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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讷:再造国族——中国民族识别的历史与政治面向

更新时间:2018-07-28 00:40:42
作者: 吴启讷 (进入专栏)  
展示出民族识别工作背后的终极目的。这显示,中国与苏联在人群分类议题上种种理论和技术的差异,并不代表中国共产党与斯大林的政治目标间存在根本差异;事实上,在政治集权、国族整合的目标下,中国共产党与斯大林的方向一致。

   1. “共同语言”?”归并”与分割

   1953 年人口普查问卷中由受访对象自行填报的“民族”种类超过 400 个,这一结果可能影响官僚系统和立法机构的运作。经民族学家介入评估后推断,在云南的 260 多个“名称”中,多数是某一“民族的支系”的自称,因此,民族识别工作的优先任务,应该是对这些“支系”加以“归并”。

   依照林耀华的描述,划分或者合并诸多“支系”的原则,是以比较语言学为基准的,而这一点也与官方的语言政治思维若合符节。官方倾向,面对在分类、归属上有疑义的群体,语言分类未必是最终的确认方法,但至少是最有效的途径。

   1930 - 40 年代的民族学界已经体认到以语言做为分类基础的可靠性没有想象中来得高,因而并不完全希望依照语言的分类进行族群分类,但除了于语言之外,民族学家似乎没有太多选择。

   在语言因素之外,阻碍“归并”最棘手的因素在于,被民族学家视为最具“典型”彝文化特征的凉山“诺苏”人,在现实中不断将周边“他谷”、“六得”等其他“支系”的青年男女掠为奴隶,因而遭到这些群体的畏惧和痛恨。考虑到这个隐含风险的变量,在为上述 40 多个“支系”建构共同身分的过程中,工作组必须顾及其他“支系”对加入以“诺苏”为核心的“彝族”的排斥,特意设计了一套复杂的间接连结机制,大致而言是建立一套语言比较网络或链条,比较被串连起来的某“支系”语言与链条上相邻的“支系”语言间的相似度,或若干“支系”语言与某一中心“支系”语言的相似度,避免各“支系”直接连结到”诺苏”,从而间接达成将各“支系”连结到“彝族”之中的目标。结果,在滇、川、黔、桂四省,自称阿乌、阿哲、撒尼、迷撒拨、腊罗拨、山苏、蒙化、咪哩、里苏颇等等 40 余个群体被视作“彝族的支系”而归入“彝族”。

   尽管林耀华自己也觉得语言分类法本身存在争议,尤其是在“彝族”这样的例子中,不仅各“支系”方言差异颇巨、分布地区分散、经济生活歧异,而且多数“支系”并不接受“彝族”的身分,林还是争辩说,假若不依语言的标准将这些“支系”识别为同一个“民族”,则对该“民族”的发展不利。

   依据同样的方法,分类工作者判定分布于广西、云南,分别自称布土、布依、布侬、布僮、布傣、布沙等,或被汉人称为“依人”,“土佬”、“沙人”、“天保”、“黑衣”、“隆安”等等的 20多个群体,都是“僮族内部不同支系”。据以判定的理由,是云南文山、麻栗坡、开远、富宁等县的上述群体语言与广西龙州“僮语”的差异在语言学上仅仅是“方言上的差别”。 但语言学家所认定的“僮语”,其内部南北方言的差异,其实大于“僮语北部方言”与“布依语”的差异。

   1950 年代以“归并”为前提,依据一定的同源词和历史语音对应关系所界定的“彝语”、”苗语”等“语言”内部各个区域变体,既没有共同书面语,也没有中心方言,相互沟通的程度极低,更存在互不认同的情形。依照当代语言学界定“方言”和“语言”的差异的标准,这些被认定为“方言”的区域变体应当被视为不同语言。在此,首先认定这些语言群体属于特定“民族”的身分,继而利用该身分将其下各群体的语言直接定义为该“民族”语言的“方言”,不免又有“循环论证”之嫌。

