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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晋:走出人类学的自恋

更新时间:2018-08-03 13:59:54
作者: 陈晋  
得知其师父(即其父亲)曾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赴湘西拜师学艺,从当地道士手中获取了相关的书籍、道具,更学习了相应的念诵方式。吴巫师称,做仪式的“腔口”(即口音)不能改变,因为它保证了仪式的效力。

   这段田野调查中的小插曲看似是机缘巧合,其实大有深意:通过借鉴、学习周边社会的观念和技术,侗族鬼师创建并传承了适用于当地情境的知识体系,并付诸仪式实践;仪式话语不仅反映了上述知识的多样化起源,也诉说着过去、当下和未来的社会问题(包括经济发展、国家权力、现代化等)。侗族人的眼中绝非只有自己,仪式行动构成他们与世界频繁沟通的契机。

  

二    逆转的人类学

  

   表面上看,维未洛斯的口号“反那耳喀索斯”颇具革命性。然而类似的“逆转式思考”(reverse thinking)在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史中并不罕见。维未洛斯承认,写作《食人形而上学》一方面是为了与德勒兹、瓜塔里等哲学家展开对话,另一方面更是为了致敬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事实上,其书名就来自列维-斯特劳斯为权威期刊《人》(L’Homme)二〇〇〇年亲属研究专刊所写的跋文。列维-斯特劳斯在文章中高度评价了专刊作者们对联姻概念的批判式分析,欣慰地指出:“巴西的同行们成功开启了一种可称为有关掠食的形而上学(métaphysique de la prédation)。”他进一步认为哲学将在这股思潮中重新占据舞台,但这次不再是“我们的哲学”,而是“他们的哲学”(Claude Lévi-Strauss, Postface, L’Homme, 154-155, 2000,713-720,笔者译)。

   不论是对南美印第安人社会的调查研究,抑或在巴西、秘鲁、哥伦比亚等国家的人类学启蒙,还是对西方知识体系的批判甚至颠覆性思考,列维-斯特劳斯都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先驱。一九八九至二〇〇〇年期间,他应意大利《共和报》(La Repubblica)之邀写作了十七篇短文,后收入文集《我们都是食人族》(Nous sommes tous des cannibales)。这些文章大多从时事出发,试图借助人类学的研究来阐释当代议题。同名文章《我们都是食人族》正是针对当时(一九九三)法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出现的库贾氏病(maladie de Creutzfeldt-Jakob)。现代人通过注射人脑垂体萃取的荷尔蒙来治疗幼儿成长障碍,或移植人脑黏膜来治疗女性不孕,从而导致了这种疾病。而美国生物学家卡尔顿·盖杜谢克(Carleton Gajdusek)于一九五〇年在新几内亚观察到,当地的库鲁症(Kuru)与库贾氏病高度相似,都是慢性病毒引起的退化性疾病;人类学的调查研究则揭示了库鲁症出现的族群有食人行为,人们可能在处理脑浆时被传染,并经由肢体接触传染给儿童。通常,人们把新几内亚部落吃人视为野蛮和荒谬的迷信行为,而把人工注射视为科学实践。但斯特劳斯认为,“将他人的一小部分物质通过口腔、血液、消化或注射引入体内,与食人行为在本质上并无不同”(《我们都是食人族》,列维-斯特劳斯著,廖惠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版,132页)

   列维-斯特劳斯进一步提出应该逆转原有的思考方式,从食人造成的后果而非概念本身来考察问题:

   食人行为的类型如此不同,其真实或假想的功能如此多样,以至让人质疑能否精确定义我们目前所使用的食人概念。当人们试图去掌握它,它便随之瓦解或消散。食人本身没有客观的现实性。它属于种族中心论(ethnocentrique)的范畴:它只存在于那些禁止它的社会眼光中。

   ……让我们倒转这个趋势,并尝试去全面感受食人造成的一切结果。在不同的时空中,食人行为具有非常多样的形态与目的,但它始终是自愿将来自其他人类的身体部位或物质导入自己体内的行为。驱散食人的神秘色彩之后,这一概念就显得相当平常。卢梭认为,社会生活的起源在于我们能认同他人的感受。而最终,使他人认同自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他吃了。(同上,135页)

   维未洛斯的主张可谓与列维-斯特劳斯一脉相承。如果说德勒兹的《千高原》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入手,展开对资本主义体系的解构,那么维未洛斯则试图延续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学术生涯后期对结构人类学的再思考〔维未洛斯称之为“后结构”(post-structural)〕——其核心在于对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两者的概念、命题、假设、推理等思维方式和活动展开比较式研究,从而建设新的哲学。

   不言而喻,这种企图取代旧有哲学的人类学必定是颠覆性的(subversive)。英国人类学家提姆·英格尔德(Tim Ingold)认为人类学本质上是一种“人民参与的哲学”(philosophy with the people in. Tim Ingold, “Editorial”, Man, New Series,27, 1992, 693-696)维未洛斯也表示,人类学工作的关键价值在于“为诸人民的概念或本体论自决创造条件”(working to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the conceptual/ontological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Eduardo Viveros de Castro, “AND”, Manchester Papers in Social Anthropology, 7, 2003, 1-20,笔者译)。因此,本体论争论实质上是政治的争论,思想的逆转反映了权力的逆转;所谓“反那耳喀索斯”的人类学,无非是回归到根本意义上的“人的研究”——其关注对象是人,研究主体也是人,两相关照,是谓“反观”(蔡华:《人思之人: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统一性》,云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近年来,随着学术发展的碎片化、交叉化,对人类学学科地位的质疑和挑战甚嚣尘上。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学界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回应方式:悲观者反复在公开场合讨论“人类学是否还有未来”之类的问题;另一方面,以人类学为职业的学者们急于借助各种手段,向学界和公众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在后者的话语中,自我的田野经验、知识积累与学术经历往往成为主题。在笔者看来,这一现象足以引起警惕。

   法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布洛克(Maurice Bloch)于二〇〇八年接受欧洲著名文化杂志Eurozine采访时,讲述了他心目中的“两种人类学”:一种是大学里的机构(institution),如“人类学系”,其存在价值在于教学并发展出某种学术传统;另一种人类学则是广义上的,与机构无关,因为任何人都是人类学家,任何人都关心人性、关心文化的多样与相似性,并试图从理论层面回答这些问题。布洛克认为我们无须忧虑第二种人类学,因为它构成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部分(Maurice Bloch, Maarja Kaaristo, “The reluctant anthropologist:An interview with Maurice Bloch”,Eurozine,28 February 2008,笔者译)。

   如果我们认可布洛克的说法,那么逆转人类学的意义也就昭然若揭:与其沉浸在可能的危机中惶惶不可终日,倒不如继续前行;与其迷恋倒影而不可自拔,倒不如勇敢地打破镜像。(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 Métaphysiques cannibales. Lignes d’anthropologie post-structura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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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8年7期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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