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峰:杯觥之间——宋代的酒桌与政治

更新时间:2018-08-08 09:56:00
作者: 陈峰  

   宋代以前,“酒池肉林”“鸿门宴”“青梅煮酒论英雄”及“曲江流饮”之类的酒场故事,都与政治存在关联,或揭露沉湎误国之祸,或描写暗藏杀机之心,或表达指点江山之意,或彰显仕宦交游之趣。不过就政治话题而言,这些酒桌上的往事,都远不及宋朝那样丰富多样。

   发生在乾德元年(九六三)的“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亲自导演并主演的一场戏,配角乃禁军将帅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几位曾经直接参与了“陈桥兵变”的赵匡胤的结义兄弟,场地在开封城中的皇宫内殿,主题为御宴上的君臣聚饮交谈,宗旨则是收兵权。据宋代史籍《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当年七月的一天傍晚,宋太祖专门在宫中设宴,邀请石守信等人入席。当彼此酒酣耳热与动情之际,赵匡胤屏退身边左右,先是感谢他们昔日襄助兵变之功,再感叹当天子的艰难,然后表明对兵权旁落的担心。诸将这才明白参加的是一场“鸿门宴”,想到以往开国君王常常杀戮功臣的先例,都恐惧涕泣,乞求指条生路。赵匡胤遂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图的“富贵”二字,不过是多积金钱,优游享乐,使子孙免遭贫乏。你们何不解去兵权,出守大藩,置买上好田宅,为子孙立长久基业,多养歌儿舞女,天天饮酒作乐,以终天年。我再与各位联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知道这是一场政治交易后,石守信带头拜谢,接受了开出的条件。翌日,诸功臣将帅都主动请辞军职,解甲归田。外人当然不明白这样的吊诡结果,原是在酒桌上达成的利益交换。其实,宋太祖是有备而来,石守信等人却是毫无防范,所以在把酒言欢中被擒个正着,唯有俯首听命。

   与“杯酒释兵权”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后苑之宴”,过程就简化了不少。开宝二年(九六九)十月,宋太祖在后苑设宴,邀王彦超、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赟及杨廷璋等一批老资格的节度使赴会。依旧是酒酣之际,赵匡胤对诸位说:你们都是朝廷宿臣,操劳重镇已久,非优待养贤之意。王彦超表示愿卸去节钺,但武行德等人却不甘心,纷纷诉说自己的功劳。赵匡胤不再耐心劝说,干脆答复道:这皆属前代的事,何足挂齿。次日,便将他们一律打发到虚职。这场酒席中的变故,发生在宋廷根基巩固之时,更不用说这些人又属前朝遗臣,故宋太祖的态度坚决果断。丰盛的酒席不过是一种过场而已,背后隐含的是斧钺相加,赴宴者只得俯首就擒。

   宋人王巩的《闻见近录》还有一段戏剧化的描述:宋太祖即位后,过去结拜的“十兄弟”为藩镇,颇为跋扈。某日,赵匡胤召唤他们一同骑马出游。当游至一处林中,赵匡胤下马请众人聚饮,随后借着酒气说:此处无人,你们谁想当皇帝的话,可乘机杀我。众节度使听罢,全惊恐叩首。宋太祖这才乘机敲打,告诫要谨守臣节,不得继续跋扈,最终“饮尽醉而归”。

   与以上“鸿门宴”中的密室政治相比,宋太祖给将帅、地方实力派摆设的酒席,更多的还是一种政治待遇,以此笼络他们,稳固自己的统治。至于邀集亲近大臣赴宴,除了以示恩宠外,通常也包含商议国事的用意。

