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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斌:1930年中共推行“会师武汉”计划期间与列强的局部冲突及其影响

更新时间:2018-07-24 21:08:25
作者: 周斌  
红军绝非国民党宣传那样所谓“万恶不赦”,使城厢内外“哭声震天,凄凉满目”(35),也非西方媒体所言“每抓一名外国人,奖赏200元”。(36)红三军团司令部不仅发布告示,严禁地痞流氓“乘机捣乱”或假冒红军名义“肆行劫掠”(37),并很快释放了唯一被捕的意大利神甫裴玛(38),而且没有派兵占领湘江中的水陆洲这个集中了长沙海关公馆、英国领事馆以及外国领事官员、传教士、商人之住宅的准“租界”。红军并未危害外侨的生命,对其财产的损害也是有限的。根据1926年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时列强所采取的优先保护外侨生命的武力使用原则,1929年9月美国亚洲舰队司令麦克维制定的“保护财产不能等同保护生命”的“舰队政策”(39),以及1930年5月英国关于在华海军指挥官只能在外侨生命迫近危险时使用武力的《备忘录》(40),列强在红军仅有限地没收外国财产的情况下实行武力干涉,并无合法正当的理由。

   至于红军在长沙“攻击外舰”则完全是对方首先强闯军事禁区的结果。红军初占长沙时并未干扰外舰撤离外侨,7月28日虽已有战士在江边活动,但“无人尝试向炮舰开火或穿越江面”。(41)至29日,除四五名外侨不愿离城外,英、美、日等国军舰基本完成了撤侨的任务(42),而红军也已构建了防御国民党何键部队反攻的沿江阵地,并在“安民布告”中要求“所有外国兵舰立即撤离湘江,离开岳州以外水域,违者炮击”。(43)虽然该要求未以外交文书的形式告知英、日驻长沙领事,但红军的沿江军事部署明显透露了这一信号,30日下午英舰小凫号曾上驶接近水陆洲,即遭到对岸红军五六发警告式的枪击,小凫号为避冲突而折回。(44)可见,如果外舰不强行穿越红军对长沙湘江的封锁线,不至于引发双方进一步交火。然而,列强始终担心红军将继续没收城中和水陆洲的外国人财产,仍派军舰上下巡弋。7月31日至8月3日期间美、英、日等国军舰以所谓“侦察情况”为由,来回穿行水陆洲附近的红军阵地,自然遭到红军的阻击。尽管红军以劣势装备难与外舰匹敌,但其不惧牺牲的英勇气概仍让列强如坐针毡,而不惜联手协助国民党军队镇压红军。8月3日,何键派人暗访各外舰舰长,请他们帮助驱逐所谓“世界的公敌共产军”。舰长们虽表面上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由婉拒(45),实际上却以“自卫”名义,参加国民党反攻的军事行动。5日凌晨3时,英、日、美三国五艘军舰,随同国民党咸宁号、永胜号两兵舰“从新河江面轰击到猴子石,再轰击打转”,掩护何键部队进攻红军。战至中午,红三军团撤出长沙。(46)事后,何键致电蒋介石感谢外舰“仗义协助”(47),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张学琅则向中央报告指出,此次红军退出长沙,“帝国主义军舰的炮击,要算敌方进攻最主要的力量”,“帝国主义确是我们最顽强的死敌,完成一省或数省的工农政权要肃清军阀的残部,同时要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当地国际帝国主义的武力”。(48)由此可见,列强对革命的武力干涉是红军退出长沙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双方冲突的根源。

