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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少华:社会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对天津、长沙、西安、兰州四城市居民的调查分析

更新时间:2018-08-03 11:40:57
作者: 黄少华  
标准差36.071。在这些在线关系中,通过互联网建立的弱关系网络规模为平均5.97人,标准差20.813。这意味着,在受访城市居民的在线关系网络中,弱关系网络的规模明显小于强关系网络的规模。

   6.网络互动强度

   本研究以受访者在网络空间中与其他网友互动的频率,作为测量网络互动强度的指标。测量采用“经常”“较多”“一般”“ 较少”“从不”5点尺度李克特量表,测量结果见表8。从表8可见,互动强度最高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亲密朋友”,均值为3.86(标准差1.132),最低的是在网上偶然遇到的“陌生网友”,均值为1.79(标准差0.990)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网络互动强度的6个测量指标进行因子分析(量表的KMO值为0.694,Bartlett’球状检验的卡方值为2633. 637,自由度为15,在O.000水平上统计检验显著),测量指标被浓缩为2个因子,2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分别为44. 307%和27. 505%,累积方差贡献率为71.81 2%( 见表9)。根据因子分析结果,分别把2个因子命名为“强关系网络互动强度”和“弱关系网络互动强度”因子。其中“强关系网络互动强度”因子包括与现实生活中的熟人和普通朋友、现实生活中的亲密朋友、单位同事、家人和亲戚构成的关系网络互动强度 , “弱关系网络互动强度”包括与陌生网友、通过网络认识的朋友构成的关系网络互动强度。2个因子的Cronbch’ s α系数分别为0.827和0.773,整个量表的Cr onbach’ s 系数为0.756,说明6个测量指标具有较理想的内部一致性 。同时,量表包含的2个 因子结构清晰,因子内所包含的题项在相应因子上的负荷均达到0.72以上, 说明结构效度良好。

   (二)假设检验

   为了对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提出的5个研究假设进行检验,我们分别以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3种类型即网络政治信息获取 、网络政治意见交流表达和网络政治行动为因变量,以社会信任、政治信任、社团参与、在线关系网络规模和网络互动强度为自变量,同时引入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受教育程度为控制变量,进行OLS回归分析。在上述变量中,年龄、年龄平方、受教育程度、社会信任、政治信任 、社团参与、在线关系网络规模和网络互动强度是连续变量,直接引入回归模型。而性别是离散变量,我们以女性为参照对性别进行了虚拟变量处理。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10。

   从表 10的回归分析结果可见,控制变量性别对网络政治信息获取和网络政治意见交流表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意味着男性在这两类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上的参与程度均高于女性,但这种影响在模型3中是负向的且不显著;年龄和年龄平方在3个模型中均不显著,说明年龄对城市居民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并没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在模型1中有正向的显著作用,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网络政治信息获取行为的可能性也越大。

   自变量信任、社团参与、在线关系网络规模和网络互动强度,均对因变量网络政治参与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现实社会信任对网络政治信息获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虚拟社会信任对网络政治意见交流表达、网络政治行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现实社会信任对网络政治意见交流表达、网络政治行动,虚拟社会信任对网络政治信息获取的影响均为负向,不过影响均不显著。政治信任对3个因变量的影响也均为负向,意味着政治信任程度越高,参与网络政治信息获取、网络政治意见交流表达和网络政治行动的可能性越小,但这种影响作用并不显著。

   社团参与在3个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16(P<0.001)、0.083(P<0.001)和0.058(P<0.05)。这意味着,社团参与度越高,利用网络获取政治信息、开展政治意见交流表达、参与网络政治行动的可能性越大,其影响作用在3个模型中均显著。

   自变量在线关系网络规模在3个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分别为o.oo4( p<0.001)、0. 003( P<0.O1)和0.003( P<0.01),意味着在线关系网络规模对网络政治信息获取、网络政治信息交流表达及网络政治行动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线关系网络规模越大,参与这3类网络政治行为的可能性也越大。但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通过互联网建立的弱关系网络规模,却对网络政治信息获取和网络政治行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在线弱关系网络规模越大,参与网络政治信息获取和网络政治行动的可能性越小。

   网络互动强度中的强关系网络互动强度和弱关系网络互动强度均对网络政治意见交流表达 、网络政治行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网络政治信息获取的影响也为正向,但影响作用不显著。

   综合分析自变量社会信任 、政治信任、社团参与、在线关系网络规模和网络互动强度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发现,现实社会信任对网络政治信息获取,虚拟社会信任对网络政治意见交流表达、网络政治行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现实社会信任对网络政治意见交流表达、网络政治行动,虚拟社会信任对网络政治信息获取的影响均为负向且不显著,意味着假设1只获得了部分证实;自变量社团参与度越 高,利用网络获取政治信息 、开展政治意见交流表达、参与网络政治行动的可能性也越大,且其影响作用在3个模型中均为显著, 意味着假设2获得了证实;而政治信任对网络政治信息获取、网络政治意见交流表达和网络政治行动的影响作用均不显著,说明假设3没有获得证实;在线关系网络规模对3个因变量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线弱关系网络规模越大,参与网络政治信息获取和网络政治行动的可能性却越小,与假设的方向不一致,假设4只获得 了部分证实;强关系网络互动强度和弱关系网络互动强度均对网络政治意见交流表达、网络政治行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5基本获得了证实。

