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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浩:伦理道德,如何才是发展

更新时间:2018-07-28 00:57:29
作者: 樊浩  
血脉延传的迫切性及其危机意识远远压过至少在一代人中暂时压过对“孝”的伦理诉求。独生子女是一次巨大的伦理断裂和文化断裂,当下还无法准确估计这一断裂的文明后果,但可以肯定,家庭的伦理承载力必将面临巨大考验,而这种伦理承载力又关乎中国文化的存续,关乎伦理道德的发展。

   家庭伦理承载力的测评可以从代际伦理关系、婚姻伦理素质、同胞伦理意识、家庭伦理向社会伦理的移植和扩展能力、家国伦理关系五个层面展开,而作为它们的伦理精神基础的是“爱”或所谓“亲亲”之爱的素质与能力。测评的聚力点和核心问题是家庭伦理安全和家庭伦理风险。

   伦理与宗教都以爱为出发点,区别在于,爱的神圣性根源在哪里。爱的文明真谛是什么?是“在一起”。宗教以上帝之爱为根源动力,其神圣根据在于我们都是上帝的创造物,上帝造人,上帝和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本来在一起,这是爱上帝和众生相爱的根本理由,亚当、夏娃因偷吃智慧果被逐出伊甸园,赎罪得救的文化长征本质上是通过上帝之爱重新回到“在一起”的原初状态或本真状态。入世的中国伦理型文化以家庭为爱的根源动力,其神圣根源在于:十月怀胎,人本来就是从父母的实体中走来,因而与父母、与家人,乃至与有血缘关系的所有人,本来就是“在一起”,日后的伦理教养,就是通过“爱”的回归而“在一起”。所以,“亲亲”之爱是爱的根源,将它扩而充之,便成为社会之爱。这便是孔孟儒家以“仁”说“人”,以“爱人”释仁,又以“亲亲”为爱之根基和始点的伦理智慧,“人—仁—爱人—亲亲—仁道”构成儒家伦理体系的基本内核。正如黑格尔所说,“爱”的本质是不专为自己而孤立起来,是不独立不孤立,由此“在一起”才有可能,伦理才有可能。孟子说,人有大体和小体,其实人身上有两种构造,即所谓理性和情感。理性使人独立,使人强大;情感扬弃人的抽象独立性,使人美好,这种使人美好的情感最终来源于家庭。情感的本性是“只知如此,不可究诘”,这便是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人文大智慧所在。因为,一方面,家庭是情感性和伦理的策源地,不应该被理性建构的社会法则所颠覆;另一方面,由于家庭在中国文明体系中的本位地位,一旦以理性法则颠覆了家庭,社会也便分崩离析。所以,对家庭“亲亲”之爱的伦理状况的测评,其意义不仅关乎家庭的伦理实体性,根本上也关乎社会的伦理凝聚力,是家庭的伦理承载力的根本。

   代际伦理测评的核心要素是慈与孝。孝慈是家庭亲亲之爱也是家庭伦理承载力的最自然和最强大的表现,然而它们却是两种不同的伦理智慧和伦理能力。“慈”是父母实体性的人格表现。男人和女人以婚姻而成为实体,在中国话语中互为“另一半”,其客观性和人格化的表现就是子女,子女是父母伦理上成为一体的人格化,所谓“爱情的结晶”。因此,“慈”在相当程度上具有本能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爱子女是老母鸡都会的事。“孝”则不同,它是一种对生命的伦理觉悟。孝的精神本性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是在父母生命的枯萎中成长起来的,对父母的爱便是对生命根源的爱,所谓“慎终追远”,因而需要启蒙,需要教养。孝慈是家庭的自然伦理安全系统,它以伦理的机制维护人种再生产的生生不息,尤其在物质生活水平低下的条件下,它几乎是家庭也是种族伦理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否则人类文明将遭遇巨大的伦理风险。正因为如此,伦理型的中国文化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几乎具有宗教意义的孝慈尤其是孝亲的伦理智慧和道德规范。当今之世,虽然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然而孝慈依然是事关人种延传尤其是人的生命意义的两个最基本的伦理能力。独生子女邂逅老龄化,将中国社会推向空前的高风险,形成“超载的老龄化”——不仅在所谓“2+8”的代际数量失衡而导致的客观伦理条件上超载,更重要的是在文化承载力方面超载,文化尤其是孝道文化的断裂将使老龄人即便不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面临“老无所养”,也可能因应亲情“供给侧危机”而失去人生意义和终极关怀,日益增多的老年痴呆症呈现了这种文化稀缺。可以说,中国正面临日益严重的家庭伦理风险,遭遇严重的家庭伦理安全危机,即便是“老母鸡都会”的慈爱,也因诸如“卖婴儿买宠物”之类的丧失天良的行为而出现深重危机。因此,孝慈素质和孝慈能力的测评便可以为家庭的伦理承载力评估提供重要的信息。