   其次,从鄂东、鄂西红军在封锁长江过程中与列强的冲突来看,红军最初也并非主动攻击外舰,一般先移除航标、鸣枪示警,再开枪阻击依旧通行的外舰外轮,于是双方发生枪战,乃至炮战。列强并非不知道红军封江的军事重要性,如美国驻汉口总领事罗赫德(F.P.Lockhart)向公使詹森(Nelson Johnson)的报告指出,红军在其占领的长江江段移去航标、阻止一切中外舰轮通行的目的在于“截断长江”,而非单纯的“排外”,因此建议将该国商船停靠在大的港口,以最小化地减少“被击”次数,同时限制军舰的移动,以减少与红军交火的机会。但是,国务院并未同意此建议,主张美舰应协助商船通航。(49)英、日两国因为在长江拥有较美国更多的航运利益,也更为仇视红军的封江行动,对红军不仅限于所谓“还击”,且派军舰主动巡弋,一旦发现江边出现打红旗有可疑行动者,即开炮轰击。(50)无情的炮火常殃及无辜群众,或“炸毁十间房”,或“多处起火,毁民房不少”。(51)11月13日,因外轮通过调关江面时枪杀少先队员胡中治,炮伤放哨的钟培儿,当地群众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举行了反帝暴行大会,抗议“帝国主义者干涉中国革命,直接屠杀我劳动人民的暴行”。(52)长江沿岸的苏区群众因亲历外舰外轮枪击炮轰之苦,更激起了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仇恨和反帝热情。据时任湘鄂西特委儿童团书记的宋一平后来回忆,当时洪湖苏区的青年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开展“封锁长江”的战斗,使用鸟枪、步枪、土枪向帝国主义兵舰还击,青少年们“终日爬在岸边监视着江面的动静,有的人简直在那里盼望敌人的兵舰到来,好放一阵热闹的‘鞭炮’”。(53)时任鄂东特委组织部长的方步舟晚年也回忆,阳新县群众积极配合苏维埃政府组织了沿江游击队和赤卫军,“沿江区的土炮队日夜不断守卫在长江边,炮击帝国主义驶往上下的轮船”。(54)

   简而言之,如果不是列强推行维护其所谓内河航行权和长江利益,干涉中国革命,并不顾中国平民百姓伤亡的炮舰政策,又怎能会引起红军和苏区群众针锋相对的武力对抗?如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所言,帝国主义外轮因不遵守苏维埃政府对封锁长江的法令,“任意在内地纵行,及帮助国民党进攻红军”,才遭到红军的炮击。(55)谁先开第一枪并不是追究冲突责任的关键,列强欲借此完全归责于中共及红军,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三、列强“长江共同警备”计划的提出与流产

   自1930年7月底红军占领长沙并与外舰发生冲突后,西方媒体一时惊呼:“中国红军正在兴起,当下中国的共产主义有可能强过《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以来的任何时候。”(56)英、美驻华使领馆官员蓝浦森(Miles Lampson)、詹森等人虽坚持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非工业化的中国,现在的共产运动“大都是伪装的”,只是一场农民革命,但又强调,该运动只要对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存在危险,列强绝不能轻视。(57)日本政府一方面诬蔑红军为所谓“匪军”,中国最终不会建立“无产阶级专制”或“苏维埃劳动主义专制”;另一方面也承认中国因国内封建剥削、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压迫,存在“赤化”的可能性,这将使列强丧失在华利权,并危及各国的其他殖民地,因此主张“列强如果遇到中国万一‘赤化’的危险,当然应该一致尽全力防止”。(58)英、美、日等国均怀着一直以来对共产主义的嫉视和偏见,认为红军在长江流域的活动已威胁到列强对华利益,几次尝试联合性的武力干涉。

   8月初,汉口领事团曾召开会议,决定“各国海军共同动作”,以应对红军可能攻打武汉的军事行动。(59)英、日两国除分别从上海调派军舰和陆战队员赶赴汉口外,均表示一旦发现红军沿江接近日租界和前英租界亚细亚火油公司等处,或从对岸渡江,即开火阻击。(60)美国国务院指示驻华公使詹森,过去美国面对国民革命军进攻武汉而采取的以武力疏散侨民而不顾及财产的政策,已不合时宜,驻汉口的3艘美舰应一并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且可参加各国对汉口的警备工作及针对被红军攻击的军事合作。(61)法、意等国同样表示,将共同防卫其在汉口利益。(62)一时间汉口集中了10余艘外国军舰和近千名陆战队员。此后,尽管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失利,事实上无法实现“会师武汉”的计划,但列强仍欲打压红军在长江流域的活动。8月下旬,在美国麻省威廉镇举行的政治学会年会上,前驻华商务参赞巴卓德(Charles C.Batchelder)继续鼓吹以美金5亿元,“外兵20万人,得良好中国军队协助,足可恢复秩序”。(63)《纽约时报》也透露,西方对红军封锁长江之举有一种流行观念,即“主张各利害关系国集合一支舰队巡航长江,先发制人,以挫败试图进一步损害外轮航运安全的行为”。(64)可见,10月底上海《大美晚报》关于“驻沪各国领事、海军及陆军官员将举行联席会议,商讨长江共同警备问题,以应对红军对沿岸港口及商轮的威胁”的报道(65),的确不是空穴来风。列强确曾考虑成立长江联合巡逻舰队,扩大与红军的冲突。

