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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讷:再造国族——中国民族识别的历史与政治面向

更新时间:2018-07-28 00:40:42
作者: 吴启讷 (进入专栏)  
即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需求与苏联不同。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所面临的族群政治环境,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之际有极大差异,这使得它在仿效苏联式的”民族识别”模式的过程中,体认到中国与俄国在历史传统、政治思维与现状上的差别,因而在民族识别的设计和执行上都与苏联模式产生了歧异。

   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族群往往生存在王朝统治的空隙和边缘,名义上臣服于朝廷的非汉人“土司”在这样的空间中扮演着朝廷代理人和地方统治者的双重角色;朝廷以承认土司对地方事务的种种权力,承认地方传统和文化的特殊性,换取土司对朝廷的效忠。20 世纪中期中国各族群自我意识的成熟程度仍然不如 20 世纪初期的沙俄帝国,不仅未能出现斯大林定义下的具有“共同经济生活”的“现代民族”,连各群体内部的语言都缺乏“共同”性,这样的状况为中国共产党的族群政治提供了比较大的操作空间。

   1950 年代中国共产党民族识别的政治目标之一,是藉由承认及保障少数群体对自身事务(至少是名义上的)的参与权乃至决定权,承认及保障渠等在中国境内的相关政治、经济、文化权利,换取少数族群对中国共产党作为统治者和保护者地位的确认。从这一点出发,民族识别进一步的政治目标,是藉由彰显众多没有民族主义诉求的少数族群的忠诚,来混淆和抵销个别抱持民族主义目标的少数族群的离心倾向。对这一潜在动机的体认,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对于中文“民族”一词的多重内涵与“民族平等原则”的执拗坚持。

   1953 年 7 月,中共中央“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讨论建政后包括民族识别在内的少数民族工作,毛泽东即针对是否参照苏联式族群分类体系的问题裁示,“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毛拍板定案,解除了斯大林教条可能妨碍中共藉由民族识别达成其政治目标的羁绊。

   会后定调,“在民族识别工作中,反对生搬硬套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坚持运用历史的、具体的、辩证的分析方法,力求体现马克思主义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科学结合”;在民族识别过程中,不论人口规模,居住地域、”社会发展阶段”、”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一律称为”民族”。中国共产党并不讳言,这样做是基于政治的考虑:“从政治上看,中国将上述人们共同体统统称为‘民族’,对于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增强各民族间的凝聚力,维护祖国的统一,团结各民族共同进行革命和建设,都是十分有利的”。

   从技术面来看,1950 年代初官方急切推动民族识别的最直接动力,来自预计于 1954 年召开的全国和各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人民代表大会有着为新政权合法性背书的象征意义,人民代表的选举,需要确切的人口统计。然而,1953 年 2 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22 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其中就少数民族选举人民代表的权利与执行细则做出优先保障性规定之际,究竟有多少“民族”,每个“民族”的成员几何,都缺少确切数字。

   1953 年 6 月间,国家统计局配合人民代表选举,举办大规模的人口普查。普查问卷中,在年龄、性别、与户主关系之外,额外增加了“民族”一项。与此同时,官方也要求学者针对境内的非汉人族群展开“系统的、科学的”分类工作──民族识别。

   在“依本民族意愿填报民族成分”时,非汉人对于“民族”含义的理解与主要由汉人学者组成的调查者有相当大的歧异。结果,各地,尤其是西南的湘、桂、滇、黔、川、康等省分,依照回收问卷所呈报的“民族”数量,远超过当局对当地族群多样性情形的预估。1953 年,自行申报的“民族”数量超过 400 个,其中约 260 个集中在云南。可以预期,这不仅会引发政府官僚系统的行政混乱,更会造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代表爆满的情形。

   自行申报“民族成分”,险些引发政治恐慌。共产党当局意识到,如果要将“民族”身分视作中国公民定义的重要一项,就不能将人群分类的主动权交给民众的自由意志。党-国家有必要干涉并规范其人民对自己的想象和定义。经过 1953-1954 年的民族识别,自行申报的 400 多个“民族”中,仅有 38 个被国家确认。确认的标准无疑与学术有关,但这个学术本身有两个背景:一是以语言学为基础的民族学;二是抗战前夕形成的边政学。

   依据曾经主导和参与民族识别工作的官员和学者的描述,1950 年代的民族识别过程有四项特色。第一,未将体质差异当作识别的标准;第二,未将行政区划、管辖范围等政治层面的内容作为考虑的重点;第三,在搜集用以判定民族差异的资料时,主要采用了历史、语言文字、服饰习俗等文化层面的内容;第四,重视群体内民众的主观愿望。

   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识别工作实践中,大致上仅将斯大林有关民族的四项定义中”共同语言”、”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两项体现文化层面共性的因素作为操作的标准;淡化了”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地域”两项具有近代”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色彩的标准。观察中国共产党民族识别的过程,即使是在剩下的”共同语言”和”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两项指标中,还是时常穿插族群的”历史源流”因素。

  

民族识别过程中的政治运作


   1953-1954 年的民族识别,大致配合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族群聚居地区进行的“民主改革”的进展同步展开。其中,林耀华所主持的云南省民族识别工作,是民族识别与“民主改革”结合的重点。

