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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华:人的存在的现象学之真理观

——再读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2条

更新时间:2018-07-27 08:49:19
作者: 何中华 (进入专栏)  
但马克思在思想上由“天国”回到“人间”的这一人本学转向,却深受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所创立的那种“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不过是对费尔巴哈的感性原则加以批判地扬弃或改造的结果。马克思的这一立场构成他超越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立足点,这从《提纲》第1条能够看得很清楚。马克思哲学立足于人的存在本身,其真理观便内在地获得了存在论维度。

   费尔巴哈试图用感性原则来对抗思辨哲学,但其目的却注定要落空。因为感性直观的态度不过是思辨哲学之反思性的反题罢了。对此,马克思从两个方面展开批判:一是指出感性直观相对于思辨而言的外在性(这一点在《提纲》第1条那里看得至为清晰);二是指出并揭示它的历史基础和社会根源——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及其二元对立(所以在《提纲》第10条中,马克思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从历史基础和社会根源层面上说,市民社会也不过是作为政治国家的反题而成立的。感性原则不过是市民社会成员所秉持的原则而已。如果说思辨哲学是对政治国家的辩护(黑格尔哲学成为普鲁士王国的官方哲学实非偶然),那么费尔巴哈的感性哲学则不过是对市民社会的辩护。费尔巴哈写道:“感觉是禁欲主义哲学的直接对立物;它忘形于快乐和痛苦,它爱好交往并喜欢交谈,它贪图生活和享受,也就是贪图客体,因为没有客体就没有享受。”(13)这不正是赤裸裸的市民社会成员的偏好吗?!

   正如马克思在《提纲》第1条中开宗明义所批评的:“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只有像马克思那样,把人的感性活动作为第一原则加以确认,才能在逻辑预设这一先行有效的前提上真正找到超越思辨与直观之对立的可靠的原初基础。总之,马克思实现了双重的克服:在逻辑上,寻求的是比思辨与直观之分裂和对立更原始、更本然的基础;在历史上,寻求的则是使思辨与直观之分裂和对立赖以存在的历史基础本身的解构和超越。这两种克服都指向了人的存在的现象学之域。前者正是这种现象学在逻辑上的奠基;后者则是这种现象学的最本然的展现方式及其完成。

   黑格尔就曾把他所说的“真理”理解为无遮蔽状态,例如他在《逻辑学》中指出:“逻辑须要作为纯粹理性的体系,作为纯粹思维的王国来把握。这个王国就是真理,正如真理是毫无蔽障,自在自为的那样。”(14)显然,这里所谓的“真理”乃是大写的,它不是指一个具体的认识结果之包含着“真值”,而是指黑格尔意义上的逻辑学(存在论)的展开及其完成,而且这种展开是自我绽现,它是自因自律、亦即自在自为的,而且是一种“现象”(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是一种“祛蔽”(所谓“毫无障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黑格尔经常使用‘真理’一词,而使人们往往误认为他谈的是传统的认识论。从萨特对于黑格尔的批评中看,似乎他也误解了黑格尔。”(15)

   诚然,马克思所谓的“真理”,也是存在论意义上的“真理”;但由于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和超越,它已经不再是思辨的规定,而是变成了人的存在的历史展现及其完成本身,也就是真理范畴在人的存在的现象学意义上被谈论、被规定。但在马克思哲学的语境中,“真理”一词的“祛蔽”这一原初含义却被保留了下来;不过这里的“祛蔽”,已经是指人的存在本身的敞显和澄明了。

