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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勇:“国家性”问题:民主化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视域

更新时间:2018-08-02 01:40:02
作者: 雷勇  
维护国家统一,不仅需要统一的经济支持和政治制度,而且需要建构统一的国族文化和思想基础。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建构统一的国族文化,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较大,思想比较混乱,那么,势必消解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民主化前,政府或执政党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整个社会,实行严格的思想控制,人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受到严格限制,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基本呈一元化特点,客观上为维护国家统一、抑制“国家性”问题提供了统一的思想基础。民主化后,随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的开放,思想阀门一旦被打开,各种社会思潮竞相涌现,整个社会思想呈现出多样性,甚至比较混乱的特点,缺乏民主政治发展所需的基本政治共识,难以形成维护国家统一所需的共同思想基础。

   民主转型会刺激民族主义的膨胀,导致民族关系紧张,甚至引发民族冲突和民族分离主义。一方面,就国家的民族构成而言,世界上真正的单一民族国家很少,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共存混居是民族分布的普遍状态。不同民族由于在地理位置、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如何协调不同民族的关系尤其是主体民族和非主体民族的关系是多民族国家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只有各民族的利益得到最充分体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平等的地位,各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张力才能得到缓解直至消除。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本身暗含爆发政治冲突的可能性。选举制度的多数决原则容易造成对少数人利益的伤害,形成“多数人的暴政”。正如托克维尔早在19世纪就指出的那样,“民主政府的本质,在于多数对政府的统治是绝对的,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对抗不了多数”(11)。民主化后,组党具有合法性。在民族成分比较复杂的国家,政党常常是按照一定的民族来组建的,带有明显的民族性质。不同政党竞争政权的有效方式是利用民族主义进行民粹式的政治动员。加之,在民主转型阶段,公民政治参与更多地属于感性的宣泄,理性程度不够甚至根本缺失,多数人奉行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很容易被激进的政治势力利用。在此情况下开展竞争性选举,势必引起不同民族之间的猜忌和矛盾,导致民族关系紧张,甚至引发民族仇杀。对此,迈克尔·曼指出,“当种族民族主义组织声称他们自己的种族集团是主权国家之时——他们一开始打算将其构筑成一个民主政体,然而随后他们就试图排除和清洗其他民族,现代种族清洗成为了民主的阴暗面”(12)。在苏联,民主转型使民族问题浮出水面,导致各地民族主义不断高涨,民族矛盾加深,各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脱离苏联。南斯拉夫更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民主化进程的开启与民族关系危机的出现,以及由民族关系危机激发的南斯拉夫联邦内部的离心力是交织在一起的。(13)此外,中东欧一些国家的民主转型也导致族群撕裂,使原来存在的民族矛盾以更加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

   后发国家的民主转型通常比较激进,常常伴随着社会混乱甚至政治动荡,不仅削弱了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而且为分离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从表象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在实际政治变迁过程中不同政治选项是存在着一定时间差的,或者说不同政治选项之间存在着政治发展次序问题。(14)即是说,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化通常都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民主权利的普及、竞争性选举、多党竞争的政党政治、法治、地方自治等都体现为一个渐进、有序的变迁过程。尤其是其较高的政治制度化水平有效地吸纳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整个社会总体呈稳定状态。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常常都比较激进,民主权利的普及、竞争性选举、多党竞争的政党政治等一下子全面展开。随着选举权、结社权等民主权利的普及,公民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被广泛地动员起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民主转型阶段投票率相当高就表明了这一点)。“民主决定于参与——即受政策影响的社会成员参与决策。”(15)政治参与是民主的应有之义,但政治参与如果离开相应的政治制度的约束,就容易影响社会稳定,引发政治不稳定甚至是政治动荡。因为,“政治稳定依赖制度化和参与之间的比率。如果要想保持政治稳定,当政治参与提高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也必须随之提高”(16)。“如果一个社会要想维系高水平的共同体,政治参与的扩大必须伴随着更强大的、更复杂的和更自治的政治制度的成长。”(17)在民主转型国家,法治等相关的制度化建设明显滞后,公民、政党等政治主体的行为缺乏相应的约束。所以,许多后发国家的民主转型常常伴随着打、砸、抢的现象,街头暴力、冲击政府机关的情况时有发生,社会呈现出混乱的局面,这不仅降低了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而且为分离主义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

   民主化后,国家在维护统一的手段选择方面变得更加谨慎,而且肩负着巨大的道德责任。民主化前,中央政府或执政党通过自身严密的组织机构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通过统一的意识形态控制人们的思想,以此来维护国家统一。而且此时执政党或政府可以动用军队、监狱、警察等暴力机关来维护国家统一,这在政府或执政党看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且不用承担道德责任。而民主化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或执政党维护国家统一和反分离主义的手段受到极大限制。随着“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等成为基本的政治价值,就不能再轻易地使用暴力机器来维护国家统一和反分离主义,或者说使用暴力机器不再是政府维护国家统一和反分离主义的首要选项,因为这将遭到国内人民的普遍反对乃至国际舆论的谴责。民主化后,维护国家统一和反对分离主义将更多地依赖“民主”和“法治”。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后面临国家建构和民主转型双重任务。现实经验表明,民主转型时期政府通常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民主转型上,对“国家性”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西班牙政府属于少有的例外),更谈不上加强维护国家统一的制度建设。所以,民主化前后维护国家统一和反分离手段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会加剧“国家性”问题。

  

