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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莹:论共享经济的“资本主义”属性及其内在矛盾

更新时间:2018-07-24 20:52:58
作者: 夏莹  
虽然是否盈利仍是一个问题,但毫无疑问,对于滴滴公司而言,共享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已经完成。

   换言之,共享经济不仅没有让我们告别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它是当代垄断资本发展的最新形态,它用一个新的观念(“共享”观念)换取了资本,并推动资本的自我周转产生利润,在这一过程当中,以加速度的方式完成了生产性资本用了上百年时间所完成的垄断资本的运行方式。而垄断资本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其内在矛盾不是消除了,而是更为尖锐了。

  

二、共享-资本的内在悖论


   共享资本作为一种有效的垄断资本形态,因为其借助于共享观念,以及新的媒介方式(互联网的分享平台),其表现形态上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其在多个方面表现出了对于资本的革命性与颠覆性,但这究竟是对资本逻辑的整体颠覆抑或只是用一种资本运作方式对另一种资本运作方式的替代?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引导我们回到共享经济与资本逻辑之间内在关联的考察。

   一个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共享资本的运作是否可能有效克制资本主义“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一般利润率是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利润率的计算方法是m/C,即剩余价值与总资本的比率。在马克思对资本的“考察”当中,“在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时,同一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不断下降的利润率”(14),因为随着资本的自我扩张,资本有机构成中的不变资本不断增加,由此带来了总资本中不变资本的增加,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必然呈现下降趋势(15)。马克思进一步推论到:“资本构成的这种逐渐变化,不仅发生在个别生产部门,而且或多或少地发生在一切生产部门,或者至少发生在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因而这种变化就包含着和某一个社会的总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的变化,那么,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这种逐渐增加,就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会逐渐下降。”(16)换言之,资本为了自我增值却不得不在不断提高固定资本的基础上让资本贬值。这种下降的趋势是资本拓展的界限之所在,也因此成为颠覆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条件。

   然而,共享资本的诞生是否可能成为克服这种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解决方案?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在对货币资本家的讨论当中发现以利息为特征的资本形态的运行或可在某种意义上“阻止一般利润率下降”(17),这一点的确值得我们关注。今天的共享资本正在成为突破单个部门的共享观念,拓展为可以延伸到各个生产、分配与消费的部门之中一个普泛性的运作模式,那么其所带来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也就可能在未来成为一般利润率计算中无法忽视的一种参考指数。

   通过马克思的论述我们看到,导致一般利润率逐渐下降的重要环节在于“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而言增长更快,从而导致总资本的提高。在数字资本主义到来之际,这种机器对于人工的排挤,一方面似乎表现得更为彻底,但另一方面却也同时表现为对知识阶级的无限依赖,例如掌握着各色信息平台的设计、规划以及操作的人们在总资本的构成比例也在不断提高。由此,我们似乎看到了不变资本(人工智能化机器的运用)与可变资本(知识阶级)的共同增长。两者的比例关系是否能够带来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就成为一个问题。依托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普遍化而产生的共享资本的运作,则以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共同下降来彰显一般利润率下降的不可能性。共享资本运作主要依托于共享平台的构建,在共享平台构建中,必要的不变资本(平台运行所需的技术设备)以及可变资本(维护技术设备的技术人员)都并不直接产生资本的增值,资本增值所依赖的共享资源的供给者却又无需通过共享平台预先购买其相应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对于作为共享经济的滴滴公司而言,它只是作为一个中介,将供给与需求链接起来。但一旦其垄断地位形成,滴滴公司的盈利模式逐渐成熟之后,那么其价值增值部分的产生则近乎带有零成本运行特质。共享资本的运作方式正在将资本即剩余价值的现实化过程从马克思时代的“生产”环节转变为“分配”环节。换言之,资本的增值在共享资本的运作当中不是发生在“生产”当中,而是发生在“分配”当中。那么在一个不再直接拥有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资本运行模式当中,即便剩余价值(m)不变的情况下,由于直接带来资本增值的总资产(C)趋近于零,其利润率是否将是不断增长的?

   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股份制所带来的劳动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时指出的那样,这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个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18)。共享资本其实是金融资本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其中,资本的自我增值所依赖的仍然是资本接力赛式的投注。这一资本的原罪必然要求不断接盘的资本最终要去找寻资本真正增值的利润点。也就是说,共享资本的发展不可能仅仅依赖于资本预估值的不断扩展而带来的接盘资本的增值,最终它迟早要将这种资本的增值落实到剩余价值的实现,例如滴滴公司实现垄断后的涨价,其中开始收取的司机与乘客之间的差价已经构成了共享资本直接产生的剩余价值。这一部分剩余价值的剥削方式较之生产领域中的剥削更为直接,更为彻底,它在某种意义上彻底规避了对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预先投注所带来的风险。依赖于数字化信息平台本身的增值而产生资本的增值,这是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新形态。从其中,我们看到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最富有价值增值能力的不是生产部门中劳动力在其剩余时间中所生产出的剩余劳动,而是大数据构筑的数据平台。虚拟化的信息正在成为某种数字-物(digital object),成为最富有生产力的资本依托物。