   但是,事实上列强最终又放弃了“长江共同警备”这一计划,其原因何在呢?首先,从国际背景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出现新的变化,列强为维护战胜国的利益和既存世界秩序的稳定,不再像战前赤裸裸地凭借武力大肆进行侵略和扩张,而愈益注重为其强权政治寻找合法的外衣。列强通过华盛顿会议确立了对华重大问题上协商一致的原则,标榜“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66),这让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境内实施较大规模的军事合作,不得不有所顾虑。另一方面,英、美、日等国虽面临共同的长江中游航行安全问题,但彼此之间仍存在矛盾和激烈的贸易竞争,英国向来视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欲主导列强对长江事务的处理;美国则视日本为其远东太平洋的最大对手,并由军方制订了未来以打败日本为目标的“橙色”战争计划;日本也因为军备竞赛、限制移民等问题对美国颇为不满,军方自1923年后将美国作为第一假想敌。(67)列强间的利益纠葛势必制约它们对华军事上的密切合作。

   早在8月初,尽管汉口领事团会议决定“各国海军共同动作”以防止红军攻占武汉,但各国为各自利益计,一度闹得很不愉快。美副国务卿凯塞尔(William R.Castle)最初表示,美国暂无实行国际合作的打算,没有从上海增兵的计划,是否合作由驻武汉海军司令官决定。(68)美长江巡逻队司令格雷文(Thomas T.Graven)起初欲将合作局限于疏散侨民,他以“觉书”分致各国海军司令官,主张协调处理好“情报交换、信号、避难民的通行、收容船的配置以及保护避难民之警备舰的位置”等事宜,并希望领事团支持该提案。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对此坚决反对,要求“在一定地区严密防御,以保护该国民的财产”,并怒斥格雷文只考虑到美国在汉口无租界,凭3艘军舰足以保护收容本国避难民,而不顾他国的利益。(69)为此英国质疑美国无诚心合作,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也撇开美国,对英驻日大使表示“特别希望英日携手防卫汉口”。(70)此后,虽然美国务院指示驻华官员不应限于疏散侨民,可参加各国的军事合作,但亚洲舰队司令麦克维仍强调“美舰将用于保护美侨及其他外国人的生命财产,而不会用来保护或重夺在汉口的外国租界”。(71)言下之意,日租界的安危与美国毫无关系。于是,当坊间再传列强将联合干涉长江中游的红军时,日本政府也唯恐美国从中渔利,外相币原向日清汽船公司专务米里氏透露:如果日本首先提出长江共同警备案,英国会争取美国的同意,结果将是日、英两国承担实际工作,美国均沾其利益,但中国官民批评的对象将集中于日、英两国,特别是提出该案的日本,因此日政府对“共同警备”说要慎重考虑。(72)列强均为各自利益钩心斗角,日美之间几无信任可言,又怎能组成一支所谓保护长江航运的联合巡逻舰队呢。

其次,中国人民要求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列强干涉内政的呼声,迫使列强不敢轻易实行、南京国民政府也不敢贸然接受所谓“长江共同警备”计划。就在7月底红军占领长沙之前,社会各界因中日改订《通商航海条约》以及华轮多被调充军用,外轮几乎垄断长江航业等问题,掀起了收回内河航行权的浪潮。为平息众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训令外交部,向英日政府交涉取消内河航行权。(73)在此背景下,当列强以炮舰横行中国内河并与红军发生冲突时,国民党统治区的舆论界虽难免受到当局宣传的影响,对中共抱有偏见,但仍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侵犯中国主权的列强。例如,8月4日《时事新报》的社论指出,“每次变乱之际,外舰多不避艰阻而趋之,曰保商船、保侨民,即所以保国家之尊严,往来火线间,于自卫之术语之下,实以示威,于残杀之冲动之下,聊事练靶……夫商船与侨民之安全,我国既不欲诿卸责任,则何劳外舰直接行动”。(74)又如,国民党上海市四区、九区党部及黄埔军校、南昌市党部等分别发表宣言或通电,斥责日、英等国借护侨为名,派军舰赴汉口巡防,“侵犯我主权,侮辱我国体”;要求国民政府严重交涉,将外舰撤出中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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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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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 2017 (5) :6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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