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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复生:必须保卫社会!——华北小农的命运与乡村共同体的重建

更新时间:2018-07-15 08:42:19
作者: 刘复生  

  

   在革命乡土叙事中,华北小农的身影显得异常突出,《白毛女》《红旗谱》以及土改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书写了华北小农的没落命运和走向革命的历程。这当然和三十年代后期以来,革命的重心转移到华北有关,但更多地还是因为华北小农的独特生存状况和社会处境。于是,在革命的正统文艺叙述中,华北的土地革命经验获得了某种代表性和历史普遍性--尽管我们知道,共产党关于中国农村的阶级分析的理论模型更多是依据华南而建立的(土地集中度,租佃关系是否占主导地位,阶级分化的程度等)。

   那么,华北的小农在近代以来遭遇了什么命运?

   自明清以来,中国农业生产的“过密化”和“内卷化”进一步加剧,简而言之,就是人多地少,导致劳动生产率急剧下降,边际效率递减,就是说,新增劳动力投入只能得到越来越少的产出。而以自耕农为主的家庭农场无法解雇家庭成员,又缺乏足够的外部市场转移劳动力,就使这一矛盾不断加剧[1]。另外,华北的农业也更易受到气候条件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干旱、水患、蝗灾,甚至严寒,都成为经常性的导致大规模饥荒的原因。众所周知,明末农民起义即和全球小冰河期的影响不无关系。近代以来,又是华北自然灾害频仍和严重的历史时期,加之水利工程的失修,灌溉系统的恶化和地力的退化,遑论战争与盗匪等社会性消极影响……多重因素的聚合,导致了华北农业社会的巨大危机。相比之下,江南地区由于良好的自然禀赋,副业或手工业甚至乡村工业的发达(蚕丝、纺织业、渔业等)[2],社会相对安定,小农的生存状况较好,即使遭受自然灾害,对南方的农业生产影响也相对较轻,于是才有经常性的华北灾民“就食江南”。故尔,通过精耕细作的“勤劳革命”和副业支持,江南的小农经济尚堪维持。但对于华北小农家庭农场而言,“过密化”的挑战则要严峻得多。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明清之际农民叛乱多发生于华北的原因[3]。

   不过,真正的挑战还是来自晚清以来的社会巨变,它使原本就很脆弱的小农经济雪上加霜,最终走向崩溃。清政府为了应对内忧外患,施行“新政”,加强了财政汲取能力,国家力量大规模深入乡村。随后的民国时期,这一状况延续了下来,而且更因军阀割据,各自为政,变本加厉。随着政府行政机构的膨胀,又形成了管理上的“内卷化”,即,农民还要养活庞大的管理机构,这个越来越庞大的盘剥性的中间环节,本身就消耗掉了相当大一部分税收[4]。

   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地沦为半殖民地,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和国际市场中,中国的农产品失去了有效的保护,面临着更大的市场风险和价格波动。另外,更为要害的是,本土和外来的现代工业品摧毁了小农的家庭手工业。这相当于砍断了它们勉力苦苦支撑家庭经济的另一根拐杖,来自家庭副业或手工业的补贴失去或减少了(对于北方来说,主要是妇女的手工纺织业等)。此外,在《白毛女》故事发生的年代,即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全球经济大萧条也深刻地冲击了中国乡村。这些影响,对于农业商品化更充分的江南来说,似乎更大,《春蚕》三部曲和《多收了三五斗》等“丰收成灾”的现代小说,忠实地记录了这一过程。不过,对于原本就弱不经风的华北小农家庭来说,这种冲击更是致命的。

   华北小农的破产的长期趋势不可避免,虽然阶级分化并不像华南地区那样剧烈,但在分割得越来越细的地块上,出现了普遍的贫困。即使略有田产的农户,也难以翻身更谈不上发家致富。随着人口的不断增殖,分家析产,以及整体政治经济状况的持续恶化,越来越多的小农被推向破产的边缘,拥挤到越来越细小化的田地上,甚至失去土地。正常路径难以翻身的小农甚至会在市场上拚死一搏--这种市场的博弈也体现了小农的理性,而一旦投机冒险失败,则可能坠入深渊[5]。

