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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军 林茂:知识分子:一个概念的社会学考评

—— 基于“德雷福斯事件”的话语权分析

更新时间:2018-07-30 22:26:48
作者: 文军 (进入专栏)   林茂  
但从客观上来说知识分子要实现自身价值却不得不与阶级联盟。个体的知识分子与阶级联盟,在社会变迁中可能成为推动性力量。知识分子融入阶级当中,成为“有瑕疵的同一阶级(flawed universal class),但无论他们宣称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他们同时都是在追求自身的利益”。

   (二)知识分子研究的分野:主体性特征与客体特征的对立

   定义“知识分子”,不仅需要从横向的国际视野出发,也非常有必要从纵向的历史维度出发。综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所有与知识、经验相联系的社会群体,都具有“知识分子”的影子。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化大生产所导致的劳动分工的细化,知识分子的主体由不同生产、生活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工程师、医生、艺术家、科学家等。知识分子理论研究在当代社会科学领域,主要有以下三种范式:“本质论、阶层论与场域论。”知识分子研究经历了“本质论”转向“阶层论”再到“场域论”,三者并存的局面作为过渡阶段常可在知识分子既有研究中发现。首先,以文化社会学代表,葛兰西提出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与古德纳的“新阶级理论”都将阶级作为分析这一群体的工具;其次,以布迪厄为首的场域论将知识分子研究从宏观的社会系统(阶级)转向中观的系统内部(场域)。最后,知识分子研究领域排除典型的劳资阶级矛盾,去除阶级视角改从职业角色出发,对知识分子的研究由单一角色转向职业角色集的探究。

   “知识分子”一词,从定义的方法来看,是知识群体的自我命名与自我定义。此种定义的特点在于,具有某种自我精英化的诉求与自我认知期待。从具体的社会事实出发,这一期待掩盖了利益关系与权力诉求,仅仅只表现为群体对所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及其社会身份的具体化。这一定义存在着“致命的自负”,知识分子通过命名将自我看作是社会总体性价值的代言人与社会精英。以此为前提,“精英主义论”典型的特征在于创造自我与他者对立和区隔的空间,界限内部表明了我是谁,界限以外则划分谁不属于“我”。从类型学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自我定义的核心就在于宣告自身区别于其他群体而存在。定义本身源自对理想化的特定身份的确立,内涵的确定性存在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想”。这种定义方式仅表现为“置身其中的既存的或期望的社会地位或既定社会结构的强化”。实际上,在共同的社会身份条件下,其群体内部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由于异质性的存在,不同于其他以利益关系或权力关系为主体的结构系统,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以一种柔性的、情感性的有机团结的方式组成共同体。知识分子群体成员基于某种一致的行动目标呈现统一性,与专业领域中各自的差异性,对立统一于知识分子群体内部?

   上述研究范式最主要特征在于采用质性研究的逻辑给予定性和分类。从人本主义出发,将“公共性”“创造性”以及“批判性”和“社会责任感”等主体性特征作为定义知识分子的依据。从群体特性角度出发的知识分子研究范式,仍然集中于强调知识分子的集体主义属性,具体表现为从社会空间与公共性的角度认为知识分子是 “社会的良心与真理的追随者”,是“自由的漂浮者”。在逐渐摒弃阶级观的思潮中,反复追问知识分子与阶级的关系,提倡“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在现代性思潮中,从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出发的定义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现代性语境与后现代语境在知识分子研究中并没有明显的分野,依据知识分子对公共性(现代性)的重视程度,知识分子的自我命名与定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典型现代性知识分子”,源自德雷福斯事件中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传统,将真理、道德和时代趣味的争论作为定义知识分子的关键。第二,“现代性知识分子”,将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依据其实践活动空间的不同落实到不同场域。从场域内部的分化出发,认为知识分子只是一种“文化的、社会的或历史的任意性的产物”。第三,“非典型现代性知识分子”,将知识分子的现代性限制在特定的专业领域,聚焦知识分子角色“存在于他们的专业化而不是普遍意识之中”,否认典型现代性知识分子对真理的强调。

   结合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史,有别于西方对知识分子与现代性关系的认知,中国的知识分子定义与古代“士人”群体存在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涵。有学者提出西方知识分子的外在超越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内向型超越的理论,认为传统中国士人群体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权力和政治的依赖性程度不同。“学而优则仕,所带来的中国读书人与官员的角色冲突,依附皇权与保持自我独立一直以来是中国读书人的难以解开的结。”因此,从西方与中国传统思想来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一直缺少独立性。

   其次,除侧重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现代性/公共性)以外,从知识分子与其实践活动作用客体的关系出发分析知识分子现象,另辟蹊径揭示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知识分子实践客体,通常意义下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知识的载体——符号系统。这一符号系统具备抽象性和象征意义,依据知识分子对符号系统的运用能力的高低,将知识分子分为“广义的知识分子”与“狭义的知识分子”。其中“狭义的知识分子”又二分为技术专家和圣贤。前者为实用知识的创造者,后者为非实用宏观文化秩序提供指导。更为具体的分析来看,符号系统本身具有不同的类型,从而揭示狭义知识分子内部进一步分为使用特殊符号系统的知识分子。如文学家、计算机专家、化学家等,构成新的知识分子群体。

