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卢光盛 冯立冰 别梦婕:中印周边外交比较研究:思想渊源、当代实践及现实碰撞

更新时间:2018-07-11 22:51:33
作者: 卢光盛   冯立冰   别梦婕  
这在印度的不结盟思想、在冷战期间拒绝卷入美苏意识形态斗争而选择一条中立的“第三条道路”上得到充分体现。当然,印度的选择,一方面是为了争取战略主动,在冷战中获得战略空间,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第五,印度的周边外交还受到美国“门罗主义"的影响。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曾经做出这样的判断,“门罗总统阐述的门罗主义保护美国不被外国侵略将近100年了,现在必须详细说明,亚洲国家采取类似门罗主义的时机已经到来。”在英国殖民时期,英国殖民者认为南亚较小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和印度有着宗主国与保护国的关系,实际上,英国殖民者也建立起对这些南亚较小国家的有效控制。印度独立后,尼赫鲁、英迪拉.甘地等领导人在承认南亚其他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仿照美国“门罗主义”与这些国家建立一些特殊的安全关系,施加有效控制。印度人认为这么做是为了防范域外大国势力入侵南亚,避免南亚国家卷入冷战意识形态的争夺中,维护不结盟运动。受到美国“门罗主义”的影响,印度在战后有意识地扮演南亚其他国家监护人的角色,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也即经济援助配合武力干涉的方法,再结合传统宗教的影响以及现代教育资源的优势对周边知识精英进行控制,进而实现对周边国家的深刻影响。

  

   二、中印周边外交的当代实践

  

   (一)中国周边外交的当代实践

   中国周边外交的当代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国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阶段中国的周边外交主要是为了维护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安全而徘徊在美、苏之间,推行结盟外交和意识形态外交。第二个阶段是80年代以来至2013年。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逐渐正常化,中国开始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第三个阶段是2013年以来。中共十八大之后,周边外交开始居于中国外交战略的首要地位。在中国领导人周边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实施了许多独具特色的周边外交新政策。

   第一阶段,即1949年建国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周边外交的萌芽时期。此阶段中国主要是推行结盟外交和意识形态外交,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安全,为新中国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中国采取了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结盟,组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统一战线,共同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从1949年10月到1955年12月,中国与朝鲜、蒙古、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等周边国家先后建立起外交关系,并解决了同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的边界问题。到了60年代,面对美国依旧敌视中国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矛盾的复杂局面,中国又以“两条线”政策代替了“一边倒”政策,实行既反美又反苏的外交战略。与此同时,“中国外交开始重新回到世界中去,团结老朋友,认识新朋友,改善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其间中国领导人多次访问亚非等国家,并在全球范围内同欧洲和拉美等地区的国家建交。7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关系缓和,中国进而开始采取“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政策团结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美国以及周围的许多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势头。

   第二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以来至2013年,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发展时期。此阶段中国开始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目的是维护周边环境的稳定,促进中国不断发展壮大。80年代,随着中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开始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逐渐与老挝、缅甸、印度、蒙古等周边国家实现了邦交正常化。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中国与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三个新增的周边邻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于1996年4月与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四国一起组建了“上海合作会议”,并在2001年正式演变为“上海合作组织”。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大多数周边国家都形成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周边外交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并开启了全方位的外交新征程。

   第三阶段,即2013年以来,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兴盛时期。此阶段中国实施了更加奋发有为的周边外交政策,在中国领导人周边外交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创新。伴随着国际和周边形势的变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周边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以“互联互通”为核心,主张与沿线国家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从而在欧亚大陆尤其是中亚、南亚、西亚和中东欧之间实现以点带面、从线到片的区域大合作格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已经得到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在共商、共建和共享原则的指导下,已在多个领域和方向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并同相关国家的经济建设进行对接,例如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蒙古草原之路、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经济发展战略、韩国欧亚合作倡议以及印尼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等进行了对接。不仅如此,2015年9月,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还提出了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与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打造新型国际关系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努力构建互利共赢的中美、中俄新型大国关系,重视发展与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大国的关系,同时还在全球、地区和双边层面致力于打造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网。从1993年与巴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开始至2016年,中国已与72个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了13种伙伴关系。新型国际关系在推动南北合作的同时,也促进了南南合作的发展,为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印度周边外交的当代实践