   尽管海德格尔比马克思后出,但由于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在思想上有相互发明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对真理所作的现象学阐释,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领会马克思的人的存在的现象学的真理观。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讨论“真理”一词的,而不是那种“就主客体关系铺开‘认识论’问题的讨论”(16)。这是他始终刻意澄清的地方。应该说,这一点在海德格尔那里,既清晰又自觉。因为在他看来,“如果真理的确源始地同存在联系着,那么,真理现象就进入了基本存在论的问题范围之内。”(17)海德格尔揭示了存在论意义上的“真理”同“此在”(Dasein)之间的内在相关性,提示了真理的“此在”性维度,即真理的本然地植根于“此在”中的性质。他说:“唯当此在存在,才‘有’真理。唯当此在存在,存在者才是被揭示被展开的。”(18)因此,“‘真理’作为揭示乃是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19)。真理缘此也就内在地蕴含了人的存在的维度。可见,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论意义上的“真理”,就意味着“真理乃是此在的展开状态,而此在的展开状态中包含有世内存在者的揭示状态”(20)。应该承认,这是对我们领会马克思真理观的存在论含义特别有启发意义的地方。

   在真理问题上,海德格尔采取的策略是,先介绍一种关于“真理”的俗见(常识),然后再把它解构和颠覆掉,进而揭示出“真理”的原初含义,即“无蔽”之状态。他写道:关于“真理”的正统定义是符合论的,“真理就是陈述与事实基于正确性的相符合。”(21)但海德格尔认为,“正确的”并不就是“真实的”。符合论真理观固然“正确”,因为它作为认识论范畴合乎人们的常识,但这种对真理的本质所作的通行理解并不“真实”,因为它同“无蔽”这一真理的本质无关(22)。在海德格尔看来,只有从存在论意义上去领会“真理”,才能真正揭示其本质。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真理之本质流行的界定将我们带到这种事实关系上面:符合于正确性”;但“希腊词关于真理的含义,无蔽,首先与陈述和那些事实关系毫不相干”(23)。他强调指出:“作为无蔽的真理和作为正确性的真理:它们相隔甚远——因而,就好像它们是从完全不同的基本经验中产生出来的一样,根本无法拼凑在一起。”(24)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相当于海德格尔所谓的“正确性的真理”;存在论意义上的真理,则相当于他所谓的“无蔽的真理”。这两者彼此互不相干,其分野如此之大,不容混淆。

   海德格尔借助词源学还原这一被他自称为“词源学的冒险绝技”(25)所昭示出来的真理之“古义”,即“无—蔽”一词,“是一个关于人基于其本质而所希望和寻求的东西的词”(26)。借鉴海德格尔关于“真理”的词源学追溯和考辨,在马克思那里,毋宁说真理就是人的存在的历史地祛蔽和敞显。这也正好吻合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的展现及其完成的逻辑,内在地蕴含了人的存在及其历史的维度。事实上,马克思比海德格尔更早地把人的存在及其历史维度引入“真理”范畴。海德格尔说:“作为可揭蔽性的无蔽之本质是一种人的事件,真理本质上是某种人的东西,而如果人们非常明确地反对将真理之本质‘人化’的话,那么,一切都取决于这里‘人的’指的是什么。”(27)海德格尔所谓“人的”又是何所指呢?他解释道:“人……就其解放而看,就是处于(ver-setzt)真理之中。这是他生存的方式。此在的基本事件,原始的无蔽就是筹划着的、作为在‘人中’,即在其历史中所发生的揭——蔽事件。”(28)他认为:“只要与真正的无蔽的东西相关,它必然同时就是真正的存在者,最具存在性的东西,就是最无蔽的东西。”(29)在马克思那里,真理的这个维度是通过实践这一原初基础而展现出来的历史逻辑:人的原始的丰富性→人的本质的贫乏(抽象化、片面化)→“人性的复归”(人的全面发展对人的潜在可能性的发挥)。由此也不难理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何以通过诗意化的语言暗示和隐喻了历史的完成向其出发点回归的逻辑脉络。