   小农维持现有地位朝不保夕,大量的贫雇农挣扎在贫困线上,于是,一种违反基本价值规律的“粮食地租”在华北普遍出现了--佃农甚至挣不回他们的最低市场价格的工资报酬,他们所挣得的只是他们的口粮或糊口的本钱。这不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真实价格,只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激烈竞争导致的价格扭曲,他们甚至不能娶亲成家。越是贫瘠的地区,“粮食地租”越普遍,这是农业生产的“内卷化”和劳动力的持续供给决定的。在这种情形下,生活的刚性支出的压力,更不要说家庭成员的疾病和死亡等变故,将他们推向了黑洞一样的高利贷。而高利贷,如果仅从形式主义经济学的角度看,严格地符合价值规律,在稀缺的乡村金融市场上,复利高息是理性的均衡价格。

   于是,杨白劳的故事发生了。只有明白了这样的处境,我们才能理解为何“翻身”具有那么激动人心的革命动员力量。

  

  

   历史上看,历代国家为了长治久安,总是给予小农以适当的保护,适时于民休息,抑制兼并,“抚字催科”,避免苛政。如果国家干预失败,在历史上则表现为周期性地改朝换代。正常情况下,国家通过有限度地扶持小共同体,所谓“乡约”自治,依靠绅权和宗法礼治,激发民间的自我管理和保护职能。这也是为了减小国家治理成本,避免管理上的“内卷化”。历史上的乡村自治,存在着较大的时代差异,总体虽不宜夸大,却也不能过份贬低[6]。事实上,历代国家一方面“儒”,鼓励小共同体自治;另一方面“法”,抑制豪强大族,在二者之间努力保持平衡。正如魏斐德、孔飞力和刘广京等人的研究所表明的,十九世纪以后,在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之后,绅权和地方自治权力得到了扩展。总地来看,近代以来,建立在礼法关系上的血缘与地缘的乡村共同体还是起着某种保护基层社会的公共职能,依靠礼法协调内部社会关系,兴办公共事业(教育,祭祀,安全守卫),凭借族产和公田收入进行社群救助(义仓等),它既是生活的共同体,还是文化的共同体,有着区别于外部的共同的利益,也有共同的神圣世界--共同的祖先信仰或地域神祇崇拜。共同体成员之间也有着基于礼的互相的义务与责任。

   而民国以来,乡村共同体开始瓦解,小农失去了最后的庇护。劣绅当道,这些“赢利型经纪人”,代表国家力量和自身利益,表现为横暴的权力,不再是乡村礼法共同体的保护性力量。建立在宗族关系和地缘关系之上的传统瓦解,如果说此前的经济剥削多少还笼罩在一层温情脉脉的礼的面纱之下,现在则被冷冰冰的经济关系所取代。乡村共同体的救助功能日渐废驰,礼法所规定的不同阶层的道德义务也逐渐消亡。

   乡土共同体秩序的瓦解,把苦苦支撑的小农彻底推向了无所依傍的绝境,他们两手空空,走向无所遮挡的暴风雨肆虐的荒原。在黄世仁和杨白劳之间,已经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主佃关系--有趣的是,在九十年代之后,“去革命化”的乡村叙事流行之后,这种关系倒是经常得到反历史的美化书写和强调,如《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与鹿三的兄弟情谊。当然,在《白鹿原》的时代(也是《白毛女》的时代),这种古风犹存的主佃关系并非绝无仅有,尤其是对于比较特殊的关中地区,但恐怕已经不再普遍,而且日趋消亡。

   近代以来的总体趋势,是经济理性原则开始在乡村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即使在宗族内部,土地租赁的优惠也不表现为低租金,而只是表现为某种优先承租权,同样,在资本稀缺的乡村,借贷优惠也只是优先借贷权,利息仍按市场计价。何况对于华北农村来说,宗族关系本就较南方为弱,村落呈多姓聚居状态,乡村共同体主要以地缘为主,故《白毛女》和《红旗谱》中,主人公都不同姓。而且随着“不在村地主”的增多,原本宗亲和地缘之间的道德义务也在变淡。《白毛女》电影的开头,即是城里归来的黄世仁路遇喜儿,惊奇地发现她已经出落得楚楚动人,这或许表明,黄世仁大概已经处在半不在村状态,他可能早就把在村的业务基本上交由穆仁智来打理了,而这些师爷或经理人对佃户更谈不上有什么礼法义务和道德责任。《红旗谱》中的冯家二代冯桂堂估计也不会在乡村定居了。

