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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浩:伦理道德,如何才是发展

更新时间:2018-07-28 00:57:29
作者: 樊浩  
主体是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但是主体的形成必须以伦理认同为基础,而个体则是精神现实化自身的必经阶段,因此主体不是朦胧未分的自然实体性,当然也不是执迷于个别性的个体性,因为“把一个个体称为个人,实际上是一种轻蔑的表示”[1],它使人“无体”即丧失作为人的公共本质的“体”的家园。在这个意义上,主体既超越个体,又以对伦理实体的认同为前提。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会出现真正的道德主体。

   道德主体是由道德所主宰的个体,也是觉悟到自己的伦理本质或公共本质并且扬弃自己的抽象个别性的个体,道德和道德主体生成的标志是所谓“道德世界观”,道德世界观的自觉程度是公民道德水平的基本标志。道德世界观是道德世界的自我意识,它以对道德世界的自觉为前提。道德世界观的基本问题是道德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资源诠释,它包括三个方面:(1)道德与主观自然的关系,即个体内在的理与欲、道德准则与自然欲望的关系;(2)道德与客观自然的关系,即个体内在生命秩序与社会的外在生活秩序的关系,或所谓公与私的关系;(3)作为以上两种关系的形上表达,即道德与义务,或所谓义与利的关系。如果不能达到对这三种关系或概言之道德与自然关系的自觉,便表明公民还没有达到道德主体,或迷失于市民社会的个体,或停滞于自然的伦理世界的实体。公民的道德主体性必须达到这样的自觉:在道德世界和道德世界观中追求和坚持道德的合理性,所谓见利思义,以理导欲,公私合一,由此才能生成和建构“道德的”世界即由道德所主宰的精神世界,其最高境界是“道德规律应该成为自然规律”[1](138),即道德成为个体的习惯与自然,由此便可以克服道德与自然之间,或理与欲、公与私、义与利之间的紧张,既不是自律,也不是他律,而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然而,道德自由只是公民道德的至善之境,以理导欲、公私兼顾、见利思义的自律甚至他律,是公民道德发展水平的两个不同阶段,乃至“存天理,灭人欲”“正其义而不谋其利”式的紧张,在特殊情境和个体道德发展的初级阶段,也是个体道德发展水平的表现。

   道德的核心构成是规范,道德自觉首先是对道德规范的自觉。问题在于,在主观而多元的道德规范中,究竟对哪些规范的自觉成为道德发展水平的标志和道德测评的不可或缺的内涵?任何时代的道德规范都是多元多样的,正如恩格斯所说,道德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会变得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当今之世,作为道德发展测评对象的道德规范的自觉可能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优秀道德传统的继承弘扬,或所谓传统美德。第二是主流价值或国家意识形态所要求的那些规范,其集中表达就是核心价值观所提出的关于个体道德的四大要求:爱、敬、诚、善,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当然,作为道德自觉,还需要对这四大核心价值进行哲学提升,如“爱”不仅是爱国,而且是孔子所说的“爱人”,即中国传统中仁爱的伦理情怀;“敬”不仅是敬业,更深刻的表现是对道德的敬畏之心,这就是中国传统道德中所谓的“主敬集义”,也是康德所说的对“人内心的道德律”的“满怀敬畏”,没有对道德的敬畏就没有道德。第三是当今中国社会大众所达到的关于中国社会最重要德性的价值共识,即所谓“新五常”。根据我们所进行的三轮全国性大调查的信息,在众多德性中五种德性共识度最高,因而也最重要,分别是:爱、诚信、公正、责任、宽容。“善”的规范在部分调查中也处于前五位,但总体上在第六位。①在“新五常”中,爱、诚信与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五常”中的“仁”和“信”大抵相似,责任与“义”或所谓义务也可以相通,其他二者则是体现新的时代要求的德目。如果对传统美德、国家意识形态与大众意识形态进行整合,那么,七者可以成为公民道德自觉和道德发展测评的重要内容:爱、敬、信、善、义、公正、宽容。对这七大规范的认同与内化,成为个体道德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然而,道德之为精神,真谛不在知而在行,只知不行,只是黑格尔所说的“优美灵魂”,最终会“消逝得无影无踪”,道德的要义不仅是知识的自觉,而且是行为自持,所谓知行合一。王阳明曾说,说某人孝,不是说他知孝,而是说他已经行了孝。同样根据我们所进行的全国性大调查的结果,超过8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当前中国人道德素质中的最大缺陷是“有道德知识,而不见诸道德行动”[2]。为此,道德测评不能仅以道德知识为对象,而必须以现实的道德行动为重点,否则它便如当今不少大中小学的德育课堂考试,造就在道德上只知不行的“理智的傻瓜”。道德的自持不仅是行动,而且是坚持和坚守,因而在冲突情境中道德发展水平往往能得到更为可靠的测评。正如黑格尔所说,道德往往发生于某些冲突的情境中,尤其是理与欲、公与私、义与利的冲突中,最典型的便是孟子所说的鱼与熊掌、生与义的两难情境。