   小范围的酒宴,还是宋朝帝王观察臣僚的特殊场合,一些人的前程也由此受到影响。如邠州节度使刘重进奉命入朝,赵匡胤在曲宴上与其交谈后,对左右说:观刘重进举止无异常人,前朝用为将帅,何足担当大任?随之将其罢为闲职。至道元年(九九五)四月间,宋太宗向丞相吕蒙正征求提拔参知政事吕端为相的意见,吕蒙正认为吕端为人糊涂。吕蒙正独居相位却发此非议,反而引起了宋太宗的猜疑,便回答道: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于是,在某天的后苑宴会上,宋太宗仔细观察后,作《钓鱼诗》一首示意吕端,其中有“欲饵金钩深未达,磻溪须问钓鱼人”之句,暗喻自己是求贤的周文王,而吕端则是垂钓的姜子牙。时隔数日,吕端升任宰相,而吕蒙正则罢相出局。据说王安石在当知制诰时,一次参加宫中的赏花钓鱼宴,宦官为每位官员提供了放有钓饵的金碟,王安石竟将饵料吃完。次日,宋仁宗对宰辅说,王安石为人有诈,误食钓饵一粒就应停止,他反倒全部吃尽,这不符合人情。因此,宋仁宗对王安石产生了反感,始终未予重用。

   宋人笔记《玉壶清话》记载了宋太宗朝的一件逸闻:枢密副使赵昌言与盐铁副使陈象舆、董俨和知制诰胡旦为同年进士,皆一时青年才俊,加上赵昌言旧日的同僚梁颢,五人过从甚密,气味相投。于是,他们经常晚间在赵昌言任职的枢密院内聚会,纵情饮酒,弈棋投壶,几无虚日。他们常常夜半才醉归,碰到巡夜的吏卒拦马询问,梁颢竟在马上挥鞭责打,并口出狂言:“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开封城一时传出“陈三更,董半夜”的民谣。大概此事传得沸沸扬扬,有碍朝廷形象,赵昌言因此遭到贬官处分。以后,他复出为参知政事时,宋太宗对他笑道:半夜之会,不要有了。赵昌言当即叩首谢罪。出自百年后的这一记载,意在调侃过往的一段士林佳话,却过滤了背后的隐情。

   表面上看,“半夜之会”不过是几个酒友聚会,以及过分贪杯引发的风波,但其实与朋党政治纠葛有关。这场风波的主角赵昌言,与胡旦、董俨系太平兴国三年(九七八)同榜进士,胡旦是状元,赵昌言为省元,三人有同年之谊。自唐朝科举选官制度兴盛以来,同年关系就是官场中的重要资源,互为奥援,党同伐异,成为常见现象。进士出身的陈象舆与董俨为最高财政机构三司同僚,又彼此嗜酒,自然进入了赵昌言的圈子。梁颢为雍熙二年(九八五)的状元,曾是赵昌言的下属,两人也为故交。如此一来,以身居枢密副使高位的赵昌言为首,在朝中形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派系集团。但宋太宗是个既刚愎自用而又猜忌心重的皇帝,唯恐自己被架空,不仅经常撤换宰执大臣,也厌恶官僚们拉帮结派。赵昌言一伙人懂得规矩,因此便以饮酒为名聚会,密商朝政纷争之事。

   《续资治通鉴长编》则记载,端拱元年(九八八)初,一位叫翟马周的布衣来到登闻鼓院击鼓,呈文抨击宰相李昉失职,结果李昉罢相。不久,开国元勋赵普复出为相,追究此事的主谋为胡旦,赵昌言则暗中相助,便奏请皇帝将赵昌言等五人一律贬官。于是有了不同于《玉壶清话》的另一个也许更真实的版本。

   在宋代,类似与喝酒相关的政治斗争话题还有许多。典型的例子如:宋仁宗明道二年(一○三三),在朝廷为已故太后举行的一场礼仪活动期间,宰相张士逊抽空跑到枢密使杨崇勋家喝酒。一个宰相,一个枢密使,分别是文武之首,宾主只顾推杯换盏,竟将大事抛到脑后,直喝到中午还没散去。百官等他们不到,御史中丞范讽即刻就弹劾两人有失体统。于是,张士逊、杨崇勋都遭到罢官外放处分。这两位被贬固然由此事而起,不过实在也与政治角力有一定的关联。张士逊和杨崇勋属昔日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重用的人,而张士逊又与另一位宰相吕夷简一直存在竞争关系,常常是轮流当政,故张士逊在宋仁宗亲政后便与杨崇勋结成同盟,以巩固自己的权位。这次能因喝酒引发如此大的风波,大概张、杨聚会于酒桌的日子不在少数,也终于给政敌提供了口实,使得幕后的吕夷简有机会重登相位。宋哲宗即位初,翰林学士王观根据亲身经历,以御宴为内容写了首《清平乐》词:“黄金殿里,烛影双龙戏。观得官家真个醉,进酒犹呼万岁。折旋舞彻伊州,君恩与整搔头。一夜御前宣住,六宫多少人愁。”结果被对手抓住,指责亵渎神宗皇帝,随即遭到罢职处罚。