   云南省“民主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废除“彝族”的“奴隶制”和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封建领主制”,赎买上层阶级财产,消灭该阶级;并促使“从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民族”,“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民族识别调查组的具体职责是于“民主改革”启动前,向当局提供全面的社会学和民族学调查报告。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初期的调查结果显示,全大陆“少数民族”中约有 70 万人处在“原始公社”或其后期阶段;约 100 万人处于“奴隶制”阶段;约 400万人处于“早期封建社会”或曰“封建农奴制”阶段。有 30 余个“少数民族”,约 3,000 多万人处于“封建地主经济”,及“初步接触资本主义因素”的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在林耀华等人主持下,与“少数民族社会调查”同步进行的民族识别调查所采用的田野方法,并不是人类学、社会学惯用的“PRA 方法”(参与性评估),而是源自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座谈会”方法。在调查过程中,林耀华特别强调“民族”身分的“群众性”,现实中的调查工作却呈现菁英化的趋势。座谈会的参与者多数是地方菁英,包括少数族群干部、宗教领袖、部落首领、村庄耆宿等。

   出现访问对象菁英化的原因,除了少数族群上层的汉语程度通常超过普通民众外,更重要的是在人民解放军进军少数族群聚居地区的过程中,这类人士已经获得与共产党合作的经验。与在汉人地区的“自下而上”的动员方式相较,1950 年代前期中共对于少数族群的动员仍然必须经过“上层”,因为后者在当地民众中长期享有威望,只有经由他们才能够“自上而下”地影响基层民众;“座谈会”的名单因而也是以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为标准制作出来的。简而言之,在“少数民族社会调查”和“民族识别调查”中,“民族上层人士”和干部的见解,要比“民族群众”的认知来得重要,因为上层的态度直接关乎中国共产党的现实政治利益。

   在衡量和确认“民族意识”和“民族意愿”时,民族识别调查组将“上层人士”的文化和认同置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在四川凉山及雅安地区的“尔苏人”中,仅有为数甚少的宗教贵族“苏武尔”在宗教活动中使用藏文,其他成员不仅不能运用藏文,连藏语口语都听不懂。而调查者则将“苏武尔”收藏的藏文佛经视为该群体应被识别为“藏族”的关键证据。

   尽管少数族群上层菁英在民族识别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民族识别的最终结果,还是要由民族识别调查组决定。前述借鉴“群众工作”方法的座谈会的主题,都是由召集者(民族识别调查组)设计,座谈当中,召集者还要不时提示和引导与会者的答案。除座谈会外,调查组也针对族群文化特征设计包含家族血缘、语言字汇、交往婚配等问题的问卷,从问卷设计来看,主持者有意避开群体本身的内部共识或共同意识,将过程导向语言学或民族学分类的方向,尽管这样的共识和意识或许并不能被视作“民族意识”或“民族认同”。

   在分类工作开展之前,调查组还要先做“民族工作”,内容是邀请不同部落/社群的上层人士一起来开“协调会议”,沟通、折冲、”劝说”。例如以语言相通为由,“劝说”云南文山县的“土佬”归并于“僮”;与云南富宁县的“黑夷”、“侬”、“天保”、“龙安”等社群的耆老、干部协议,向族人倡导互相间“共祖同源”的历史,唤起大家珍惜在毛主席领导下,失散兄弟重逢的机会。再如云南哀牢山的“咪哩”人原本认定,自己是不同于(已被“调查组”归为“彝族”的”支系”的)“蒙化”等群体的特殊群体,而“调查组”则尽力劝说“咪哩”人相信,他们不像自己申报的那样是一个单独的“民族”,而是“彝族”的一支。

   分赴各地的调查组还遭遇到另一种普遍的情形,在东南和西南的平原与丘陵之间,普遍存在传统帝国的“王化”遗绪,这里非汉人社群的家谱往往追溯中原汉人血统,他们在语言和生活文化上也已高度汉化。面对这种情形,中国共产党则有意向其灌输现代中国版本的民族学知识。参与识别工作的民族学家施联朱即承认,为了达成理想的分类设想,专家们往往需要跳脱调查者的身分,直接向受访者灌输历史、民族学和语言学知识。调查组的多重角色有时甚至令参与其中的成员不知所措。

   这些例证显示,调查组和访问主持人脱离了中立中介者的角色,藉由引导、操纵,塑造受访者的分类意识,来适应设计完成的分类方案。正因为学术界无意/或无法在分类工作中严格区分学术与政治,即便分类的标准、具体过程和最后结论都有客观指针以及语言学或其他学科的依据,分类的结果还是难免混淆学术和政治之间的界线。中国大陆民族学界对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的民族识别也做出一定的反省,但学界的质疑,主要仍集中于技术细节,近年来,才有一些参与者出面承认民族识别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影响力。

   也因为学术界无意/或无法在分类工作中严格区分学术与政治,而分类工作在现实中对于共产党政治深入少数族群又有正面帮助,党和人民共和国自然有意维护分类的结果,并进一步将这样的结果制度化。

  

民族识别与政治”实际”的”灵活”结合


   官方为民族识别工作厘定的作业方式是:“结合中国民族的实际,灵活运用现代民族四个特征”,显示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未曾打算遵循某种严格的标准和程序,即使这样的标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际”和“灵活”这两个颇具中国式哲理的概念,预示党-国家的民族事务主管机构和学者将无可避免地对斯大林民族要素说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以下个别和综合的例子,有助于管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识别工作中“实际”与“灵活”的情形,包括其中自相矛盾与多重标准的状况。这些矛盾的浮现,不免让人质疑“民族识别比‘五族’的粗陋划分更科学”的论点。但正是这些难圆其说的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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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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