可以统称为:后单位制的市场不适应。

  

四、问题讨论


   本文讨论的核心是社区变迁与社区资源配置中的公平公正问题。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在21世纪以来的我国城市社会变迁中,我国城市中两种主要类型的社区,即转制后的后单位制社区与新的商品房社区均发生重大变化。新的商品房社区由于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所以,适应市场的发展显得蒸蒸日上,而后单位制社区则出现了种种的市场不适应问题。这种变化也直接影响着社区居民的生活,所以本文提出了社区整体地位的概念。

   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呢?其中是否存在着不公平、不公正的问题呢?笔者以为,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奉行的主要是一种注重结果的公平公正观念,即在分配的结果上,不要有太大的差异,当年没有房地产市场,住房主要根据家庭人口、工作年限等平均分配。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奉行的是新的公平公正观念:机会公平、权利公平、规则公平。所谓机会公平,亦称作起跑线的公平,指广大人民群众在参与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事务的机会上,在获取各种资源的可能性上,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权利公平则指每一个公民、每一个老百姓在行使或享有法律、法规所赋予的权力、权利是完全平等的。而规则公平亦称程序公平,即参与社会活动或社会竞争的各群体、群体成员能够在同一规则下,被平等相待。新的公平公正观念虽然有多种表述方式,但其内容相近,就是说有可能在资源配置的最终结果上出现差异、差距,但是竞争的起点、过程、规则都是公正的。

   如果用上述的社会公平、公正理论来剖析此种社区整体地位的变化,就会发现,社区生活往往表现为一种整体利益,每一个居民的个体利益都被裹挟或捆绑到社区生活的整体利益之中。社区居民的每一个家庭、个人都难以逃脱出社区整体利益的束缚。这样,社区兴旺,每一个居民就都获益;社区衰落,每一个居民利益都会受损。所以,当社区发生整体地位变迁的时候,社区中生活的每一个居民、每一个家庭就难以有个体选择的机会和权利。再者,从规则公平或程序公平来看,在A社区的案例中,房改以后,居民拥有住房,应该奉行市场规则,但是,由于传统单位制的“惯性”,居民普遍不接受新的市场原则,社区治理困难重重。失去了社区管理的公共规范,更何谈规则公平?A社区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在体制转型中原有规范失效,新的规范又没有被普遍接受的特殊时期的失范现象。从理论上看,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我们试图实现新的公平理念,但是,社区实际的社会变迁中,机会公平、权利公平、规则公平都难以真正实现。

   通过本文展示的两个社区的分化就可以看到,A社区的地位是明显下降了,而这种下降不是因为该社区居民不努力,而是由于体制机制的变革造成了他们的利益受损。反之,B社区是明显获益和地位上升的,由于房价的高比例上涨,该社区居民都皆大欢喜。但是,这种财富地位的巨大提升,也是因为搭了“社区整体地位上升”这个车,与他们自己是否辛勤努力并没有很大关系。所以,这种地位下降和上升的变化,显然也并不符合机会公平、权利公平、规则公平的原则。由此我们看到,体制改革和大的制度变迁本身就是在调整利益关系,既然是调整利益关系,有些就会成为体制机制变革的获益者,有些就会成为体制机制变革的受损者。那么,究竟应该怎样通过改革来实现我们所说的公平公正原则呢?

   笔者最近在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受到很多启发。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依据,也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全面深入领会这个新的重大论断,是准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逻辑前提。社会主要矛盾包含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从需求方面而言,“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侧重的是现实的满足,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突出的是未来的期待。从供给方面而言,“落后的社会生产”指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是对总体状况的衡量,是整体性的问题。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指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已经提高,但是存在着快慢、高低、优劣的不均衡现象。“不平衡”是发展的领域范围,“不充分”是发展的层级和质量。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判断,有助于党和国家更加全面分析和把握多方面、多样化、个性化、多变性、多层次的人民需要,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各项需求,与时俱进地研究分析人民群众需要的时代特点和演变发展规律,制定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判断,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问题,要求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据此作出重大创新发展。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的是由较低层级供需矛盾向中高层级供需矛盾的转变,从“数量短缺型”供需矛盾向“优质不足型”的供需矛盾转变。这个变化确实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

   本文所探讨的两类社区的不平衡问题,也正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基层社会的反映。报告中对于本文第四部分提出的体制机制变革中的问题,也有很好的回答。对于本文分析的住房市场化改革中的社会分化问题,报告提出“履行好政府再分配功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2],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新时代,政府应该通过一系列的税收、福利、保障等再分配手段的调节功能,解决住房市场化改革中发生的住房和社区发展中的失衡问题;而在这种调节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措施就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A社区和B社区为例,在公共服务方面B社区显然比A社区水平高很多,政府应该做的是完成基本公共服务,所以,政府应该将更多的财力帮助A社区完成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对于上文提出的土地管理制度变革中的问题,报告提出:大力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12],也就是说,更多的建设用地应提供给保障性住房、公租房,这对于平抑调节房屋价格的失衡会起到积极作用。对于上文提出的“后单位制社区”管理中的一系列难题,报告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12],也就是说基层社区中的问题会成为党和政府在新时期关注的一个重点,而老旧小区、“后单位制社区”的问题显然就会成为重中之重。从笔者所调研的社区看,基层政府也确实已经开始这样做了,A社区出现危房的时候是政府出资重建了房屋,最近基层政府正在做老旧小区的“综合改造”、“适老化改造”,政府出资帮助这类没有“房屋维修基金”的老旧小区、后单位制社区的改造和改善。在调研中,笔者也带领课题组积极参与到这样的建设之中,这也是作为社会学学者应尽的社会责任。

   原文参考文献:

   [1]刘洪玉,郭晓旸,姜沛言.房产税制度改革中的税负公平性问题[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2]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议论、思考与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4]李汉林,渠敬东.制度规范行为——关于单位的研究与思考[J].社会学研究,2002,(5).

   [5]华尔德.共产党社会下的新传统主义[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

   [6]李静君,马克·赛尔登,张庆红.中国持久的不平等:革命的遗留问题与改革的陷阱(上)[J].国外理论动态,2011,(9).

   [7]李强.市场转型与中国中间阶层的代际更替[J].战略与管理,1999,(3).

   [8]李强.试分析国家政策影响社会分层结构的具体机制[J].社会,2008,(3).

   [9]程晓农.全面制度创新适应经济全球化[J].开放时代,2001,(1).

   [10]李强.转型时期城市“住房地位群体”[J].江苏社会科学,2009,(4).

   [11]谢宇等.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原文载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南京)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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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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