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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 赵丽鹏:社区整体地位分化与社会主要矛盾

更新时间:2018-08-09 00:07:19
作者: 李强(清华) (进入专栏)   赵丽鹏  
也是个人获取社会资源的基本场所[2](P227)。承担众多社会服务职能是原单位组织的一个显著特征,单位是社会体制机制的组成部分[2](P1)。有学者认为,研究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地位获得过程,应着重于“单位地位”,而不仅仅是个人职业地位[3](P10)。

   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单位服务从摇篮到坟墓其社会服务十分全面[4](P3)。美国社会学家华尔德(Andrew G.Walder)详细论述了计划体制下中国工人在经济、政治、社会三方面与企业的高度依存关系,他认为难得有哪一个国家在三方面都达到如此高的程度[5](P24)。国有企业职工获得终身就业和一揽子福利待遇,其中包括医疗保健、住房和退休福利[6](PP62-66),并且单位层级越高,单位人获得的福利越多。他们是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社会的稳定力量,即使“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社会动荡也没有对他们的生活构成重大威胁;是当时中国社会里典型的中间阶层,也有人称之为“公有制贵族”[7](P38)。

   A社区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由单位大院演变而来,其特点是依托单位而生,居民工作和居住融为一体。小区依附的国企曾有一段辉煌历史。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单位特别气派,有班车接职工上班,是那种大通道的大型轿车,全市几乎各条街道都能到达……所有的地方都是我们厂子的班车,你想得需要多少人!我刚进厂的时候是三班倒,后来是四班三运转,国企嘛。(A社区居民)

   伴随工厂的发展,在工厂附近兴建了这个小区,职工就居住在工厂附近,从平房渐渐搬入楼房。当时工厂招的员工来自各个方面,既有郊区农民、学校毕业的年轻人、城市里需要就业的青年,也有技术学校毕业的学生。多来源的职工队伍,成了A小区最早的居民。我们访谈到的老职工形象描述了当年福利的盛况:

   我们那时候真是没有什么是不发的,鱼、罐头,手纸、手套、肥皂,我们最景气的时候,一到春节年三十全厂一人发一张票免费去挑,860样的饭菜,白送你一个,都拿那张票去领。(A社区居民)

   (二)体制大变迁阶段:1979-2010年

   该阶段社区变迁的基本特征是:单位制社区仍然在延续以前利益,但福利有所削减。商品房社区开始兴起,但是房价涨幅还未达到令人震撼的地步。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加速,出台了“破三铁”、“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等政策[8](P60),导致一部分员工下岗。当然只要厂子存在,即使下岗,员工还是能够获得社区内的住房、福利、子女教育等福利。因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A社区的企业还是保持了较好的效益。

   然而伴随产业转型,郊区和农村民营的产业链开始兴起,新兴竞争对手出现,加上20世纪90年代初的国际环境影响到出口,以及国企管理模式陈旧对企业效益有严重冲击,不可避免会影响到职工利益。虽然,政府对国有企业大力扶持,使得他们能够在改革过程中汲取大部分资源,始终受到种种优惠保护,但是该国企没有把可支配的主要资源用于技术更新,而是像其他国企一样用来提高其员工的福利和住房[9](P14)。随着改革深入,由于技术不能进步,招致了市场的淘汰。A社区的国企未能幸免,在2004-2005年期间重组外迁,企业原有占地被收归国有。此次变迁斩断了社区职工对工厂的依赖,居民利益受损较大。

   回收后的土地由市政府统一进行招拍挂,土地性质的转变促成了B社区的出现。C企业则以25亿元拿下71万平方米土地,地价均值约3600元/平方米。C企业以全新模式进行综合开发,以高品质住宅为主,建成B社区,配以齐全的商业、体育、休闲娱乐设施。

