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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民主和睦”:1950年《婚姻法》的宣传实施与新家庭建设

更新时间:2018-07-27 08:38:13
作者: 张华  
是完全必要的;对此采取消极和怀疑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又有一部分干部对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婚姻制度上的封建思想和封建习惯的力量估计不足,他们抱着急躁的情绪,企图在短期内或一次运动中解决一切问题,并且错误地搬用“斗争会”、“坦白会”以至“户户调查”、“家家评比”、“划分阵线”、“家庭站队”等办法来解决问题,或者把贯彻婚姻法运动扩大到一般的男女关系和家庭关系方面去,从而引起了社会上的某些混乱,并有使运动脱离正确轨道和规定目标的危险。这也是错误的,必须加以防止和纠正的。28

   这两条原则,正是对如何实现民主和睦的新家庭建设目标的说明,即要民主,必须对干部和群众思想中的旧观念进行激烈批评;而要和睦,必须防止过激的宣传和执法。对这种辨证式的内涵有着深刻体会并进行明确解释的,要数彼时的全国妇联。在1953年《婚姻法》贯彻运动月期间,它在传达到各地妇联关于如何建设民主和睦家庭的内部通报中说:

   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条件即:家庭成员,不论男女共同劳动,共同享受,有事商量,互助合作,夫妻互爱,尊婆爱媳,姑嫂妯娌亲同姐妹,男女都有参加社会活动的自由。这是旧家庭改善成为新家庭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不是一律要在运动月中求得实现的目标,而是要在运动月中普遍宣传而后继续不懈以求逐步实现的目标。有些地方试点工作中,把不吵闹的家庭都评为民主家庭,把不吵嘴的夫妻关系算成模范夫妻,这都是不够的。家庭男女关系和好,只能属旧式和睦的家庭,但和睦必须是民主原则下的和睦,不是封建的和睦关系;同时民主和睦的家庭,必须团结生产,必须有参加社会活动的自由,没有这些就失去家庭和睦的意义。29

   这里,民主和睦构成了辩证性的词语组合,即只有和睦,可能遮蔽压迫,走向封建反动;只有民主,则可能夫妻吵闹,走向激进甚至破坏。因此,和睦必须是民主原则下的和睦,而民主只能是朝向和睦的民主。

   (二)民主和睦的具体实践内涵

   1953年2月的指示颁布之后,各地有了创建新家庭的明确指引。在地方实践中,这一新型家庭的内涵是如何被理解的呢?这里以对民主和睦一词的理解为例来讨论。

   1953年4月3日新华社一篇题为《有事全家商量,一家人就和睦了》的通讯具有代表性。这篇来自开封的通讯报道了河南孟津县雷河村雷戊己一家建设民主和睦家庭的事例。雷家九口人,雷戊己夫妇、两个儿子、两个儿媳、两个女儿、一个孙女,在当家人雷夫人的主持下,家庭非常和睦,雷氏夫妇待两位儿媳如己出、儿媳视雷氏夫妇如亲生父母,妯娌如姐妹,姑嫂如同胞。当记者问雷婆婆如何把家当得如此好时,雷婆婆谦虚地说:“俺啥当得好?俺只知道啥事叫大家来商量,有活大家做,有好吃的大家吃,好穿的大家穿。”而事实上,为了实现有事大家商量,雷家召开了家庭商量会和检讨会,尽量做到不偏不倚。1952年底,两个在陕西做铁工的儿子挣了六十万元回家,雷婆婆召开了家庭会讨论处置这笔巨款。经大家商量后,决定给兄弟俩做两套单衣,女儿和媳妇各买一顶帽子,其余存进银行。稍作留心,就可以看出这个决定既考虑到两个儿子付出多,奖励大一些,而女儿、儿媳的辛苦,要给予必要的鼓励,同时又考虑到他用,须留下储蓄。在记者采访期间,雷婆婆召集全家开了检讨会,检讨自己因为繁忙没有照顾好小孙女,以致她在外面摔跤受伤,引起大媳妇闹情绪之事。雷婆婆承认自己在看管孙女上的失职,平复了大媳妇的不满。大媳妇看到婆婆以身作则,也检讨自己的不是,大家很快解开了疙瘩。当记者问雷婆婆怎样会用召开家庭会议的办法来实现和睦家庭时,雷婆婆回答说,“人民政府来了,村里常常开会”,发现“这办法真好”, 于是学起来。30