   婚姻伦理素质和伦理能力是家庭伦理发展水平的另一个重要标尺,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的重大伦理难题。孟子曰:“男女居室,人之大伦。”男女关系为何是“人之大伦”?很简单,在任何文明的神话传说中,人类历史从哪里开始?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开始。在西方是亚当、夏娃,在中国是盘古、女娲。依据伦理传统和文化现实,当今中国婚姻伦理的关键问题也是测评重点,一是两性关系的道德风尚,二是婚姻的伦理能力。在传统“五伦”范型中,依据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文明原理,家庭伦理中的父子、兄弟两伦与社会伦理都内蕴着巨大的文化亲和,父子关系是君臣关系的范型,兄弟关系是朋友关系的范型,这便是所谓“人伦本于天伦”的“神的规律”与“人的规律”同一的伦理规律,唯有对夫妇关系保持高度的伦理警惕和伦理紧张,不能成为男女关系的范型,因为它是“人之大伦”。在任何社会中,两性关系的紊乱都将导致道德风尚的沦丧,导致严重的伦理后果。全国大调查显示,虽然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人们对两性关系已经表现出很大包容,但两性关系所导致的社会风尚问题已经成为家庭伦理中最令人担忧的问题。与之相联系,婚姻危机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危机之一。危机不仅表现为离婚率的不断攀升,更表现为不婚和失婚人群的不断增长。婚姻能力是人类最重要的伦理能力,它是依自然规律和伦理规律所建构的最重要的伦理实体,是对人的伦理能力的最大检验,因为它以西方学者所说“学会与大猩猩相处”、中国人所比喻的“两个刺猬过冬”的法则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继而也将一个家庭造就为一个实体。不婚族的不断增长、离婚率的攀升,是社会的伦理能力丧失和伦理素质缺陷的最自然最直接的呈现。因此,两性风尚、婚姻能力(包括离婚率和结婚率)是婚姻伦理测评的两个基本指标。

   兄弟姐妹关系的伦理测评是一个难题,因为独生子女造就的是血缘关系中的孤独的伦理单子。独生子女在享受“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伦理厚待的同时,也肩负着与承受的伦理期待相对应的伦理重负,更失去了在与兄弟姐妹相处中获得伦理体验和伦理记忆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伦理上的鲁宾逊并不为过,稀有的多子女家庭已经是社会的非常态,对一代人来说,“悌”已经成为一个伦理上的异国他乡。可以说,独生子女时代,已经失去了培育“亲亲”之爱的能力的横坐标,剩下的只是父母子女之爱的纵坐标的孤独支撑。“兄友弟恭”已经残缺,作为其社会后果,是“友”的伦理凝聚力和恭敬之心的缺失。独生子女时代,以“悌”为核心的伦理能力的测评是一个难以为之而又应当为之的评估,因为它事关家庭伦理能力和伦理记忆可能的断裂。如果在现实伦理关系中不存在,也许只能通过某种兄弟姐妹关系的虚拟来预测和评估。

   家国一体,家庭的伦理承载力及其合理性绝不止于家庭内部,其最大风险和最大难题是家庭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具体地说,难题有二:家庭伦理的亲亲之情如何向社会推扩?如何在家庭伦理与国家伦理,尤其是所谓孝与忠的和解中防止家庭伦理逻辑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蔓延侵蚀?在家庭本位的中国社会,家庭从来都是一把伦理上的双刃剑,它既是文明的基础,也是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始终存在两个既相互矛盾又同时存在的身份认同,即家庭成员与社会公民,这便是黑格尔所说的“黑夜的规律”与“白日的规律”的冲突。两种身份、两大规律的真理在于相互过渡,由此缔造文明的有机性与合理性。于是两个维度的测评不可或缺:一是家庭的公益心和公德心,或者说是孔子“亲亲”基础之上墨子所说的“兼爱”;二是处理国家与家庭关系的伦理状况,即家庭及其成员公私关系的伦理水平,其核心是爱国心与履行政治义务的道德品德。二者构成所谓“家风”,准确地说是处理家庭与社会、国家关系的伦理风尚,它是考察家庭作为文化本位承载其伦理功能的合理性的重要元素。

