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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亨廷顿之忧”发出了一个严重的警示

更新时间:2018-08-02 01:43:17
作者: 周平  
就会受到社会力量的冲击,招致各种形式的反对,从而使国家面临危机,甚至分崩离析。也就是说,如果国家的认同出现了问题,即出现了国家认同危机,那么,影响国家存续的严重问题就会不断涌现。如果国家认同受到了挑战,国家认同下降到了一定的程度,国家就有解体或瓦解的危险。这样的情形表明,民族国家的头上总是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认同及其程度,就成为民族国家这种制度机制的要害所在,也可以说是它的“命门”。

   从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的论述来看,“亨廷顿之忧”就是建立在这个根本性问题之上的。在亨廷顿看来,民族国家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认同下降,从而使“国家特性面临挑战”,民族国家就具有解体的危险,达摩克利斯剑就会坠落。从这个意义上说,“亨廷顿之忧”抓住了民族国家的要害,直击民族国家的“命门”。

  

三、“多族化”为认同危机提供了温床


   民族国家本质上就是一套保障民族认同国家的制度机制。那么,为了协调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二元关系和实现民族与国家有机结合的民族国家体制,为什么会出现认同危机,并危及民族国家自身的统一和巩固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首先关注国家认同问题的政治学家,当数鲁恂·W.派伊和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派伊在1966年出版的《政治发展面面观》一书中就指出,政治发展会面临国家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贯彻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和分配危机。在政治发展中难以避免的六大危机中,“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危机是由认同感的获得引发的”,即国家认同危机。这是由于新兴的民族国家与传统的认同方式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在大多数新国家中,传统的认同方式都是从部族或种姓集团转到族群和语言集团的,而这种方式是与更大的国家认同感相抵触的。”⑧于是,便产生认同危机。

   在阿尔蒙德看来:“对政治共同体的支持问题常常被称为‘国家的认同意识’问题。”在新兴国家中,“当对传统的准国家单位的忠诚同对国家的忠诚和国家的目标发生冲突时,政治共同体的问题就可能成为首要的问题,并造成重大的政治危机。于是,全国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即它能否名正言顺地使人们服从,就成为问题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分裂主义运动。”⑨阿尔蒙德用“集体忠诚冲突”⑩来指称这种现象,算是点到了认同问题的要害。

   派伊、阿尔蒙德所说的“新国家”或“新兴国家”,是那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这些国家获得民族独立以后,大都效仿西方的民族国家体制,努力构建自己的民族国家。这也构成了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然而,这些向往民族国家制度的国家,却并不具备最早采取民族国家体制的那些国家的人口条件,国内存在着众多的族类群体,以及相应的准国家单位。它们是将不同的历史文化群体整合为一个整体——nation——而构建民族国家的。用阿尔蒙德的话来说,“新兴国家是从一些种族的、政治的和地域的准国家单位中产生的”。(11)但是,这些国家将国内的多个族类群体整合为nation并促成了民族国家的构建以后,各个族类群体之间的差异并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这些族类群体将会长期存在。这些国家的国族(nation)是一个具有复杂的结构的多元复合体,“多族化”成为此类国家无法回避的现实。这些组成国族的族类群体,在有的国家被界定为“部族”,在有的国家被界定为“族群”,在有的国家则被界定为“民族”。由于国内存在着多个族类群体或民族,这些国家也常常被认定为“多民族国家”。(12)尤其是中国,往往用“多民族国家”来指称这样的国家。

   20世纪中叶,民族国家的“多族化”现象主要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常常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现象。但20世纪后半叶以来,这样的现象也出现于西方国家,而且还表现得十分突出。这是全球化的必然性后果。在全球化加速推进的条件下,人口成规模地、频繁地、快速地在国家间流动成为了趋势。近年来中东的战乱,又进一步导致大量难民涌入欧洲。在移民普遍化、规模化的条件下,曾经属于某个民族群体的成员跨越国家界限的流动大量增加,那些人口曾经单一或均质化程度很高的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大批来自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人口。目前,这样的现象还呈增强之势。西方国家的移民在规模增大尤其是族裔增多以后,以各自母国或本民族的文化来维系情感的需求随之上升,以此来加强相互间的联系从而去争取更多的利益也成为有效的手段而常常被使用。“利用族性寻求慰藉、维护自身也是流迁人口在异文化环境中的本能反应”,“族性认同在族际人口流迁中被激发或强化起来了”。(13)总之,“全球化带来的移民社会的扩大造就和强化了族性因素”。(14)于是,西方国家便出现了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群体现象——“聚众成族”。在此情况下,西方那些原生型的民族国家的“多族化”就逐渐形成并日渐突出。