   南宋高宗年间,代理中书舍人程敦厚任职多年,多次希望转正,权臣秦桧本已打算答应,但后来却态度逆转。史称:韩世忠、张俊的几个小妾受封郡夫人,主掌诏书的程敦厚都刻意奉承,文辞“极其称美”。秦桧获悉程敦厚屡次参加将帅家酒宴,明白他们关系热络,遂大为不快,寻机报复。某日,程敦厚参加韩府家宴,酒后竟将酒器怀揣回家。秦桧听到后,立即指使御史弹劾,揭露其“丑德秽行”,随之将程某贬为知县。根据秦桧当权期间肆意迫害异类的情况来看,捏造罪名司空见惯,此事显然与猜忌结交将帅有关,或许亦属冤案,不过因喝酒惹火烧身的结局,倒是确切无误。

   宋朝官场上的酒席,名目林林总总,各种朝廷正式的大宴、皇家的小型曲宴之类不说,各级衙门里这方面的活动也同样不少。这些公务聚会既是官员交际的重要方式,也反映着传统人情社会的一面,本身也属古代政治的一部分,所以例由公帑支付。范仲淹曾说:国家设置公使钱,就是因为士大夫出入往来,有鞍马劳顿之苦,所以各地以此招待酒食,以显示“养贤之礼”。

   当年,官场迎来送往,定期聚会,都少不了设宴摆酒。几杯下来,便见性见情,或引为知己,或渐行渐远,甚至成为冤家。如性格豪爽的寇准,以好饮闻名天下,身边总有许多追随者。

   据《梦溪笔谈》记载,寇准经常设宴待客,又每每以柘枝舞助兴,当时人遂称他为“柘枝癫”。柘枝舞是隋唐时从西域传入的健舞,白居易《柘枝妓》诗中有“连击三声画鼓催”的描写。寇准喜爱柘枝舞,大概与他的刚直性情有关。几经政界大起大落,他也未改本性,酒桌就成为与同道倾诉、联络之所。

   北宋中叶有个名相杜衍,曾两度出任永兴军(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官。他在第一次任期内颇为清俭,故宴请下属、宾客比较简单,也不要官妓陪侍。到再次任职时,杜衍的态度发生转变,酒席甚至搞到半夜,歌姬自然也少不了,他还乘着酒兴亲自歌舞。当地父老看到后,认为他经过历练,学会变通,可以升至高位。以后,杜衍果然先后做到了枢密使和宰相。

   在宋人眼里,王安石性格刚强甚至不近人情,他的这一特性在酒宴中同样有所表露。如王安石与司马光同在群牧司任判官期间,一次正逢衙署院内牡丹盛开,群牧使包拯便召集下属饮酒赏花。司马光素来不喜饮酒,但在上司的相劝下也勉强喝了几口,而王安石自始至终滴酒未沾,就连以作风强硬著称的“包公 ”也无可奈何。司马光事后评说道:我由此知道王安石刚直不屈。司马光在酒桌上的观察,大概也为日后与政敌王安石争斗提供了经验。

   宋人《萍洲可谈》还有条更有趣的记载:晏殊在枢密使任上,曾宴请欧阳修等人,当时对夏战争正当激烈,欧阳修在席间遂赋诗暗讽,由此两人结为冤家。后来,晏殊曾指着人品欠佳的唐代韩愈画像对坐客说:此人相貌很像欧阳修,哪知欧阳修不是韩愈的后裔,我重欧阳修文章,但不重其为人。欧阳修也经常对人说:晏公小词最佳,诗次之,文章又次于诗,其为人又次于文章。可谓互相攻讦,难怪当世人对此评说是“文人相轻”,殊不知竟是在酒场上所引起。