   从此阶段社区演变历程可以看出,体制变迁对单位制社区居民利益造成一定冲击,跟改革前相比,其福利地位下降明显。但在当时房价/地价比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单位制小区居民毕竟有户籍和住房,跟周围社区居民相比,特别是与没有户籍的外来人口比较,利益差异不是很明显。刚刚建成的B社区还在完善之中,其居民也是刚刚进入新兴产业的新职工。所以当时两个小区居民的社会地位差别不是很大。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房价暴涨,建构在土地上的房产收益一下子拉开了差距,加之B社区居民收入的迅速上升,就使相邻社区居民利益出现巨大分化。

   (三)利益大分化阶段:2011-2017年

   该阶段基本特征是:市场机制全面引入,商品房社区蓬勃发展,社区地位渐渐攀升。而单位制A社区则整体地位明显下降,社区居民利益明显受损。

   在市场改革形势下兴起的商品房小区,最初吸引的居民多数从事新兴产业。他们凭借市场能力晋升“新中产阶层”,基本特征是比较年轻、有较高学历、掌握专业知识、懂外语、会电脑,大多就职于三资企业、新兴行业,如金融、证券、信息及其他高新技术领域。由于当时大城市住房还没有户籍限购要求,所以一部分具有较高市场竞争能力的外来人口在该大城市购买了商品房。随着大城市土地价格攀升,房产价格持续上涨,目前,B社区二手房均价已经达到每平方米10万元左右,一套三居室的房屋通常可以卖到1000多万甚至2000万,所以,这显然意味着B社区居民的财富地位大大上升。住房是人们赖以栖息和生存的最重要“物质实体”,往往体积最大、价值最高,对于人的庇护性最强[10](P43)。北京大学的调查显示,房产占据了中国人财产的最主要份额,中国城市家庭住房资产占到家庭总资产的83.9%[11](P54)。所以,通过住房升值而实现财产地位上升成为新兴商品房居民的普遍现象。

   反观A社区则在走一条下坡路。房改后住房卖给职工,原国有企业逐步停止了向社区输送资源,再加上该企业经营不景气,也确实无力支持A社区。以下岗职工为主体的该社区也不能够适应新的市场机制,居民普遍不交物业费,理由是单位制社区从来就没有物业费,实际情况是居民收入普遍较低,物业费确实对他们是较重的负担。该社区是那种没有电梯的5层或6层老旧楼房,随着人口老化,上下楼成为新的难题。由于建设时间较早,房屋老旧也产生了质量问题,已经发现了个别楼房成为危房的巨大隐患。因此,该小区的房屋虽然也卖给职工了,但是,与B社区的获益程度是无法相比的,反而是由于B社区的土地原本是A社区单位企业的,A社区下岗或退休职工的相对剥夺的感觉比较强烈。

  

三、社区整体地位变迁的体制机制分析


   如此巨大的社区整体地位变化一定有其体制机制的原因。下面就试从住房改革、土地制度、单位制变迁三个方面做出分析。

   (一)住房市场化改革

   住房制度改革既改变了住房投资建设的路径,也改变了人们获取住房的方式,其核心是从国家单位配置住房资源,变为市场配置住房资源。市场是竞争的场所,显然更有市场能力的人获取了更大的资源,但出现的问题是造成了住房占有的极大分化。从A、B两个社区的对比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能够买得起B社区商品房的,多是经济富裕家庭,包括新兴职业群体、富裕阶层、中产阶层、有优势竞争力的消费群体。由于大城市住房价格的一路飙升,形成了富者愈富的局面。B社区2006年开盘的时候,每平方米8200元,100多平方米的房屋达到百万元的价格,这在当年的一般居民看来已负担不起。所以购房者或是富裕家庭,或是很有眼光及风险承担力强的人贷款买房。这样的住房今天都暴涨到千万了,B社区的居民也都成为至少是千万财产的家庭了。反观A社区居民,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获益了,这也反映在前面主观地位的测量中。房改后住房以较低价格卖给他们,今天房屋价格上涨他们也是获益者,但是有几重因素造成了他们心理的不平衡感:第一,有些居民认为当年分给他们的房屋本来就应该是他们的,后来还要缴房改的钱,所以有些职工就拒缴,结果A社区一部分职工没有购下自己的住房,没有房产证,现在后悔了,就产生了不平衡感;第二,现在住房已经老化,质量较差,个别的成为危房,又没有电梯,所以一些人还是有很多抱怨;第三,这样的老旧小区没有维修基金,房屋出现问题以后,维修费成为难题;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与B社区的反差显著,仅一街之隔,对面变得像豪宅一样,就更显得自己的地位低下。正如马克思所说:当周围的房子也都是小房子的时候,小房子的居住者也没有什么不满,但是,当近旁的房屋都扩大起来的时候,“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11](P345)。