   实际上,上述报道概要说明了民主和睦家庭的具体形态(有事大家商量)、实现方法(家庭会议)及其起源(来自人民政府)。

   1. 有事大家商量——民主和睦家庭的具体形态

   1953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明确了新家庭目标为团结生产和民主和睦后,各地纷纷对如何建设民主和睦的家庭做了解释。比如,中南区妇联编纂的宣传材料上说:

   新社会里,应当男女平等,全家和睦,有工作大家分工作,谁有多大能力就作多大事,有问题共同商量,开家庭会来解决。媳尊婆,婆爱媳,妻爱夫,夫爱妻,父母好好爱护和抚养子女,小孩要听大人的话,使得全家人和和气气,团结生产,爱国发家。当家长的不要限制青年人,男人也不要阻止女人,大家能当家,都能参加村上、乡上、区上和国家的各种活动。上冬学,开会,听报告……能提高文化,使人懂得新道理,全家都要参加,一齐进步。31

   1953年,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民主妇联宣传部认为:

   在家庭中,所有成员的地位要平等,有事大家民主商量。做父母的要教育子女,做子女的要赡养辅助父母;做公婆的要爱护媳妇,做媳妇的要尊重公婆;夫妻间要互爱互助,不能经常吵嘴打架;兄弟间、姊妹间、妯娌间都要亲爱团结、互相帮助;有些不够和睦的夫妻、婆媳及家庭各方都应主动争取和睦团结。对于家庭中的财产,大家都有份和有权管理。要做什么事情,每个人都有权力和义务提出自己的意见,只有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进行民主的商量,思想一致,才能把事情办好。俗话说:“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就是这个意思。千万不要怕七嘴八舌,失掉了家长的尊严,像封建的旧式家庭那样,当家的说怎办就怎办,不许别人过问。这样由于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办,使劲不一致;或者由于当家的一人想不周到,出错了主意,结果往往弄坏了事情,反引起七嘴八舌,吵闹不休,家中的人如果谁有了缺点和错误,就应当召开家庭会议,进行检讨和批评,求得改进。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全家团结一致,全力创造幸福的生活。32

   以上所引两处宣传材料虽地域不同,但都具有相似的内容与结构。首先,都鲜明地指出创建新的民主和睦家庭的关键,是“有问题共同商量”“有事民主商量”,通过家庭会议的方式来解决纠纷,正如同上引新华社通讯所谓“有事大家商量”“检讨会”一样。其次,都解释了和睦的内容是什么,如“媳尊婆,婆爱媳,妻爱夫,夫爱妻”,“做公婆的要爱护媳妇,做媳妇的要尊重公婆;夫妻间要互爱互助,不能经常吵嘴打架”等。再次,都解释了民主的内容是什么,如“当家长的不要限制青年人,男人也不要阻止女人,大家能当家”,“要做什么事情,每个人都有权力和义务提出自己的意见”等。

   2. 民主和睦概念的传统渊源

   如果对上述“民主”“和睦”两个概念及其内容分别做长时段追述,我们会发现它们各有渊源。对和睦的解释,与古代中国齐家内容多有相似之处,如宋代袁才《世范·睦亲》中提到“同居长幼贵和”“兴盛之家、长幼多和协”“父子贵慈孝”“兄弟贵相爱”。33而这些齐家训诫,随着王朝治理上的需要,被统治者加以利用,作为教化之内容在乡间推行,如明太祖六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34虽立足于整个宗族构造,但也包涵和睦家庭的内容。这一最高指示作为乡约宣讲精神贯穿有明一代,地方官员也运用一些策略来落实此一设想,如明代中后期的吕坤,就利用功过格的形式在山西地方实践“六谕”的旨意,把“卑幼侮慢尊长,兄弟互结冤仇……亲戚以微嫌起怨”记录在记恶簿上,定期惩戒;对“丈夫宠妾凌妻、正妻欺夫虐妾,继母折磨前子,妇翁嫌婿改婚,伯叔兄弟欺凌寡妇、孤儿,逼嫁夺产、公婆因陪送供给凌虐儿妇,小姑小叔陷害哥嫂,嫡长兄骗占卑幼家财”等造成家庭不睦之“恶俗”,在“四邻甲长约正苦劝”不听的情况下,共同禀官,加以重处。35在此政策长期熏染和涵化下,中国百姓强化了对于家庭和睦的理解。36因而,人们面对一度出现的离婚高峰现象,把《婚姻法》看成是离婚法亦不足为怪。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这种民间常识而强调家庭建设中的和睦,显然是继承了古人的智慧。