   (三)知识分子群体的内部分化与再定义

   综合上述理论对知识分子的定义,面对转型期社会群体的不断分化,笔者认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不能从单一的知识分子主体性出发,而是应当采用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将行动的背景、意义与行动者本身相联系。知识分子不仅具有公共性主体特征,其实践行动客体的特征(符号系统的抽象性),以及实践行动的背景(场域)都应当成为分析的重要因素。因此,笔者文中所述“知识分子是在知识场域,具备使用抽象符号系统能力,并以话语权的形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对人类社会总体命运抱有强烈关怀与热情的一群人”。

   这一定义具备两个维度:第一,知识分子群体的行动目标与人类总体价值(真理、美德)等高度相关,并使用其独特的话语权“发声”;第二,知识分子个体在职业分工上分属于不同专业领域,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不具备正式的结构化管理运行的规则。但知识分子群体在对知识的创造和人类理性的发现上,具备强烈的创造力与独立性,并运用抽象符号系统及其象征意义将知识为实际生活所用。依据知识分子与其作用的符号系统的关系,笔者对知识分子内部进行分类:创造性知识分子、直接传播性知识分子、间接传播性知识分子。

   针对知识分子与其实践活动的客体之间的关系,自人类文明诞生之初绵延至今,经历了数次社会变迁。依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我们可以看到,从原始社会到当代社会,在知识的掌握和传承过程中,具体的符号载体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新的符号语言不断被创制出来,知识分子群体分属不同的专业领域也具备日益完备的专业技能等级体系,符号系统的传播工具,也从最初的龟甲、兽皮,纸墨发展为互联网时代的各种软件系统。面对社会的转型,知识分子场域内部也经历了结构重组与流动。针对不同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与符号系统的关系,笔者提炼出知识分子场域的结构性特征。如图1所示:第一,创造性知识分子居于同心圆的核心,以专业领域内的专家、教授为主;第二,直接传播性知识分子居于同心圆的中间层,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知识的储备上有所下降,以编辑、记者等行业分工人员为主;第三,非直接传播性知识分子,以一般行政人员与脑力工作者为主。

  

   三、知识分子的存在:符号、话语与话语权

  

   知识分子社会角色这一抽象定义,基于知识分子本身与符号系统的关系,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通过直接的话语权表现。知识分子的发声表明其思想,从而体现其所拥有的社会角色。话语,不再是静态的书面记录。话语呈现为具体的社会实践与社会互动,在这一动态的实践活动中,知识分子的角色被塑造和改变,折射出宏观层面社会文化和社会群体的发展与变迁。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语言是存在之家,是解蔽真理的通道”。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体现在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所暗含的知识权力。话语符号在知识分子社会实践中行驶其背后所拥有的象征权力,并与其他社会力量交织在一起,成为转型期社会文化发展的助推力。

   对于知识分子群体本身来说,话语权的实现却是一把双刃剑。话语权与知识分子思想存在已久,但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却是现代性的产物也是现代性的牺牲品。批判性的话语权,宣告了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诞生。但知识分子话语权与其他力量的斗争,却是现代性的危机的重要表征,可能会导致知识分子消亡。这一互相依附的矛盾关系体现在社会现实中则是“知识分子批判市场的存在,但知识分子却以市场的逻辑分析自身场域的知识再生产;知识分子反对权力,却以权力结构为框架分析自身场域的等级制度。这一矛盾表明知识领域本身独有运作逻辑与规则已被打破,知识分子角色的独立性受到破坏,远不如古德纳所说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阶级”。

   对比历史,要理解知识分子的产生以及内部权力结构分层,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批判性,德雷福斯事件中左拉通过《我控诉》一文,用文字这一符号系统,解蔽真理,使其外显。但话语权既是强调其存在的工具也是剥夺其存在的工具。以左拉为首的知识分子所行使的话语权,所代表的社会力量与强制性权力的碰撞以及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流动,都促成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左拉成为了知识分子圈的“局外人”。话语权的实现,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知识的力量”(the power of knowledge);第二,“言说这一实践行动所产生的力量”(the power of discourse);第三,在应然性的层面,“言说的权利”(the right of speaking)。知识分子话语权的实现,就在于同时作用于话语权力和话语权利,由此而产生话语的实际效力方可称之为话语权的实现。话语权作用于知识场域的结构分层,成为知识分子内部分类的依据。

   知识分子共同体通常自发形成,由核心知识分子引导,以同心圆的方式,从内到外扩展形成一个网络。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以左拉为首的创造性知识分子为核心,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以发表文章的方式,实现知识分子独有的话语权。传播中的话语,吸引更多领域的智识者自发组成松散的联合体。群体内部高度的异质性与知识产品的抽象性,使得知识分子领域难以具备明确的系统规则用以维系和管理这一共同体。场域内,各圈层知识分子之间存在权力结构分层的特征。以核心知识分子与中间圈层知识分子之间对文化资本的争夺为主。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不同知识分子次级群体对话语权的应用不同,且知识分子角色也分化为不同的角色集。就前面笔者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来看,三种知识分子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

   (一)创造性知识分子的主导型角色的强化与消解

“创造性知识分子”因拥有较多文化资本,在场域内发挥引导角色,对其他知识分子进行思想上的引导与控制。但就话语权的实现来看,创造性知识分子通常具有更多的话语权(话语霸权),从而获得场域内绝对权威,并以此压制其他知识分子,加剧其垄断和独霸的地位。但相对于场域外,创造性知识分子利用场域内资源进行资本扩张,配合其在公共空间(场域外)话语权的行驶,通常情况下将对场域内文化资本的积累带来干扰,降低专业认同,造成“名不副实”的情况。因此,话语权的实现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损害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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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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