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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虹:江村调查:文化自觉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更新时间:2018-08-01 22:34:56
作者: 周晓虹 (进入专栏)  

  

   如果说,作为现代教育体制培育的第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费孝通不但明了此时发生的整个世界体系东扩的必然性,而且明了资本、市场和现代工业进入中国农村的必然性,那么正是在开弦弓村的调查才使之有可能“进一步了解传统经济背景的重要性及新的动力对人民日常生活的作用”(费孝通,1986: 1)。换言之,正是因为开弦弓的调查,才使费孝通深知自己民族的传统或农耕文化的特性,以及面临西方冲击时的问题所在:与世界市场之间的直接关联导致了原本作为小农之补充的家庭手工业的衰落,并进而导致了农民的入不敷出,以致此时“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费孝通,1986: 200)。

  

   正因为了解中国传统经济的特性,又了解来自西方的冲击所带来的“新的动力”的意义,年轻的费孝通才有可能意识到“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度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了干扰而已”,其结果自然“也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复旧”。如此,包括农村在内的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转型,最终取决于包括费达生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或技术精英在内的“人民如何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费孝通,1986: 1),取决于如何将来自西方的技术、资本甚至观念接入我们悠久的传统和生存系统之中。

  

二、文化自觉,或如何跨越“文野之别”

  

   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一书的“序言”里称这部著作是社会人类学历史上的里程碑,而其最重要的依据就是作者研究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换言之,“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费孝通,1986:序1)。一直到60多年后,费孝通在反思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还自谦道:“马林诺夫斯基老师在序言对它的评语,说这本书可以说是社会人类学里的里程碑,我当时不仅没有预料到,甚至没有完全理解。也就是说我在江村调查时并不是有意识地要用此把人类学这门学科推进一步……我是凭着从当时留我寄宿的农民合作丝厂给我的深刻印象和启发中想为这‘工业下乡’的苗子留下一点记录而开始做江村调查的”(费孝通,1999:第14卷,186-187)。

  

   尽管费孝通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作为后来能成为人类学跨越“文野之别”的标志,但从前面提及的他进村之时写成的《江村通讯》来看,作为一个在人类学领域已浸淫数年的研究者,他应该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对开弦弓村的造访将会触犯人类学“文野之别”的清规。但对于这一“触犯”是否会被人类学界尤其是自己的导师所接纳,以及这种“触犯”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从他与弗思最初谈话时的选题设想以及多年以后对当时“无心插柳”的强调来看,年轻的费孝通确实没有明确的意识和充分的把握。

  

   人类学“文野之别”的清规形成与这一学科最初形成于地理大发现后欧洲殖民的历史有极大的相关。正是在此后实现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过程中,按华勒斯坦等人所言,“欧洲人开始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相遇,并且在多数情况下还伴随着对这些民族的征服”。如此,在19世纪形成的以研究欧美社会为对象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兰克之后的历史学之外,还逐步形成了以研究中国、印度和波斯等所谓停滞了的“高级文明”为对象的东方学,以及以无文字的部落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在被现代大学接纳并成为制度化的学科体制的一部分之前,它的知识基础是“探险者、旅行者以及欧洲列强的殖民机构官员的活动”(华勒斯坦等,1997:22)。

  

   30年代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未开化民族开始接触现代文明,人类学内部开始滋生出文化相对主义,加之学科之间的不断交叉,这一学科也开始不再像华勒斯坦等所言依旧“是一个与其他研究西方世界的社会科学完全隔绝的学科”(华勒斯坦等,1997:22),以未开化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与以西方现代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之间发生了接近与融合。这种接近与融合的促进者是芝加哥大学的两位大师:社会学系的派克(Robert E. Park)和人类学系的布朗(Radcliffe-Brown)(张江华,2015)。如果说派克和布朗是这场学科联姻的两大“媒妁”,那么如费孝通所言:“派克是从社会学这方面去攀近人类学,布朗则是从人类学这方面去靠近社会学”。具体来说,派克将人类学从部落社会调查中发展出的微型社区调查方法用于社会学,布朗则提倡将“整个地球上存在的形形色色的人类社会全都包括在”人类学的研究视域内,甚至因此不惜将人类学“拱手相让”,认为它“应该是社会学这个大领域里的一个学科”(转引自芮德菲尔德,2013:14)。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派克和布朗后来到了燕京大学施教,会简单地凭着这“一推一拉就在中国实现了这两门学科的通家之好”(费孝通,1999:第13卷,9)。

  

   学术研究强调师承,这意味着先贤的思想往往会由后来者付诸行动。考虑到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作为派克的“乘龙快婿”和布朗的同事影响到了他20年代末起对墨西哥文明社会的乡村研究,那么,30年代在燕京大学先后受业于派克和布朗的费孝通选择自己的家乡——富庶的江南水乡做研究就更没有什么意外。其实,因为与西方不同,上述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在中国只是同一国度中的不同族群而已,以致“在那里,几乎在社会科学建立之初,人类学和社会学即开始了相互缠绕”(Freedman,1979/1962:373):1928年,缠绕最紧的清华社会学系即将社会学与人类学并重更名为社会人类学系,1932年则进一步更名为社会学及人类学系。这一切都使得在最初接受社会学训练的费孝通的脑中,“文野之别”的界限本就不是不可逾越的“雷池”。