   海德格尔说:“关于真理之本质的问题,就是人之本质的问题”(30)。这一论断应当在何种意义上被领会?他进一步澄清道:“真理之本质问题在存在者之无蔽的意义上,就是作为生存者的人之本质历史的问题。”(31)其实,在马克思那里,“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32),也正是作为存在论的“真理”的开显,因为这种“复归”意味着人的本质的实现,意味着人回到自己的内在必然性的支配状态上来,这也就是人的历史解放和真正的自由的来临。这个时候,人的本质不再以扭曲的形式被表征,人的生存与人的本质实现了逻辑的同时也是历史的统一。也就是人的异化的逻辑的和历史的扬弃,因此,也就是人的存在和历史本身的本真性的敞显。

   理解马克思的“真理”概念,必须先要立乎其大。作为马克思哲学最为吃紧的概念之一,“真理”对应于马克思意义上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终其一生所从事的工作无非就是意识形态批判,这种批判既包括揭露意识形态的真正根源,也包括给出实际地解构掉这种根源的现实可能性和历史路径。当意识形态的社会根源被人的实践历史地消解之后,意识形态也就无以为继,被意识形态所蒙蔽的人的存在的本真性由此得以彰显。在此意义上,真理这个概念直接关乎马克思整个哲学思想的根本旨趣。尽管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遮蔽状态是‘现象’的对应概念。”(33)但从马克思的哲学看,历史的遮蔽状态恰恰是“现象”本身得以展现的一个内在步骤或者环节;换言之,遮蔽不过是祛蔽的历史准备罢了。因此,广义地说,遮蔽本身也属于“现象”,它只是通过假象的方式得以表征罢了。就人的存在的历史“现象”来说,遮蔽状态固然是真理的晦暗不明,但仍然是“现象”的一个内在环节和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作为人的异化的最高的和最后的形式,浓缩了异化的全部特征及其背后的全部秘密。这也正是马克思何以把意识形态批判作为自己哲学使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原罪”,或者说它的唯心主义本性,在于把派生者与被派生者的关系加以颠倒。意识形态本身不过是社会存在的产物,但它一经产生,就把自身打扮成派生者,把原本决定它的社会存在当作它的派生物,从而把自身的真实根源掩盖起来。旧唯物主义何以在历史领域仍然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本身仍然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修辞,从而本然地固有其唯心主义的痼疾。费尔巴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诚如马克思指出的:“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34)马克思揭露道:所有意识形态的“玄想家使一切本末倒置”(35)。当然,这种颠倒不是意识形态家们的“阴谋”,不是他们的主观故意。就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36)。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人类历史的本真性或曰人的存在的本真性究竟是被什么遮蔽掉的了。从人的存在来说,人的实存与人的本质的分裂和乖戾(也就是人的异化)。它表现出来,便是意识形态这一“虚假意识”对历史真相的歪曲和遮蔽。恩格斯曾经写道:“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37)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用一个比喻来揭示意识形态的“颠倒”:“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38)这种颠倒所造成的假象对真实关系的蒙蔽,恰恰是真理的晦暗不明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头足倒置”,不过是意识形态同现实生活过程之间关系颠倒的一种思辨的反映罢了。意识形态作为人的异化的最典型的形式,其实质就是人的实存同人的本质的悖反,这正是造成人的实存对人的本质之遮蔽的根源。人的实存对人的本质的扭曲和背离,意味着真理的丧失。因为人的实存不再同人的本质相统一,而是以歪曲的方式表征人的本质,由此决定了人的本质不再以本真性的方式被表征,而是陷入遮蔽状态。

马克思所从事的意识形态批判,乃是“祛蔽”的工作,正是它使得“真理”现身。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虚假意识,意识形态是一种颠倒和遮蔽,它造成了人的历史存在之本真性的丧失,即陷入真理的晦暗不明。然而,当意识形态的根源和真相被揭穿,进而在现实的历史中被实际地祛除和解构之后,人的历史存在必然按照其本来面目得以表征,这也就是真理的发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理无非就是意识形态蒙蔽的解除和打开,它意味着人的存在的澄明和历史本真性的开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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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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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7 , 30 (5)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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