  

结论与讨论

  

   网络空间作为一个新的政治空间,与现实政治空间相比,具有身体不在场参与、时空压缩与伸延并存、海量政治信息涌动、政治动员即时化、政治互动网络扁平化等特性。网络政治空间的这些新特性,导致政治参与也相应地呈现出新的特征与态势。本研究显示,目前城市居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已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测量的8种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中至少参与过其中一种的城市居民达到了90.6%。但是,城市居民的网络政治参与水平偏低,而且参与方式以网络政治信息获取为主,网络政治行动参与度低。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也有类似发现 。例如李亚妤通过对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城市网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调查发现,网民对参与网络政治普遍缺乏热情和积极性,网络政治参与水平不高,存在着数量庞大的网络政治“冷漠者”和“隐形人”( 李亚妤, 2011)。这意味着, 互联网普及程度与网络政治参与程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 互联网普及程度的提高并不会必然导致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的提升。在理解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时,需要一种互联网与社会互动的理论视野,互联网对政治生活的影响,“ 是通过嵌入社会才得以实现的。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存在着各种相互交织的因果机制,常常以各种出人意表的方式改变甚至重塑技术的社会用途”(黄少华等,2015:283)。例如,有学者认为,城市居民对我国目前政治生态的高度认同,中产阶级的网络表达更趋理性化(李良荣,2017),以及政府的网络管制(Shen, 2009)等,都会或多或少地减少或限制人们的网络政治参与意愿, 尤其是网络政治意见表达和网络政治行动的参与意愿。

   关于社会资本与网络政治参与的关系,学界迄今为止的发现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互联网会导致间接化、微弱的中介化关系取代直接的、强烈的面对面关系,从而削弱现实人际关系,降低社会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发生负面影响。但更多的学者认为,互联网能够提供大量政治信息,有助于扩张社会关系网络 ,提升社会信任,激活社会资源,拓展桥接型社会资本,促进以公共利益为指向的合作行为,从而促进网络政治参与( 查德威克,2010)。本研究综合分析了社会信任、政治信任、社团参与等集体社会资本,以及在线关系网络规模、网络互动强度等个体社会网络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发现集体社会资本中的现实社会信任对网络政治信息获取,虚拟社会信任对网络政治意见交流表达 、网络政治行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团参与度越高,利用网络获取政治信息、开展政治意见交流表达 、参与网络政治行动的可能性也越大。个体社会网络中的在线关系网络规模对网络政治信息获取、政治意见交流表达和网络政治行动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线弱关系网络规模越大,参与网络政治信息获取和网络政治行动的可能性却越小;强关系网络互动强度和弱关系网络互动强度均对网络政治意见交流表达、网络政治行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上述自变量中,尤其以集体社会资本中的社团参与度和个体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网络互动强度两个自变量的影响作用最为显著。这意味着,集体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信任、社团参与等对政治参与促进作用的解释逻辑,以及个体社会网络资源理论强调社会关系网络对政治参与积极影响的解释逻辑,均在本研究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证实。本研究的基本发现,显然不支持认为互联网会导致社会资本减少 ,从而降低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的理论假设。或者说,本研究的发现表明,从社会资本理论视野分析和解释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是一种较为恰当和有效的理论路径。

   按照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社会资本是嵌入在关系网中的资源”( 林南,2005: 42)。社会关系网络规模与资源动员能力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社会网络规模越大 ,资源的潜在动员能力也越强,因此参与政治行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李亚妤基于对天津、上海、广州三城市网民的调查,也发现通过网络互动建构的关系网络,对网络政治参与有着正向影响(李亚妤,2011)。本研究虽然也发现在线关系网络规模对三种类型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线弱关系网络规模对网络政治信息获取和网络政治行动却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在线弱关系网络规模越大,参与网络政治信息获取和网络政治行动的可能性却越小 。这一发现意味着,在线关系网络规模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作用不是单向的,作为现实关系网络延伸的在线强关系网络规模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有促进作用,而在线弱关系网络规模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则是负向的。在一个以弱关系为主的在线关系网络中,行动者更倾向于减少而不是增加政治参与行为,而且弱关系网络规模越大,这种减少倾向愈加明显。对这一现象,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目前的网络生态结构,在线强关系网络的社会信任程度较高,在线弱关系网络的社会信任程度则较低,而关系网络中行动者之间的社会信任程度,是增加或减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上述发现也意味着,在从个体层面分析在线关系网络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时,仅仅考虑关系网络规模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关系网络的性质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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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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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2018年第六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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