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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元:向左走,向右走:21世纪美国的精神内战

更新时间:2018-08-01 21:58:27
作者: 朱天元  

  

   1906年,在西洋考察宪政的军机大臣戴鸿慈在旁听完美国的国会辩论后,曾经不无赞叹地在考察日记中写道:“然文明国人,恒以正事抗论,裂眦抵掌,相持未下,及议毕出门,则执手欢然,无纤芥之嫌。盖由其于公私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然而今天的戴鸿慈如果看到此时的美国政治未免要大跌眼镜,因为今天美国的分裂,是我们未曾料到也并未深刻理解的。特朗普上台之后的美国,在两极化的深渊之中越陷越深。以前为我们所津津乐道的“驴象两党”之间妥协与审慎的美德被今天的美国遗忘,而面对美国国内聚讼不已的族群冲突、贫富差距与舆论的失控,两党之间解决方案却大相径庭。爱之者视特朗普为美国精神的捍卫者,其精神谱系足以追溯到美国的立国精神,而憎之者则将特朗普视之为“狗哨政治”与右翼民粹的代言人,足以颠覆美国二十世纪以来所积淀的政治共识。

   美国今天的这场“精神内战”中,左派与右派的分歧似乎都与“美国精神”的缘起,有着不绝于缕的联系。他们都以“美国精神”的阐释者与捍卫者自居,却在理念与实践的路径上南辕北辙。以共和党为代表的右翼相信,今天的美国的种种困境在于对保守主义精神与市场精神的悖离,他们相信建立公平、充分的市场经济与法治环境之后,自由选择与市场的力量足以弥平所有差距,使所有人都得以在美国精神的照耀下得到庇护。而以民主党为代表的美国左翼则认为,美国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之中,隐藏着种种压制与特权,对于长期被忽略的弱势群体与弱势族群缺乏理解与平权,而对这种“特权”不加以清算,只会让被忽略的群体所面临的问题——贫富不均、教育平权、族裔差距与社会主流之间造成更大的隔阂。这二者之间,我们难以抉择孰对孰错?

   在90年代,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钱满素用《爱默生与中国》,为中国思想界展示了美国个人主义的宗教与思想源流,爱默生用加尔文主义为年轻的美国指向了一条通往信仰与自由的道路,宣告了人对上帝与社会的独立。曾经的信仰与观念,能否疗救共识被撕裂,公共讨论的底线亟待重塑的美国?也许正如美国历史学者埃里克·方纳所说:“美国有时会‘忘记’那些在我们看来亘古不变和永恒的事物,但美国的历史也正是一部自身不断反思并争论的纪录。”这也许正是自由本身的内涵所在,它是开放的、积极的,勇于被反思与挑战,却从不会停下它延伸的步伐。

   借新书《自由给谁看》之际,本次《经济观察报·书评》专访钱满素先生,请她谈谈她心中的美国政治变迁与美国价值的所在。

  

   1.问: “个人主义”是美国的立国之本,美国哲学家爱默生、安兰德、罗斯巴德等人对于个人主义有着诸多定义。请您谈谈美国对于个人主义的理解有着怎样的变迁?

   答: 我觉得,个人主义在美国主要不是哲学问题,它作为人权与法治的基础,早已落实到政治法律的诸方面,成为美国生活方式。经验告诉我们,理论只有在顺应人性和社会实践的需求时才可能有生命力,如果将理论与产生它的实践相剥离,很容易成为少数人的智力游戏。思想来源于实践,哲学家们对个人主义所下的各种定义,大多是对各自所处社会现实的反应。他们可能在学界影响很大,但民众不是依据定义,而是依据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生活的,何况美国也没有法定的指导思想。

   19世纪的爱默生在自由的环境中长大,他没有必要去强调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因为这是常识,他不满的是杰克逊时代的物质主义和民主泛滥。他的个人主义核心就是自立,保持人格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一是抵制异化、物化,反对因追逐物质而丧失精神;二是提倡独立判断,不从众、不媚俗、不迎合,他以这种超验主义的个人主义来对抗他认为的时代弊病。