   总之,房改房和商品房并存鲜明反映出两种体制的交替使得一个群体的整体地位相对下降,另一个群体的整体地位上升,两类社区居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迁。

   (二)国有土地管理制度变革

   根据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规划管理办法》,虽然土地还是国有的,但使用权可以出让,居住用地可以出让70年。从此土地买卖产生了巨大利益。利益变迁造就了一些土地获益者,能够拿到土地开发权的群体具备雄厚的财力,在开发土地之后可以获得更多利益,使财富在循环中累积。此外,土地有偿使用和招拍挂制度使得土地易主频繁,土地价格频繁暴涨,这也使那些在不同节点握有土地使用权的人掌握了相当数量的财富。有利益获得者,就有利益受损者,当年的下岗职工就成为利益受损者。

   我们试考察A社区原职工居民的利益变迁。A社区企业原占有B社区的土地,在企业改制过程中,该企业外迁,由政府运作将B社区土地使用权出让给C企业做房地产开发,C企业以25.65亿元得到71万平方米土地,地价约3600元/平方米。后来的B社区都是20多层楼房,显然楼层越高获利空间越大。土地出让金一部分交给政府,一部分用于安置大批下岗职工生计。据笔者对该企业下岗职工的访谈,当时职工获得的人均赔偿金在10万元以下,这在当时看来是很大一笔钱,但后来在房地产巨大增值面前就显得十分微小了,而且这相当于一笔“买断费”,职工下岗后还需要用这笔钱缴纳自己的保障费。而获得土地的C企业,据相关资料,该地块已经为C企业创造了124亿元的销售额,而新的开发项目还在进行中,C企业肯定获得了巨大利益,土地基准价格上升了数倍,房产价格增长了近10倍,政府和B社区购房者也是明显的获益者,而且购房越早获益越大。

   (三)单位制社区向“后单位制社区”的转变

   国企单位制社区曾经是单位制福利集中体现的地方,它曾经为国企职工及其家庭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不仅是房屋居住维修取暖方面的保障、家庭照护等很多方面利益。在传统体制下,A社区的几乎全部管理维护费用都由所依附的国企提供,从来没有出现过经费问题。但是,体制转型后,出现的所谓后单位制社区,处处都显现出不适应的状态。

   首先,失去了企业对社区的资源配置,社区的管理服务失去了资金来源。房子既然卖给职工了,职工作为房屋所有者就应该缴纳管理费用,但目前的情况是居民普遍拒缴物业费。拒缴的原因固然有居民收入低、习惯于依赖企业的“惯性”,但也与社区内产权复杂有关。当年房改时,有些职工拒绝支付买房款,所以同是该国企下岗职工,现在有的有房产证,有的则没有,很难管理。

其次,从改制到今天,17年过去了,社区居民构成也发生变迁。居民同质性大大降低,社区居民间也缺少当年那种熟人的认同关系,社区已经不是传统的单位制共同体,社区居民的利益正在分化。有一部分买二手房的新居民,在购房时,既要还清老房主多年拖欠的物业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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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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