   “彝语”和“僮语”并非孤例。再以“阿昌语”为例,语言学家认为,以学术标准衡量,云南陇川、梁河、潞西、盈江等地“阿昌人”的语言在语法结构上高度相似,在词汇上相互有 46%左右相同,有充足的理由被视为“阿昌语”的方言。但在生活中,这些“方言”的口语之间很难做功能性的沟通。

   与此类似,云南福贡“怒”人与贡山“怒”人的语言,有大致相同的语法,但词汇差异甚大,两者间也无法以口语直接沟通,只能借用双方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傈僳语作为媒介,但仍被调查组视为同一语言。

   事实上,人数近 30 万的“里苏颇”人不仅与“傈僳”的自称相同,语言相通,自我认定也是“傈僳”,找不到不能归入“傈僳族”的理由。

   在今广西金秀傜族自治县,被识别为“傜族支系”的茶山傜、花篮傜、坳傜、山子傜、盘傜,事实上分别使用不同的语言。茶山傜语接近侗语,花篮傜语接近苗语,坳傜等支系则使用苗傜语族傜语支的语言。就分布在湘、粤、桂、黔、滇,以及越南、寮国、泰国等地,整个被识别为”傜族”的群体而言,也不存在统一的自我意识和语言。官方认为,他们虽然使用不同语言,但却具有共同的心理素质,都承认自己是傜族,那么就应当被识别为傜族。

   被识别为“景颇族”的云南“山头人”使用两种语言:景颇语和载瓦语。前者在语言学上属于藏缅语族景颇语支,后者属藏缅语族缅语支;景颇语和载瓦语有相当数量最基本、最常用的词汇的来源竟然不同;而载瓦语与阿昌语的共同特征要远多于与景颇语。载瓦语与阿昌语的共同特征显示,两个群体在历史上曾有密切关系,即使是以“历史渊源”因素为主要考虑,载瓦人仍然不见得有充足的理由归入“景颇族”。结果,“识别组”依据景颇语和载瓦语在表层的一些语言成分上出现相互影响的现象,推断“载瓦支系和景颇支系逐渐形成为同一民族”。

   即使经过“支系化”和“方言化”的合并过程,大陆语言学界仍然承认,今日的 55 个“少数民族”,语言总数还是超过 100 个,其中使用两种以上语言的“民族”有 24 个。

   在以语言分类法大量“归并”之外,民族学家有时又抛开语言,展开分割、重组。加入“历史渊源”因素时,使用相同语言的族群可能被分别归类为不同“民族”;而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族群也可能被归入同一个“民族”。

   被识别为“回族”的汉语穆斯林以及满、畲、僮、土家等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大致通用汉语;布依(仲家)、白(民家)和苗等群体中也有极高比例的人,以汉语(各地方言)为第一语言;被识别为“锡伯族”的新疆清朝戍卒后裔,却普遍使用满语。

   在“畲”的例子中,被识别为“畲族”的群体内部,99%以上使用汉语客家方言,仅有居住在广东潮汕地区若干县份中的 1,000 余人,使用苗傜语族苗语支的语言;但各地的“畲族”又与傜、苗等族共享盘瓠的始祖传说。在湖南桃源,有 4,000 余名使用汉语文的穆斯林居民,被依照“历史渊源”原则,以族谱为依据,识别为“维吾尔族”;在云南通海,有 4,000 余名使用彝语的居民,以族谱为依据,被识别为“蒙古族”;中共官方对“回族”的定义是使用汉语的穆斯林,但在海南岛崖县,却有一个为数 4,000 余人,被识别为“回族”的穆斯林群体使用接近马来语的“回辉话”。

   在现实中,无论从被认定为某“民族支系”的群体自身的感受,还是学术研究的观察,都无法确认特定“支系”与此“民族”或彼“民族”的明确界线,分类者在处理具体案例时,有意保持巨大的弹性。在处理构成“民族”的要件,界定“民族”、“支系”,或分割、归并之际,往往依具体地方政治需求,依不同对象而有较大幅度的调整空间。在以上几组充满矛盾的案例中,调查组为了让分类结果符合预设结论,几度做了论证逻辑的转换。