   与传统中国基层治理和家庭建设不同的是,维持家庭和睦、夫妇相敬、父子相得的关系不是儒家三纲中“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原则,而是民主原则。“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原则容易导致父和夫位置的中心性,虽然父慈子孝、夫正妇顺中情感要素可以稀释或者软化父、夫中心权威,但依然避免不了子、妇对家长单方面的多重容忍。而民主可以给予子、妇自我诉求上更多的尊重,在原则上,情感沟通方面也更具包容性,从而确保夫妇、父子之间关系的相对平衡。

   在这里,强调民主对于诉求满足、情感交互的影响而非个人在权利位置上的影响,与近代国人对民主的独特理解有关。按照一般的理解,现代民主的背后预设了政治权力平等的个体,37这种平等的个体,在法理上有确切所指,即个体在权利、义务上有明确的界分。但有意思的是,上述解释新建设的家庭民主内容时,几乎没有明确家内利益分割以及个人所占份额,只是泛泛而讲,如陕西省委宣传部、妇联说:“对于家庭中的财产,大家都有份和有权管理。要做什么事情,每个人都有权力和义务提出自己的意见,只有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进行民主的商量,思想一致,才能把事情办好。”38中南区妇联只字不提财产之事,而是说:“当家长的不要限制青年人,男人也不要阻止女人,大家能当家,都能参加村上、乡上、区上和国家的各种活动。”39

   这种模糊化的处理,反映了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独特理解。“democracy”理念自晚清传入中国以来,在本土化过程中,获得两种相互关联但有所区别的含义,一是与中国古代“民主”一词的原意“民的主人”相混合,民主被设想成顾及民众利益的开明的主人;二是与“民主之”即人民做主相杂糅,民主被表述成“人民当家作主”。40前者涉及政治文化精英如何转变成为兼顾秩序和公平的领导,后者涉及人民如何通过一定规则、程序表达意愿、参与大小事情的管理。放在家庭改造和建设的问题上,前者即是干部或家长如何在保持家庭和睦的基础上,照顾家内成员的不同利益和诉求,后者则是晚辈、女性对于家事获得某种意义上的发言权与参与权。两种意义都继承了现代个人权利平等、独立自主的启蒙精神,同时又隐含了对集体和秩序的强调。正是强调集体秩序下的平等,宣传中才不会对家内的个人利益分割作出明确的表示。显然,中国共产党在实践过程中,也继承了近代以来国人对于民主的这样一种理解。

   然而,继承了这种对于民主的理解,并不意味着一个群体或一家人就能有序地协商,其中和睦、包容的氛围必不可少。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实现民主和睦的方法,并把它概括为“有事大家商量”。

   “有事大家商量”显然是来自延安时代的民主建设经验,41而在提法上直接来源于陈伯达的“有事与群众商量”。在陈伯达看来,它是毛泽东思想中党和干部工作所遵循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42,其中蕴含了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相互启蒙的辩证法。在笔者看来,这一诠释在解决问题时,除了能形成有效的工作方法外,更有一种潜在效果,就是拉近干群之间的情感联系,也即通过有事与群众商量,与群众打成一片、接受群众的再教育,来增进干群之间的信任度、友好度,减少干部执行任务时的人事阻碍。然而,即使启蒙者(干部)放低姿态,求得亲和感,也仍然避免不了科层制的官僚主义作风,由此导致干群情感上的疏离,阻碍启蒙者(干部)目的顺利实现。但是,这一在乡与村一级政权建设中的障碍43,在家庭建设中影响可能就不大。

首先,在家庭中,当家人和家内成员天然存在着血缘和亲缘关系,它能消解科层行政人际关系的隔阂,进而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其次,家庭内部的启蒙者和被启蒙者在知识、教育程度上的差别并不明显,而是存在着或威权或压抑的秩序结构。因此,对贯彻《婚姻法》的干部或者当家人来说,他们并不需要把当家人与家内成员看成是干部和群众的关系,而只要通过协商就能处理家内成员的利益和情感诉求。由此可见,把“有事与群众商量”改为“有事大家商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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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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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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