   由此可见,共享资本的运作方式并没有带来资本消失,相反反而更为依赖于资本固有的运作方式。因此它并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自身固有的矛盾。依赖于资本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证明,马克思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质在于“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做最大可能地增值这个价值的手段。它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包含着:降低利润率,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19)任何一种生产经营方式只要仍然依赖于资本逻辑方式在运行,那么它就仍然无法逃离资本自身内在发展的悖论。滴滴公司依赖共享观念所卖出的预估值,在其最初拓展阶段,必须以不断让利的方式来圈定用户,因此就其目的而言,我们无法说共享经济让我们获得的更多,因为消费者获取利益的背后,它只要仍然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为了“生产者社会”(20)而生产,那么最终这种获利一定会迅速被蒸发。然而在滴滴公司涨价之后,加之国家政策的相关规定,滴滴公司的运营司机大幅度减少。根据北青网财经的相关报道,滴滴公司“380亿估值悄然幻灭”。这意味着滴滴公司以资本获利为目的的垄断式扩张在现实的运作当中并没有带来资本的增值,反而带来“资本贬值”。这是其借用共享观念来融资所带来的一个共享资本的悖论。这一悖论,与马克思意义上资本发展的悖论或许并不完全一致,而是共享观念自身被资本化之后必然趋向的一个悖论。共享观念,本身是一种带有原始共产主义的观念指向,它在其理想状态之上,本身并不以盈利为目的,而目前,这一观念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首先作为吸纳资本的一个口号,但最终却以探寻盈利模式为最终指向,于是,当盈利模式一旦启动,其运营方式就会与共享观念相背离,而如果无法启动相应的盈利模式,那么共享经济又难以维系。这正是共享背后资本运行所带来的必然悖论。

   由此可见,共享资本的运行不仅天然带有着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悖论,同时还带有着其独特的仅属于共享资本自身的悖论,因此这一带有理想主义的观念在资本逻辑的运作下,其处境的确“左右为难”。

  

三、共享资本与“剩余”资源


   共享经济运行模式中另一个富有玫瑰底色的变革在于其对于“剩余”资源的再利用。这一再利用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对于闲置资源(包括过剩资本与过剩的不变资本)的再分配;其二,对于剩余劳动力的再吸收。对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这种再利用产生的可能性结果:其一,这种对于沉淀资源的再利用是否能够真的实现某种符合绿色环保观念的良性循环?其二,对于剩余劳动者的再整合,消化了过剩人口,是否能够有效缓解其劳资之间紧张关系?甚至其独特的劳动方式是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解放劳动者?

   首先,对于剩余的、沉淀的资源的再利用是共享观念进入经济领域最直接的切入方式。共享模式的创始者之一Airbnb就是以闲置民居的有效利用而迅速吸引了大量的用户群体。但这种带有“环保”标签的共享观念一旦被资本所吸纳,那么其对于资源的再利用却不过是资本在利用同一成本所进行的第二轮的积累性生产。例如我们以共享民居为例,民居,是完成了购买的房屋,在房屋交易的过程中,房屋作为商品而包含的剩余价值已经通过交换价值的转换实现了出来,民居对于拥有民居的房主来说仅仅具有使用价值,因此也就脱离了资本积累的经济循环。(在这一意义上说,仅供自住的房产,在其使用价值的意义上并不存在资本的增值,房价的高涨,并没有改变房屋的使用价值)。而一旦共享民居介入之后,民居的使用价值被再一次转换为交换价值,从而实现了第二次剩余价值的实现。资本也出现了第二次的积累。尽管在这一共享民居当中,需求者也获得低于一般酒店价格的价格获得了相应地区的居住权,但不可否认的是,只要这一共享仍然停驻于有偿共享的意义上,那么它就无法摆脱资本运作中对于“剩余”价值的追求。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剩余价值的产生所依赖的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剩余劳动的生产,即活劳动是剩余价值的主要源泉,那么在共享经济中,剩余价值则主要来源于生产的不变资产的再使用之中,即死劳动,似乎无需借助活劳动而直接变成了剩余价值的源泉。但无论是活劳动还是死劳动生产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不会变化。它们的运行法则都是以降低成本,获取最大利润为己任。在这一意义上说,对沉淀资源的再利用,与绿色环保并不必然的关联,在其资本增值的推动下,甚至会产生与后者相对抗的结果。

   因为资本积累需要资本的增值。在资本无限增值的冲动之下,在对“剩余”的不变资本的再利用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新的剩余的不变资本的加入,同时更需要的是共享平台所提供的与之相关的信息推送。例如当我们预定了巴黎16区的民居住宿之后,系统会相应地推送附近的美食、景区,这些看似方便的信息推送,同时也是共享平台获取数据化利润的有效方式。换言之,它以软广告的方式实现价值的增值。当这种增值进一步达到饱和趋于饱和的时候,那么共享平台背后的资本是否会摒弃这种所谓“剩余”不变资本的整合利用,而直接购置共享资本产生所需要的不变资本?换言之,当共享的闲置民居不能满足需求的时候,Airbnb是否会直接建造用以共享的民居?让原本闲置资产的再利用直接变成为固定资本的直接介入?这种操作的可能性实际上已经在共享单车的介入之后化为现实。

共享单车不同于其他共享经济的关键点在于它从启动之初就并非是“闲置”、“过剩”资源的再利用,它从一开始就是包含着预先的不变资本的投注,共享单车是为了“再利用”而被投放出来,它是共享经济被资本化后所呈现出的核心矛盾的显现。进一步说,共享单车是一个数据-物的物化形态。首先,它的开启与运行都依赖于互联网的支撑;其次,它被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转让对其的所有权,而仅仅是为了转让其使用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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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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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社会科学》 , 2017 (8)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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