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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讷:面对从清朝转型而来的现代国家──认识多族群统一国家的民族与族群现象(五)

更新时间:2018-07-28 00:04:59
作者: 吴启讷 (进入专栏)  
为22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2特别具体列举内外蒙古、西藏、青海,所反映的即是辛亥变局后,蒙古与西藏的动向在南京新政权中引发的特殊关注。

   〈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对蒙古、西藏宣称独立做了有利于新政府的解释,该文件称,「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绝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

   新政府当然了解,外蒙古的宣示,并不真的是「意亦同此,绝无歧趋」。临时大总统孙文因而多次致电蒙古王公活佛,不要投靠俄国,取消独立。临时政府并承诺将「联合蒙藏,一视同仁,取消旧时理藩不意之名,而组织一蒙藏经理局于内务部,为对蒙藏中央行政机关。一面为保全领土,为国际宣言,杜外人之野心」。

   临时政府的立场得到蒙旗上层和多数内蒙古王公的支持。临时政府发表声明后,驻北京的王公组成「蒙古联合会」,声明「本会联合各王公,同赞共和原则,期五族无猜,共谋幸福」,并宣示反对库伦的独立行动。1912年初,内蒙古西部绥远地区2盟共计22部34旗王公也联合发表声明,主张「联合东蒙反对库伦,整顿西蒙政教以谋统一,晓谕外蒙古各旗以共和真理,使向附民国」。1912年3月,科尔沁王公阿睦尔灵圭更致电临时政府,敦促尽早成一全国统一政府。

   1912年3月12日,北京政府派遣三音诺颜部常驻北京御前大臣那彦图前往库伦,劝说哲布尊丹巴当局取消独立。

   1912年11月,俄国与库伦当局签定〈俄蒙协约〉,并向北京政府施压迫其承认。中国驻俄公使对此向俄国政府抗议云,「蒙古为中国领土,现虽地方不靖,万无与各国订约之资格……无论贵国与蒙古签定任何条款,中国政府概不承认」。同月15日,蒙古王公联合会通电国内外反对〈俄蒙协约〉,同时声明:(库伦)伪政府如有与外国协商订约等事,无论何项事件,何等条约,自应一律无效。首席席尼喇嘛领导的「独贵龙」,也率伊克昭盟各旗反对外蒙古独立。

   沙皇政府遭国内革命颠覆后,外蒙古的「自治政府」被迫于1919年11月7日呈请北京政府废除俄蒙间一切条约、协定。1920年1月6日,呼伦贝尔王公也致电东三省巡阅使和黑龙江督军,表达主动取消特别区域权的意向。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抵制新国家的独立行动中,也可以看到历史惯性的元素。1912年1月,呼伦贝尔东蒙古贵族,额鲁特总管胜福、陈巴尔虎总管车和扎与索伦总管成德在武力驱逐中央官员时,一方面宣告独立,并成立隶属库伦「大蒙古帝国」的「自治政府」,另一方面所用的名义又是「大清帝国义军」,并宣示其行动目标在于「反对共和」。

  

结  语

  

   面对以汉人为主体的新国家,此前臣属于清帝国的少数族群在困惑之中作出了不同的政治抉择。但追溯其原因,仍要将问题置于西方强权在亚洲推展以其本身利益为中心的政治秩序的背景下。清朝对新疆、蒙古、西藏等地影响力的衰落,基本上源自列强因素的加入。不可否认,清朝末年的「新政」措施,清末学界和政界对「民族」与中国前途的思考,都是以某种方式对于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回应。而外蒙古、西藏的决定,与两者此后不同的命运,固然涉及到族群本身政治和文化传统深层因素的影响,但强权还是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我们无意低估族群自身历史和文化传统等深层因素在抉择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西藏的决定背后有明显的变革痕迹,但西藏的最终命运,却更多地与藏人的历史和文化相关。而选择加入新国家的非汉人族群,也是在结合历史文化因素与现代政治的前提之下,参与现代中国国家形构过程的。从某种角度看,他们与汉人一起,将传统的中华天下秩序的一些核心内容,创造性地移转到了以主权国家、民族国家为形式的新的政治秩序里面。

  

   *文告第4条内容:「吾人为保护自主与安宁,即使征收军饷困难重重、康区道路壅塞难行,也必须召集和训练强有力的军队。汉方无理地提出隶属关系的种种理由,吾人须齐心协力,捍卫自己的土地和尊严。要严密封锁上下南北各边界,坚守岗位,把守隘口,不得让外面的密探混入境内作乱。各地如有发现可疑者,立即通知各宗的驿站,报告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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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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