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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讷:圣人之道为体,喇嘛之道为用──清朝边疆政治与族群政治架构

更新时间:2018-07-28 00:37:30
作者: 吴启讷 (进入专栏)  
而清朝接受「活佛转世」,只是政治上的权宜作法,不代表清朝认同该措施的宗教含意:「其呼土克图之相袭,乃以僧家无子,授之弟,与子何异,故必觅一聪慧有福相者,幼而皆习之,长成乃称呼土克图。此亦无可如何中之权巧方便耳」。但此制度又必然衍生弊端,「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13]宗教与政治以这种方式结合,势必对清朝最高政治权威构成挑战;然而若遽然废除,则清朝权威范围内宗教─政治传统的传承亦将面临危机。

   这样,要达成在清朝权威范围内传承藏传佛教宗教─政治传统的目标,只能对「活佛转世」制度做出改革,采取「金瓶掣签」之法,杜绝世袭传承,以宗教方式,将藏、蒙地区政治传承的决定权收归朝廷。

   仅依靠「金瓶掣签」,只能被动因应藏传佛教的不确定因素,作为务实的政治领袖,高宗还是将其边疆政治与族群政治实践的基础,建立在具有理性色彩的理学思想和理性、有形的施政举措上。为了控制藏传佛教,高宗深入佛教经典,听受佛法,接受灌顶。为了与蒙、回、藏诸部直接深入互动,「对语不须资象译,通情恰惠系深恩」,[14]高宗下功夫学习各部语言,他记述:「余自乾隆八年习蒙古语;二十五年平回部,习回(维吾尔)语;四十一年平金川,习番(金川藏)语;四十五年因班禅来谒,并习唐古忒(卫藏)语。」[15]改革包括活佛管理制度在内的西藏各项制度,则是朝廷政治意图有效贯彻的保障。乾隆五十八年(1793)颁行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中,有11条涉及藏传佛教的管理,其中最关键的是第一条,确定包括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等在内的「活佛」的「转世」认定,采「金瓶掣签」的规定,将宗教政治正式纳入国家政治管理体系。

  

结  语


   清朝对传统的原则继承,对现实的清醒认知和精准把握,使其在中国历史脉络中开启了近代转型的进程。清朝在复杂的族群政治议题上,做了开创性的工作。这样的工作,有赖于它在族群政治思维与设计上的创新。清朝的创新在于:一、从尼布楚交涉过程中获得「疆域」概念,从此严格分别内外,将原本作为「外夷」的蒙、「回」、藏视为「内藩」;二、以融合而非对抗,来面对包括「内藩」在内的非农耕、非汉群体。三、从历朝,尤其是十六国、北朝、辽、金、元获得根本教训,确立自己必须得到政治上的「正统」和立国政策上以中原农耕地区为「根基」,准此,有必要坚持以中原农耕地区的传统意识型态为「体」,以非农耕、非汉群体的文化和意识型态为「用」。这中间,「圣人之道」──儒家思想的巨大弹性和包容性,是它保持「体」的性质的一项重要秘诀。

   [1]魏源,《圣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下册,页500。

   [2]昭槤,《啸亭杂录》卷1〈崇理学〉、〈重经学〉。

   [3]清圣祖认定,「……《性理》内载朱子论鬼神性命,实能囊括释、道全藏」。《永宪录》卷一。

   [4]参考王俊中,〈政教间的合作与纠结:明末清初西藏格鲁派掌权过程中的藏,蒙,满洲关系之研究〉,第6章,国立台湾大学硕士论文,1997。

   [5]清高宗于乾隆16年(1751)在自撰的〈永佑寺碑文〉中即称,「我皇祖圣祖仁皇帝以无量寿佛示现转轮圣王,福慧威神,超轶无上」。《皇朝文献通考》卷118。

   [6]昭槤,《啸亭杂录》卷11〈章嘉喇嘛〉。

   [7]《清高宗实录》,卷1427。

   [8]清高宗撰,〈诣安远庙作〉(诗碑,乾隆四十一年,1776),现存承德安远庙。

   [9]《清太宗实录》卷28。

   [10]清高宗撰,〈喇嘛说〉(乾隆五十七年,1792),制碑存于北京雍和宫,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书写;同时见清高宗撰,〈喇嘛说〉,收入《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辑三集》卷3。

   [11]龚自珍,〈与人论青海书〉引王先谦语,见《定盦全集》。

   [12]清高宗撰,〈喇嘛说〉(乾隆五十七年,1792),制碑存于北京雍和宫,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书写;同时见清高宗撰,〈喇嘛说〉,收入《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辑三集》卷3。

   [13]清高宗撰,〈喇嘛说〉(乾隆五十七年,1792),制碑存于北京雍和宫,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书写;同时见清高宗撰,〈喇嘛说〉,收入《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辑三集》卷3。

   [14]《清高宗诗文十全集》卷10。

   [15]《热河志》,卷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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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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