三、民主巩固:“国家性”问题的减压阀


   民主巩固意味着民主制度成为“最佳的政体选择”,各政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都把民主程序和制度视作国家治理的最好方式,都把自觉遵守法律和相应的制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坚持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解决冲突。同理,民主巩固对国家的政治整合和国家认同的建构也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引起“国家性”问题的相应变化。

   从政权的合法性支持来看,维护国家统一的力量即政府的合法性将随着民主巩固的实现得到加强,其权威将得到有效型塑。与民主转型时期维护统一的力量——政府或原来的执政党遭受民主化冲击形成鲜明对比,随着民主巩固的实现或在民主巩固国家,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和权威非但不会受到民主化的冲击,反而会因为民主程序而具有最正当的合法性。他们在维护统一、反对分离方面的政策,最多会被反对派就事论事,而不会被扣上反民主的帽子。而且,随着民主巩固的实现,经过民主政治的历练,民主制度和程序也趋于完善,其政府还可以利用民主制度和程序,制定相应的政策,出台相应的法律,以此来维护国家统一。换言之,随着民主巩固的实现,政府非但不会有民主的压力,其权威反而会因为民主得到加强,而且民主还会成为其维护国家统一的有力手段。

   随着民主巩固的实现,维护国家统一的国家(国族)文化将得到有效建构,民主发展所需的“政治共识”不断增加,有利于加强政治团结,提升公民对国家的认同。与民主转型时期各种思想鱼目混珠、缺乏“共识”不同的是,随着民主巩固的实现,维护国家统一的国家(国族)文化将得到有效建构,整个社会的思想在保持多元化特点的基础上,民主发展所需的“政治共识”逐渐形成并不断叠加,为国家提供统一的思想基础。选举作为政治权威产生的主要方式,有形塑“政治共同体”的作用。长时间的选举实践有利于提升公民的国家认同,使国家认同超越民族认同和区域认同。“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宽容”等成为人民普遍追求的政治价值。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进行公平竞争成为各个政党或政治组织在政治生活中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通过民主制度及法治渠道来解决矛盾和冲突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总之,国家(国族)文化的建立和民主共识的形成不仅有利于凝聚人心,加强政治团结,而且为国家提供了统一的思想基础,有利于提升公民对国家的认同。

   随着民主巩固的实现,公民的政治参与趋于理性,国家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也不断提高,将有效地吸纳公民的政治参与,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秩序稳定,而且有利于增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与民主转型时期那种投票率非常高但常常伴随着争吵、谩骂甚至斗殴的场面不同的是,随着民主巩固的实现,“自由”“民主”“平等”“宽容”等基本政治价值已经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自觉遵循的基本准则。民主制度深深扎根于社会,公民对民主政治的各项制度、规则、程序都日渐熟悉起来,政治参与的能力得到全面提升,在重大问题的选择上将由转型时期的感性、简单变为理性、审慎。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将由原来的对抗、激进逐渐转变为宽容、温和。公民不会轻易地相信谣言和小道消息,不会轻易地相信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煽动。与此同时,国家的政治制度化建设和法治建设较之民主转型时期将更加完善,公民、政党、政治团体等政治主体的行为都被有效地纳入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轨道,受到各种制度的约束,整个社会处于和谐有序的状态,有利于提升公民对民主制度的认同和国家的认同。

   随着民主巩固的实现,各民族关系将得到有效协调。即使原来存在的民族分歧甚至矛盾不会消失,也将被纳入民主程序和制度的框架内加以解决。随着民主巩固的实现,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得到确立,在民主制度的框架范围内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政治参与,妥善处理政治分歧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各民族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渠道形成,较之转型时期各民族将拥有更多的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机会。此时公民激情式的政治参与将减少,理性程度增加。其思维方式由转型时期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简单、激进变为多元、包容。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竞争关系,而是将更多地体现为互助协作的关系。各民族会设身处地地考虑其他民族的利益,加强民族之间的互动,以对话、妥协的方式来有效处置各民族之间的分歧。不仅如此,在民主巩固的情境下,缓解民族问题的途径将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联邦制的权力分配、国家职能的转换与分解、特别是要保障文化自主性、特殊群体的权利、平等政治以及为了有效保护少数民族而采取的其他措施等。这样在一些特殊区域或特殊政治领域里,也就改变了参与民主过程的民众的基本结构,而又不会破坏民主的原则。”(18)即使此时民族问题不会根本地消除,但是转型时期的民族主义的狂热和激情将得到消解,爆发民族冲突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

随着民主巩固的实现,国家在维护统一的手段选择方面更加多元,尤其是相关制度建设将得到加强,将有效地抑制“国家性”问题的蔓延。与民主转型时期国家不能轻易使用国家暴力机器,新的反分离手段又没有建立起来不同的是,随着民主巩固的实现,政府不仅会采用经济、政治、文化等手段来抑制分离主义的发展,而且会将反分离主义逐步纳入“民主”“法治”的制度化轨道,以此维护国家统一。有的国家还专门制定了反分离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法律和法规。如加拿大联邦政府针对1980年和1995年魁北克人民对“魁北克独立”(本质上属于分离)举行的两次公投,2000年5月制定了《公决明确法》,规定此后魁北克若再就“魁北克独立”举行公投,必须征得联邦政府的同意。不仅如此,而且还就魁北克脱离联邦的程序作出了非常复杂和具体的规定,使魁北克试图单方面通过公投实现分离变得不可能。《公决明确法》虽然形式上赋予了魁北克分离的权利,但实际上是一部维护国家统一的法律。此外,实现民主巩固后政府即使使用暴力来反对分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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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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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 2017 (11) :18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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