   在民族国家中,国家认同问题与“多族化”现象之间存在着直接关联。派伊、阿尔蒙德指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出现的新兴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就是在“多族化”的背景下形成的,是“对传统的准国家单位的忠诚同对国家的忠诚之间的冲突”。而欧美国家的认同危机,更是“多族化”的直接政治后果。美国就是这样的典型。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具有突出的文化多样性。但是,美国并没有把国内的族类群体界定为民族,拒绝承认各种族类群体的集体权利,“只有在‘美国公民’的身份下才可以拥有政治权利,任何族群不得以族群身份享受独有的政治权利”。这就“成功地回避了对‘国家’(nation)以外的任何‘民族’的认可”,“所以在美国,只有种族问题和‘族裔’(ethnic)问题,以及相应的族裔政策,而没有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15)以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为核心的美国主流文化保持着强大的同化能力,其他文化背景的人移入美国后都融入了美利坚民族。因此,“在美国通常只承认有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层面上的美利坚民族,而将其内部的各次级群体称为ethnic group,即族群。”(16)美国也因此而被誉为“民族的熔炉”。但是,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和“聚众成族”现象日益普遍,“多族化”现象日渐凸显并逐渐瓦解了“民族熔炉”,导致了美国出现了严重的国家认同问题。在此过程中,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的目的是族裔文化的保留和发展,以此来获得少数民族族裔(也包括法裔居民)对国家的认同”,(17)但结果并不理想。早在提出“文明冲突论”的时候,亨廷顿就指出:“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18)“多族化”基础上形成的多种文化和意识形态,必然会对国家认同形成侵蚀和解体性影响。

   民族国家以一个统一的国族为主体和支撑。民族国家的制度机制都是建立在维护民族的成员即国民的权利的基础上的。民族国家的“多族化”,意味着一个国家内存在着多个活跃的族群或民族,国族的同质性被差异性所取代。因此,随着“多民族”的巩固和凸显,民族国家内国民所属的族群或民族的意义也逐渐突出起来。而国民间群体或民族差异的突出,又进一步激发起族群或民族的利益诉求,以及相关的理论或意识形态的生成——多元文化主义、差异政治理论等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甚至还会导致维护族群或民族利益的集体行动。而各种巩固族群或民族意识,要求维护族群或民族利益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反过来又进一步巩固了国民的群体差异性。这样一来,民族国家长期以来屡试不爽的维护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国家——的机制就被从根本上动摇了,功能也随之弱化。随着这些族群或民族的自我意识的进一步增强,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就会削弱和流失。事实就是这样,“政治认同并不是固定的……相反,它们具有高度的可变性和社会建构性”(19)。一旦有导致民族或族群自我意识激升的事件出现,某个或某些民族或族群的国家认同就可能整体崩塌,国家认同危机形成的风险就陡然增加,甚至直接导致国家认同危机。而民族国家内不认同国家的群体或集团,往往就会成为一种难以驯服的力量,会不时地掀起冲击现代国家体系的分裂行动。

   在“多族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是否出现认同危机,以及认同危机所能达到的程度,与各个族群或民族的自我意识直接相关。民族国家内的族群意识或民族意识的表现多种多样,但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相对他者而“自觉为我”(20)的意识。一个民族国家内的各个族群或民族的自我意识愈强,为本族群或民族争取权利的冲动也会走强,形成“集体忠诚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因此而增大。如果民族国家内某些民族或族群的人们,虽然生活于一个民族国家之内却不把该国当作自己的国家,民族国家维持国家认同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而在族群或民族意识走强的过程中,各种为各个族群或民族争取权利的理论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在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就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亨廷顿就明确指出:“多文化论和多样性理论的意识形态出现,损害了美国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尚存的中心内容,即文化核心和‘美国信念’的合法地位”,进而使美国面临解体的威胁。(21)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也认为,“具有潜在分裂作用”的多元文化主义“可能使多民族的美国巴尔干化”,这种状况发展下去,“美国的社会就有面临解体的危险”。(22)

   民族国家越来越普遍的“多族化”,为国家认同问题或国家认同危机的萌生提供了土壤。随着民族国家“多族化”现象的形成和广泛化,民族国家中国家认同面临挑战的机会就大大增加,并对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形成了严峻的挑战。民族国家如若不能有效应对这样的挑战,任由各种有可能促成民族国家认同危机的因素自由生长,各种割断悬挂达摩克利斯之剑细绳的力量也会越来越强,民族国家就面临着解体的危机。这正是亨廷顿所忧虑的。

  

四、苏联解体触发了“亨廷顿的忧虑”


   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重大事件。一个庞大的国家,顷刻间瓦解、灰飞烟灭。如此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民族因素无疑十分重要并具有根本性的影响,(23)真正造成导致苏联解体的因素是在“多族化”基础上生长起来并无法摆脱的国家认同危机。这样的国家认同危机在特定的条件下爆发了,达摩克利斯之剑因此而坠落,摧毁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把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以一种十分粗暴的方式凸显出来了。

俄国十月革命推翻的沙皇俄国,在以军事征服进行领土扩张的过程中把数量众多的族类群体纳入到自己的统治之下,但并没有将其当作“民族”来看待。它们是“具有自己语言文化和自治传统的少数族群”,却“具有反抗沙皇政府压迫和恢复独立的愿望”。(24)革命党便以此为突破口而对其进行政治动员:“承认具有自己语言文化和自治传统的少数族群为现代政治意义的‘民族’(nation,nationality)并允诺中央政权被推翻后这些少数族群享有‘独立’或‘自治’权利。”(25)布尔什维克也采取同样的策略。“列宁、斯大林为了发动沙皇统治下的各少数族群参加反对沙皇的斗争,宣布他们都是‘民族’并应当享有‘民族自决权’,可以自由地脱离俄国并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由于如此,俄国革命胜利后“各地以‘民族’为单元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和‘自治政府’就如雨后春笋那样遍地出现。新生的布尔什维克中央政府没有力量在军事上进行镇压,而只能与它们妥协,在政权建构上给予各‘民族’很大的权力”。(26)因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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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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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战线》 , 2017 , 43 (5) :6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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