   综上,家庭伦理测评以“伦理承载力”为主题,以家庭的伦理安全与伦理风险为着力点。从“爱”的伦理素质与伦理能力出发,展现为五个结构七个元素:父母子女伦理关系的孝慈;婚姻伦理的两性风尚与婚姻能力;兄弟姐妹关系的友爱;家庭与社会、国家关系中的公德心和政治义务。由此形成关于家庭的伦理承载力的评估和测评体系。

  

四、集团的伦理建构力


   集团伦理或组织伦理已经成为目前最具前沿意义的“中国问题”之一,因而必须成为伦理评估的重要因子。

   其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发生的最大也是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就是进入所谓“后单位”时代。如前所述,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特质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它是中国文明的特色及其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也是中国文明面临的最大难题。在这种文明形态中,“家”如何与“国”相通一体是基本课题,因为在“家”“国”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跨越,家—国链的断裂将导致文明的严重危机。毛泽东时代的最大文明贡献之一就是创造性地在“家”—“国”之间建立了所谓“单位”,形成了所谓“单位制”。“单位”往往既是伦理实体,又是政治实体。作为伦理实体,“单位”履行丹尼尔·贝尔所说的“第二家庭”的功能;作为政治实体,“单位”不仅与国家相通,而且对个体履行教育督察等政治功能。企业、事业、学校等林林总总的“单位”在分工体系中各有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使命,但无例外都必须具有伦理与政治的两个基本功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解构了“单位制”,个体走出家庭之后相聚合的各种“实体”,事实上主要是利益共同体,伦理和政治的功能被严重弱化甚至彻底消解,成为“无伦理”因而也是“没精神”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家庭与国家之间的旷野已经出现,横亘于它们之间的不是“单位”,而是“集团”。

   其二,根据我们所进行的全国性大调查的结果,80%以上的受查对象认为,当今社会造成最严重的社会后果或道德上最大恶的行为,不是个体,而是集体或集团。从假冒伪劣到生态破坏,再到企业大爆炸,导致最严重后果的不道德主体不是个体,而是集团,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必须承认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20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罗素曾满怀担忧地指出,人类的命运正在被一些“有组织的激情所破坏”,譬如战争就是最癫狂的集体行动的“恶”。在世界文明史上,集团的恶比个体的恶所造成的灾难更深重,也更值得警惕。

   其三,市场经济、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使“后单位制”下集体行动的逻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利益逻辑成为根本逻辑,无论集体还是组织,都可能因为迷失精神目的性和伦理上的自我调节能力而沦落为“无伦理”的集团,其中最典型的是企业。在单位制转型过程中,关于企业的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命题之一,便是“企业是一个经济实体”。企业从一个集伦理、政治、经济三大功能于一身的社会公器,成为一个简单的“经济实体”。于是,无论个体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逻辑和历史地存在一种危机:从经济实体沦为“经济动物”,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发生根本性蜕变,导致集体行动的恶。在内部,由于伦理的精神力量和政治的制度力量的退隐,集体行动的动员机制只剩下利益驱动,于是不仅集体行动,而且共同体的存在都可能因为利益状况的变化而产生经常性危机,中国企业旺盛生命周期的短暂与伦理凝聚力的耗散有着直接关联。

其四,在集体行动中,存在一种伦理—道德悖论:“伦理的实体—不道德的个体。”[3]许多集团行为,如假冒伪劣、生态破坏,往往因对集团内部关系来说可能有利可图而是“伦理”的,但对社会来说,却是严重的恶。集团或集体具有双重主体性和双重功能,在内部关系意义上是整体,在外部关系意义上是个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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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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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道德与文明》 , 2017 (4)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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