   杨白劳为什么自杀?说明他在理性上是认可这套新型的乡村市场规则的。他的内心抗拒的支点,来自于传统的共同体原则。但随着地缘与血缘共同体日趋瓦解,这种经济与政治上的困境,需要小农家庭单独承受。在电影中,当杨白劳被逼债,表示“要找个说理的地方去”之时,马上遭到了穆仁智的反驳,市场理性和现代法理站在黄世仁一边,杨白劳要的理即“礼”马上败下阵来。欠债还钱,黄世仁代表的现代规则甚至获得了民间习惯法的背书。即使抢人家女儿抵债,都具有了某种“合理性”。杨白劳的自杀正是这种无奈和负疚所致。当然,从五、六十年代的阶级论的角度看,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情节安排,因为革命论完全不再认可这一套市场规则的合理性。所以,1965年的芭蕾舞剧《白毛女》中的杨白劳一改歌剧中的逆来顺受,挺身反抗。这就违背了真实的历史逻辑。

   乡村小共同体的解体,使小农丧失了最后的社会保护,从而使本就艰难的经济处境变得更加严酷,更加难以忍受。从小农的立场和视野上来看,他们无法理解复杂的社会结构性原因与他们的生活困境之间的关联,只能从直观的意义上来领会世道的变迁,于是他们的集体反应就是本能地想退缩回此前较好的某种状态,甚至是假想的某个时期。这是小农历史形成的阶级性格决定的。

   孟悦关于《白毛女》的解释所指称的“民间”大体上对应于乡土共同体的世界[7],她的分析当然极富启发性,但是,孟悦忽略了一个重要和根本性的事实,即,这个所谓的民间伦理秩序并不仅仅是,甚至首先不是一个价值领域,而是意味着一个物质性的坚实的乡村生活共同体,道德只是在它基础上升腾起来的飘浮的意识形态云霓。当然,由于它对小农的有限度的保护,加上宗法的光环和儒家意识形态的权威,它成为“这个无情世界的情感”,“被压迫生灵”摆脱苦难的最后幻想,它具有宗教般的神圣性。所以,《白毛女》既有世俗生活静好的民间人伦,还有四季轮回中的神圣仪式,它在团圆吃饺子的生活场景中得到展现,别忘了,杨白劳风雪夜归,带回来的三样东西,白面、红头绳和门神,正是这个世界三位一体神圣原则的象征:生存、人伦与神祇。由此,黄世仁不仅成为民间伦理道德的破坏者,更是共同体生活秩序本身的破坏者,还是不敬神者。正因如此,“白毛女”在庙里与黄世仁的遭遇,才成为戏剧的高潮段落之一,这是神圣的审判,代表着彼岸世界的正义追索。

   不过,《白毛女》中杨白劳的命运并不表明华北乡村的剧烈阶级分化,它不代表租佃关系导致的社会分裂的普遍化,而是表明小农的普遍贫困,以及随时跌入绝境的危险。近代以来至于四十年代,对于土地占有量的分化并不剧烈的华北来说,真正压在小农头上的大山,是日渐入侵的国家力量,和作为国家代理人的土豪劣绅,而并不是或主要不是“封建关系”的普遍代表所谓地主阶级。中国土地革命的理论更多的是对南方土地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描述。

  


依靠乡土的自我保护性力量,反抗土豪劣绅或“赢利型经纪人”,试图重建乡村共同体,正是《红旗谱》的主题。如果说《白毛女》表达了沦为贫雇农的破产小农的绝望命运(杨白劳一家由于劳动力短缺,重要家庭成员患病身故,脆弱的家庭经济因而崩溃),《红旗谱》则表达了家境尚可的自耕农的普遍诉求,而自耕农正是华北小农社会的主体。根据卜凯对二十年代华北乡村的调查(未必准确,可做参考),佃农的数量不多,一半以上的农民是自耕农,半自耕农不到四分之一,佃农也不到四分之一[8]。相比于杨白劳的悲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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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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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小说评论》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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