   于是,根据“自觉自持力”的理念,道德发展水平便可能有三种测评方法。第一种,关于道德知识尤其是体现中国传统和主流价值要求、在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形成最大共识的那些道德规范,它们是道德生活中的最大公约数,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同一性道德基础。这些道德规范和道德知识往往体现公民的德性造诣,即个体与社会“同心同德”的能力,也是个体在道德上的教养或教化水平。第二种,道德行为与道德行为能力。道德知识只是“内得于己”,行为才是“外施于人”,道德测评中关于公民道德行为的观察与考察可以直接体现道德发展水平,这便是孔子所说“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道理。行为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智慧,前一段时期中国社会关于“见义勇为”与“见义智为”的讨论,就体现了道德发展中能力和智慧的统一。第三种,设计冲突情境,考察道德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和境界。这些冲突情境的生活表现是“鱼与熊掌”,最高体现是“生与义”。其实,现实生活的许多日常情境或隐蔽的冲突情境尤其能呈现道德发展水平,不仅是排队插队,享用自助餐时对稀缺食品取舍有度都无语地呈现出个体的道德水准和共同体的道德风尚。

   知识、行动、冲突都是道德教化,道德教化既是伦理的现实化,也是伦理的异化。黑格尔曾经说过一句令世界惊愕的哲语:道德的最高任务是消灭道德本身,使道德成为多余。事实上,一旦道德规律成为自然规律,道德便成为多余。也许,对整个社会和人的一生来说,这是一个难以企及的至境,然而这种道德与自然同一的至境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存在,并且成为道德的魅力所在。“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传习录》)之“自然”就是“道德规律成为自然规律”的生活化体现。中国伦理传统与西方相比,最大特色在于它的入世性,其神圣根源奠基于现世的血缘关系,因而道德的终极动力来自血缘之“自然”,而不是上帝的“绝对命令”。道德世界观生成的标志是关于道德与自然关系的自觉,其最大局限在于道德与自然的紧张,即道德世界中理与欲、公与私、义与利的对峙与对立,所谓道德修养,以及被当今伦理学所误读误传的所谓“道德法庭”,其实都是这种紧张和对立的表现。紧张必须缓解,对立必须达到和解。道德与自然的和解,在本性和境界上的表现便是孟子所谓良知、良能、良心:“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见父自然知孝之“自然”便是良知良能。而所谓良心,就是孟子所说的作为仁、义、礼、智四善端之根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良知、良能、良心,对个体来说是本性,对社会来说是风尚,对个体和社会来说是“率性之道”。它们扬弃道德与自然的对立,达到道德世界的和解,既是道德发展的人性根基,又是道德发展的最高境界。为此,道德测评应当也必须是对个体和社会的良知拷问、良能发现、良心追寻,它们不仅是个体之善良本性和社会之纯朴世风,也是道德发展的家园回归。在道德发展测评中发现个体与社会的良知、良能、良心的存在状况和发展水平,虽然困难,但却十分重要,它们是道德测评的最为尖端和最富挑战魅惑的课题之一。