  

   不过,如果说“文野之别”的跨越动因,“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促成了人类学向文明社会研究的转变”(张江华,2015),那么对传统上研究“异文化”的人类学来说,这种转变在费孝通那里还存在着对“他己之别”的跨越。许多年以后,费孝通当年的同学埃德蒙特·利奇(Edmund Leach)仍然对费孝通、许烺光、林耀华、杨懋春等以研究自己社会而成名的人类学家耿耿于怀,他一再强调:“某些社会人类学家欲图研究本社会的愿望可以理解,事实上也值得称赞,但却危害重重。先入之见有可能造成研究的偏见,但却不会影响单纯的陌生人(naive stranger)的工作”(Leach,1982:125-126)。

  

   利奇的非议并非出于常人理解的“嫉妒”,甚至也不表明他对“文野之别”的固守。他只是深信,对人类学家来说,“在你已经掌握了第一手经验的文化背景中做田野研究,要比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用朴素的观点去做田野研究困难得多”(Leach,1982:124),因为受到生存其间的社会或文化的制约,本土研究者难以保证结果的客观和公正。我们也曾以中国研究为例,讨论过研究者对自己的国家或社会进行研究时可能存在的限制:除了一般认为的价值偏好、认识旨趣、个人经历和教育背景外,还包括“民族主义情感”的驱动,以及文化偏见和制度安排的制约,甚至研究者自身也会受到对社会地位、社会声望甚至生活需要追求的驱使(周晓虹,2010a)。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利奇的担忧不仅不是一种“杞人忧天”,在获得对自身文化的确切自省或反观自照时,有时甚至是一种“金玉良言”。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去反对“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民”(费孝通,1999:第14卷,20);相反,我们还十分认同马林诺夫斯基的看法,“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费孝通,1986:序1)。不过,要避开“利奇之忧”,保证研究的客观公正,或者说要实现充分的民族自省,研究者就必须具备费孝通晚年一再强调但青年时代已逐渐养成的能力——文化自觉。笔者以为,如同在社会学领域必须具备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想象力”,研究本土文化的人类学家则必须养成费孝通所言的“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费孝通,1999:第14卷,196)。可以说,正是有赖于这种同样能够增进理性、看清世事的心智品质,费孝通才能在江村调查中实现对“文野之别”的从容跨越。

  

   如果说社会学出身的费孝通本来就对“文野之别”的界限不甚敏感,那么这场跨越实现的关键就在如何跨越“利奇之问”所隐含的“他己之别”。其实,对社会心理学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己”对自身的主观洞悉常常是通过对“他”的客观了解来实现的。库利利用“镜中我”(a looking-glass ego)的概念来说明他人是自我之镜,而每种社会关系也都反映着自我;费孝通也曾形象地将自我的获得途径称之为“我看人看我”(费孝通,1999:第8卷,514)。进一步,利奇强调研究“他者”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理解“自己”,所以他会说:“研究‘他者’而不是‘自己’的正当性在于,虽然我们最初总是将他者视为怪僻的,但到头来还是得承认他人的‘怪诞之处’正是我们的自我之镜”(Leach,1982: 127)。这一切都说明,对自身的真实洞悉即养成费孝通所言的“文化自觉”,在相当的程度上有赖于与“异文化”或外来文化的充分接触。

  

   费孝通与西方文明这一“异文化”的接触始于他母亲创办的“蒙养院”,一直到从伦敦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这些经历使其对西方文明了解多多,也使其面对“中西方文化接触……并没有感到严重的矛盾”(费孝通,2013a: 49)。而作为人类学家,他与另一种特殊的“异文化”的接触,即通过阅读和田野与瑶族等少数民族文化的接触一样意义深远。所以,在回答“利奇之问”时,他才会坚持:“本土人类学者的工作实际上不只是在一个单一的参考系下面展开的,在想我所做的那一类研究中,有两种‘异文化’作为我的参考体系,这两种‘异文化’便是在国内外其他民族中我自己亲身的阅历以及从社会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学习中获得的关于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知识”(费孝通,1999:第14卷,198-199)。

  

   其实,能够养成“文化自觉”意识的并非只有有关“异文化”本身的知识,己文化与异文化的关系一样有助于研究者对自己的民族或文化的真实了解。具体到费孝通身上,中国在与西方的接触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以及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接触中所处的“弱势”地位,都使其能够设身处地、更好地超越文化偏见,形成文化自觉。用费孝通自己的话说:以致“我在许多著作中确实能够广泛参考、评论西方观点,甚至能够在中国文化内部格局中强调弱小的‘草根文化’或‘小传统’的动力”(费孝通,1999:第14卷,192)。

  

如果说与“异文化”的充分接触使得费孝通能够充分地反观自照,那么进而言之,这种文化自觉意识的养成还有赖于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在80年前进入江村之时,费孝通就强调过“有相当训练”是本土研究者“在研究自己生长的地方时……(能够)在语言上、访问及观察的机会上都比一个外地人方便”(费孝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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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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