   安·兰德是出生于俄国的犹太人,少年时遭遇十月革命,家庭受到冲击,在个人权利缺乏合法性的背景下长大。她21岁移居美国,激赏美国的个人主义,将保护个人权利视为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她在《自私的美德》中说,利他主义者将为他人谋利称为“善”,为自己谋利称为“恶”,这是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自私”无非是关心自己利益,为什么被视为恶?其实,安兰德说的“自私”也就是“正确理解的自利”,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早就谈到了,他还说,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只有今天的美国人才普遍承认了这个原则。

   罗斯巴德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也是犹太人,不过晚了20年。他在美国左派环境中长大,却是个右派,还不是一般的右。他强调“自我拥有权”,反对政府,推崇自由经济,他的自由主义是“自由至上主义”,他的个人主义也可称为“个人至上主义”。他反政府反到无政府的地步,提出“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理论,这或许可以看作他对美国近几十年来政府干预日趋扩大的一种反应。

  

   2.问: 建国时期,美国国父们对联邦主义有着什么激烈争论?您认为美国早期的反联邦主义因何而失败?

   答: 联邦主义与反联邦主义之争源于制宪,在制定宪法与各州批准宪法的过程中出现了意见相左的双方:维护宪法的称为“联邦党人”,反对派称为“反联邦党人”。这种称呼有点诡秘,因为联邦党人本质上是国家主义者,更倾向于建立一个相对强大的全国政府,他们自称联邦党人其实有掩盖之意。反联邦党人才更强调国家的联邦性质,他们反对成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威胁到州、地方和个人,这是美国人的传统,很好理解。但是这个新生国家若要生存下去,不能没有一个整体政府,否则将沦为独立的十三州,后患无穷。华盛顿等政治精英决意召开制宪会议,就是为了结束独立后十几年的混乱局面,为美国奠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反联邦主义一派之所以失败,可以找出一大堆理由,诸如文化层次低、缺乏能干的领导和辩才等,但主要还是两点,第一,他们只是一味反对,却提不出自己对国家未来的设想作为替代。第二,在维护个人权利和惧怕中央权力方面,他们的看法与联邦党人并无二致,所以当他们的要求通过“权利法案”纳入宪法后,分歧也随之消除,因此也不能说他们就是失败。现在看来,宪法的制定和通过充分展示了联邦党人对国家的远见卓识,确实是棋高一着。

  

   3. 问: 政教分离是美国政治的重要原则,国父们是如何理解和设计的?与早期清教有什么关系?

   答: 美国是个世俗国家,政教分离是立国原则,宪法规定不得设立国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并规定任何公职不得以宗教标准作为任职条件。

   17世纪初的清教移民与当时大多数欧洲人一样,是完全宗教化的。他们建立的殖民地称得上政教合一的神权,虽然政府与教会分开行使职权,而且官员与牧师不能兼任,但只有教会成员享有政府官员的选举与被选举权,政府权力牢牢掌控在教会手中,政府只是配合教会在治理民众。宗教是强迫的,大部分民众被排斥在政权之外,他们纳税支持教会,却不能参政,这种做法在民众觉醒后普遍遭到反对,难以为继。不过,清教实施的政府与教会职权分开,毕竟是政教分离的第一步。

   西方基督教世界有过长时期的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在付出鲜血生命的代价后,他们最终走到了“政教分离”,将信仰自由划归个人,政府无权干预公民思想,由此消除了宗教迫害和思想禁锢,无疑体现了一种现代智慧,激发了思想解放和创新精神。美国制宪者们熟读历史,非常清楚其中利弊得失。那么为什么设立国教不是良策呢?因为信仰须发自内心,强迫的就不成其为信仰,只会造成心口不一。而且宗教是人类特别执念的一个领域,信徒护教在所不惜,越强迫越反抗。可以设想,美国如果不实行政教分离会是什么局面?也许不外乎两种结果:一是二百多年来教派之争不断,耗费大量国力,国家发展受阻;二是激战后一派独大,其他教派受压,给社会留下隐患,这两种结果都不具有积极意义。

  

   4.问: 美国内战奠定了现代美国的性格与方向,林肯也成为美国人心中最伟大的总统。可是同样也有一种声音认为林肯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违法者”,他废除奴隶制破坏了宪法之中关于联邦权与州权的平衡。您怎么看美国历史上的内战和其背后所象征的观念之争?