   综上,公民的道德自主力的测评由三大结构五个元素构成。道德世界观的自觉和道德规范的自觉是道德自觉度的两个元素;知行合一与冲突情境中的道德坚持是道德自持度的两个元素;良知、良能、良心的“三良”是道德自觉度和道德自持度的同一性指数。道德世界观中的理欲、公私、义利的自觉意识,传统美德、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意识形态三者整合的七大道德规范,是道德自觉指数测评的具体内容。以道德行为为重心的知行合一度、冲突中的道德选择是道德自持指数的测评内容。而以道德与自然和解为本质的良知、良能、良心,则是个体本性善良指数、民风淳朴指数的测评内容。三大结构、五个元素体系性地呈现公民道德的发展水平。

  

三、家庭的伦理承载力

  

   在传统伦理体系中,“齐家”是“修身”之后的环节。在任何文化传统中,家庭都是自然的伦理实体,是伦理的直接存在形态,“齐家”的哲学真义是如何使在家庭或家庭伦理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成员安伦尽份,克尽自己的道德本务,惟齐非齐,从而使家成为一个伦理性的实体,“齐”即实体的中国化表达。家庭是一个伦理性的实体,个体在家庭中的伦理身份是“成员”。正如黑格尔所说,家庭作为出于自然的关联必须是“精神”的,而且只有具备“精神”这一文化条件时才可能是伦理的。家庭作为伦理实体和个人作为家庭“成员”的必要条件,是每个人的行动以家庭这一整体为内容和现实性,由此个体才能在家庭这一自然的和直接的伦理实体中养育伦理的能力和素质。在这个意义上,家庭是伦理的摇篮和策源地。

   “伦理承载力”之成为当今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及其测评的聚焦点,有三个方面的根据。第一,文化传统与文明血脉。在任何文明体系中,家庭血缘关系都是人类与自己的原初状态即原始社会,甚至与自己的生物本性最具普遍意义的关联。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而伦理本位的根源是家庭本位,中国文化之所以是伦理型文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家庭。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明的最大特色是其“国家”构造,所谓家国一体、由家及国,于是家庭便具有比其他任何文明更重要、更基础的意义。国外学者发现,家庭是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20世纪的中国虽然伤痕累累,但唯一坚韧的就是中国人的家庭。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严峻的课题:家庭是否还具有足够的伦理承载力?家庭的伦理承载力是中国文化之成为中国文化,是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最具基础意义的条件,家庭一旦失去充沛的伦理承载力或者其伦理承载力削弱到一定程度,中国文化将不再是伦理型文化,便标志着伦理道德发展最深刻危机的到来。

   第二,家庭在当今中国伦理道德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在我们所进行的三次全国性大调查中,很多与家庭相关的问题往往都能达成最大共识。“在你成长中伦理道德养成的第一收益场所是什么?”三次调查中几乎所有群体的首选都是“家庭”。“对你道德品质养成影响最大的人是谁?”绝对多数首选“父母”。在最重要的五种伦理关系即所谓“新五伦”中,三次调查中居前三位的都是家庭血缘关系,不仅选择相同,而且排序高度一致:父母子女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姐妹关系。这些信息说明,家庭在现代中国社会中仍具有绝对的伦理意义。

第三,伦理道德发展的难题。西方曾有预言家预言家庭必将消亡,虽然这一预言并未实现,但基因技术、市场经济,还有认知层面的理性主义都不断侵蚀着家庭的精神机体,尤其是当今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以及家庭在文明体系中的地位,使得家庭伦理问题日益深刻和紧迫。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转型影响最大的国情之一是独生子女政策。独生子女对文化最大的影响是伦理。一方面,它使家庭伦理关系“瘦身”为原子式的单向度,多子女家庭所孵化的具有巨大社会伦理意义的复杂有机的伦理关系断崖式消失,家庭生活及其血缘关系失去了原有的伦理养育功能;另一方面,核心型家庭不可避免地出现以“孝”为核心的传统伦理记忆的集体丧失,因为在这场空前的社会试验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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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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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道德与文明》 , 2017 (4)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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