   2.“共同地域”与“共同经济生活”?以“中国民族的实际”为准

   在引证斯大林经典定义指引民族识别工作时,最大的挑战尚不在语言,而是“民族四要素”中最能够标志“资本主义”的一项,即“共同经济生活”。斯大林所谓“共同经济生活”,其实指涉 nation-state 内部的 national、nationwide 市场,对于整体而言都处在前资本主义状态下的中国而言,基本上还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不存在民族国家的共同经济生活。

   况且在现实中,由于中国境内的族群分布状况呈现大范围分散、小范围聚居,又与汉人交错居住的状态,事实上不易形成本群体内部的共同经济生活。比较普遍的型态是以相邻的汉人都会或市场作为自己的经济中心和市场;同时,分布在边疆的相同族群内部分别从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情形,相当普遍;相同文化血缘群体内存在不同社会经济结构的状况也并不鲜见。

   重视历史渊源的中国民族学者还特别强调,有些少数族群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由于历史的缘故,迁徙到其他地区定居,他们与族群主体在地域上并不相连,但仍保持着一定的社会联系与明显的共同文化特质。如 18 世纪中期,从黑龙江流域迁往新疆伊犁、塔城的锡伯人、索伦人(此处指涉后来被识别为“达斡尔族”的群体),仍保持原居地的语言和习俗。再如苗人在历史上很早就形成分散的、大小不一的聚居地域;不仅在湘、黔、滇、桂、粤等省区,甚至跨境居住在泰、寮、越南等国,他们虽然丧失了相连的共同地域,但在文化与语言上确有高度的共同性。

   与此类似的还有分布在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青海、新疆和云南等地的蒙古人,以及分布在桂、滇、湘、粤等地的傜人。

   在这几个例证中,“历史渊源”是与识别结果相关度最高的因素,“共同经济生活”与“共同地域”的标准被彻底舍弃。显然,若强调“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两项标准,一方面无法将分布零散且拥有相对较大人口规模的汉语穆斯林与曾建立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满洲人认定为“民族”(而这两个“民族”的存在,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论述的有力背书);另一方面,却可能强化那些曾经拥有自己的政府,一定程度上具有“领土”和人口边界的群体,去追求拥有“民族自决权”等特殊政治利益的倾向。

   即便在依据“共同语言”和“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两方面进行识别的案例中,棘手的情形也普遍存在,关键的裁决,往往也要依靠回溯“历史渊源”。

   3. 在“历史渊源”与现实政治需要之间

   林耀华事后强调,1950 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是在斯大林的四项特征基础之上,又加上“历史”这一“非常重要的维度”。事实上,毛泽东在中共革命时已宣称,中国各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都已有长久的历史”。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在制订民族识别工作指导原则之际,无意将中文“民族”的概念与“近代”、“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等连接起来;而是确信中国境内每一个人群都有可供追溯的历史渊源。在诸多例证中,“历史渊源”往往是先于其他因素的主要证据。广西、贵州、云南许多非汉人群体的识别,以及前述畲族、土家族、达斡尔族等即属于此一类型。还有祁连山北麓有两群居住地相邻,但分别使用属于不同语族,无法相互沟通的两种语言(尧呼尔语和恩格尔语)的人,基于曾经同属“甘州回鹘”(“黄头回鹘”、“撒里维吾尔”)的“共同历史渊源”而被识别为”裕固族”。

   不过,当历史渊源的因素遇到现实政治的需要时,还是要做出最终的让步。理论上,民族识别是一项国家政治工程,但为配合另外两项国家政治工程,即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时程,其实务工作不得不委由各省,乃至各专区、各县分别具体执行;而中央也必须在同一时段派遣不同的”调查组”分别从事不同行政区域内的民族识别工作。

通常的情形是,在一省之内组成若干调查组,分赴不同专区;而云南省则以县为单位分派调查组的工作。这种配合政治需求的工作方式,从官方的角度来看,固然符合权责、效率原则,但在现实中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境内族群分布的实际情形相冲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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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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