   答: 是的,内战对美国具有多重的奠定意义:消灭奴隶制、结束联邦权与州权之间的紧张关系、确定经济发展方向等。美国先有州后有国,立国初期国民对本州的认同远超过国家认同,就像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姓自视为楚人齐人等,而非周人。引发美国内战的因素包含了联邦权与州权的矛盾,不过当时立国已半个多世纪,美国的概念已经基本形成,南方更多的是借州权之名,维护他们特有的奴隶制经济。

   制宪者们为了能将十三州合众为一,不得已在宪法中默认了奴隶制,希望这一不合理的制度能自己寿终正寝。南方则将这种默认视为州权,动辄以脱离联邦来威胁,这才有了激烈的联邦权与州权之争。林肯是律师出身,总统的职责就是维护和捍卫宪法,即使他非常厌恶奴隶制,在维护宪法上也从未动摇过。说他“违法”无非是因为他解放了黑奴,但是“解放奴隶公告”是他这个战时总司令作为剿灭叛乱而采取的适当和必要的军事措施。公告解放的仅仅是叛乱地区的奴隶,其他地区维持原状。这样的区别对待还受到广泛嘲笑,说林肯解放了他解放不了的奴隶,却不解放他能够解放的奴隶。而林肯这样做的苦衷就是不想违反宪法。作为总统,即使他为了正义而违法,也会严重破坏法治精神。直到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通过,奴隶制才在美国全境被彻底废除。

  

   5.问: 美国政坛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 “驴象之争”,而深受古典共和主义影响的美国国父们在制宪之时恰恰是反对政党之争对于美国政治的分裂的。请您谈谈美国两党之争有怎样的源流,美国的政党体系又有怎样的流变?

   答: 美国国父们笃信共和,将公共利益放在首位。在他们看来,党派是某些人共同情感和利益的结合,有悖于公共利益,因此“君子不党”的他们反对并试图消除党争。然而,党争在民主政治中不可避免,因为人们一旦有了参政权,就要表达不同政见,在此过程中又必然联合成理念或利益的共同体,以便壮大力量,实现目标。美国建国后从未停止过党争,先是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之争,随后华盛顿内阁中又出现政见分歧,焦点是经济问题,外加其他观点冲突,形成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与杰斐逊领导的民主共和党这样两派。

务实的美国人很快就认识到政党的必然,1804年的第十二条宪法修正案以间接的方式承认了政党的存在。二百多年来,党派几经演变,曾经建立的政党不少,但真正重要的并不多。至于为什么始终是两大党的对决,而不是三党四党?这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自然形成,因为意见分歧说到底主要是正反两方。政党历史中,联邦党与共和党算是第一次组合,后来联邦党消失,一度只有共和党,是个短暂的“和睦时期”。1824年大选后民主共和党分裂,杰克逊另建民主党,对方称为国家共和党,后称辉格党。民主党一直延续至今,但因为它在内战时是代表南方的政党,也曾多次重组。现在的共和党不是杰斐逊当年的民主共和党,而是内战前反对奴隶制的部分辉格党人和部分民主党人的新组合,林肯从一开始就是共和党的重要人物。内战后共和党作为胜利党长期执政,有了“老大党”之称,但民主党并未随着奴隶制一起被消灭,他们无间断地继续存在,内战后很快重返国会,并长期控制着南方诸州,现在的两大党在那时就基本成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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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201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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