   不过,衙门这类活动太多,有时也成为一种负担。像寇准不仅自己好酒,还要求陪同者多喝。据说,他罢相到永兴军做长官后,在酒宴上不论官品高低,只问酒量大小,以此排出座次。有个下属经常陪酒,苦不堪言,即使生病也不能摆脱,最后下属的妻子只得当庭喊冤,才得以幸免。杭州作为东南的都会,驻扎了两浙路的很多重要机构,故官员的应酬很多,其中杭州通判一职的负担就相当繁重。苏轼在杭州通判任内,本已应接不暇,又因他久负盛名,于是各处官员朝夕聚会都请他,令他“不胜杯酌”,疲于应接,当时人便称杭州通判为“酒食地狱”。“酒食地狱”一词当然有些夸张,不过却说出了官场酒风过盛的实情。

   宋代官僚士大夫年老退休后,不少人仍保持聚饮的习惯,甚至有好事者专门张罗诸老聚会。如宋太宗朝的宰相李昉卸任后,仿照唐代白居易的“九老会”,与宋琪等九位老臣聚会饮乐。宋仁宗朝,宰相杜衍赋闲后,与四位退休的耆旧有“五老会”,饮酒作诗,“吟醉相欢”。宋神宗年间,是宋朝的极盛时代,士林中的耆老聚会更为盛行。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元丰五年(一○八二),元老重臣文彦博以太尉身份出任西京留守,也就是挂名养闲,他因羡慕白乐天的“九老会”,遂发起“耆英会”,邀集定居洛阳的“公卿大夫年德高者”参加。北京留守王拱辰闻听后,写信表示愿与会。司马光年纪尚未过七十,但文彦博素来推崇其为人,力邀他入会。遵照当地尚年齿不尚官爵的风俗,排列顺序为:七十九岁的故相富弼,七十七岁的文彦博、前司封郎中席汝言,七十六岁的前朝议大夫王尚恭,七十五岁的前太常少卿赵丙、前秘书监刘几、防御使冯行己,七十二岁的前天章阁待制楚建中、前朝议大夫王慎言,七十一岁的王拱辰,七十岁的前太中大夫张问、龙图阁直学士张焘,加上司马光,总共十三人。文彦博还在寺庙“资胜院”中筑了间屋,取名“耆英堂”,命画家为各位绘像,悬挂其间。于是,文彦博作为发起人率领诸老,携歌妓乐人到富弼府邸,开始第一次聚会,接着依次进行。史称“诸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每次聚会,都会引来众人围观。文彦博还提议发起了“同甲会”,组织同龄人聚首宴饮。之后,司马光也与几位老友举办“真率会”,并事先约定:酒不过五行,食不过五味,唯有蔬菜不限。有一位增加了酒菜数量,被认为违约,便加罚一次。

   宋朝以“耆英会”为代表的退休官僚聚会,酒席上承载的更多是对往事的追忆,尤其是曾经身居高位者,在高谈阔论中大概免不了提及政治话题,过往的纵横捭阖乃至于惊心动魄,都付之一笑。因自古有尊老养贤的传统,故这类活动都得到朝野的认可,往往成为一时的佳话。有得意就有失落,一些失意的官僚相聚,不过是借酒浇愁,排遣烦恼。《能改斋漫录》记载,前面提到过的范讽后来遭贬,回到故乡济南,常与亲朋故友聚饮。某日,一位退休官员在府邸请他喝酒,范讽乘兴之余在墙壁上题诗道:“园林再到身犹健,官职全抛梦乍醒。惟有南山与君眼,相逢不改旧时青。”字里行间,透出的是失去权势后的无奈。

   南宋时,商飞卿到金陵总领军马钱粮,眼看各路宴饮频繁,花费动以万计,于是提倡节俭,就此省去了不少开支。但这主要还是因为战时财政紧张的缘故,而他这样的官员也实在太少。事实上,宋朝优容官僚,对官场酒宴一贯纵容,甚至对因酒误事也时常持宽容态度。《后山谈丛》称:一次,某朝官入宫后“醉饱失容”,受到御史弹劾。宰相韩琦要求处罚,宋英宗却表示:宁肯以其他事情问罪,也不愿因此惩处。今天,仔细品味这些往事,多少有助于加深对传统官场政治的理解。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1451.html
文章来源:《读书》2018年7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