   印度周边外交的当代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7年独立到冷战结束。这个阶段印度的周边外交主要精力集中在南亚地区,并且呈现较强的“门罗主义”色彩。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2014年。冷战结束导致世界格局剧变,面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印度不断调整对周边外交的策略。第三阶段是2014年以来。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印度周边外交呈现出巨大的调整,在周边外交领域与辐射范围扩大的同时,开始呈现出系统化的趋势。

   第一阶段,即1947年印度独立到冷战结束之前的这段时间,印度的周边外交呈现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在理想上,尼赫鲁总理主张印度要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而现实是,国家内部贫困与社会问题严重,长时间经济增速保持在3.5%左右。这种外交上的“大国心态”,受到经济与军事实力的限制,造成印度在外交上的实践受到制约。这段时间,印度外交主要针对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处理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也即大国外交;第二个层面是处理与其他南亚国家的关系,也即周边外交实践。印度采取的策略是,在大国之间采取平衡外交的策略,为自己争取战略空间与实惠利益。在周边地区,重点关注南亚地区,强化与北部不丹、尼泊尔的保护国关系,形成与北部大国之间的战略缓冲地带,同时对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进行强势的政治干预。

   20世纪50年代,印度先后与不丹、锡金、尼泊尔重新确认了保护国关系,承认这些国家的独立与政治自主,但要求这些国家在发展对外关系方面受到印度的保护或者说限制,并且在1951~1953年、1960~1962年干预尼泊尔内政,在1975年吞并锡金。印巴发生三次战争,印度在1971年“肢解巴基斯坦”并帮助孟加拉国建国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1971年、1983~1990年,印度又强势干预斯里兰卡内战。然而遗憾的是,印度既没有赢得泰米尔人的信任,又加剧了僧伽罗人对印度的警惕,甚至为拉吉夫.甘地招来杀身之祸,一度导致印斯关系紧张。1988~1989年,印度出动空军控制马尔代夫的首都马累,成功阻止了斯里兰卡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派遣的雇佣兵在马尔代夫制造的紧张局势。这次行动为印度赢得了国际好评,但也引发斯里兰卡的担心,以及其他南亚小国对印度在南亚地区强势行动的担忧。

   第二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到2014年期间,是印度周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的阶段。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剧变,原本的外交政策明显不适用于新时期。同时,印度在90年代初期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财政赤字高达1175亿卢比,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0%,外债高达600亿美元,偿债率逼近30%,工业零增长,粮食歉收。在“内忧外患”之下,印度进行了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与民主化”为特征的改革。在周边外交上,印度做出了根本性的调整,将过去重视意识形态与政治因素转变为强调经济利益,并且重视改善与南亚周边国家的关系,拓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重视发展经济关系。印度政府提出了“睦邻友好,不求回报”的古杰拉尔主义,以改善与南亚周边邻国的关系。古杰拉尔主义有五项原则:第一,印度对孟加拉国、不丹、马尔代夫、尼泊尔和斯里兰卡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并且不求回报;第二,任何一个南亚国家不应危害其他国家的利益;第三,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第四,南亚国家要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第五,南亚国家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

   90年代,印度周边外交的范围从南亚国家向东西两个方向拓展。拉奥政府启动“东进”战略,改善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重点加强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积极配合国内自由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改革步伐。1992年,印度成为东盟的“部分对话伙伴”;1996年,印度正式加入东盟地区论坛;2002年,印度和东盟举行首次领导人会议,建立印度—东盟“10+1”对话机制;2003年,印度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04年,印度与东盟签署«和平、进步与共同繁荣伙伴关系协定»,并建立东盟—印度联合合作委员会;2012年,为纪念印度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0周年印度宣布与东南亚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除此之外,印度积极构建南亚与东南亚国家的区域合作组织,打造服务于其周边外交战略的合作机制。例如1997年6月成立“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2000年印度与泰国、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共同成立“湄公河—恒河合作计划”(MGC)。

   印度“东进”之余,还在2005年启动了“西进”战略。印度有大量的劳工在海湾地区工作,并且印度大幅依赖海湾地区的石油资源。“西进”战略的提出,主要针对海湾地区和中亚地区,目标是保障能源安全、劳工安全以及维护地区稳定。但是在印度与海湾国家和中亚国家之间,还横亘着巴基斯坦,加之冷战时期的历史问题,印度西进阻力重重,不像“东进”那么顺利。但是为了保证能源安全,印度政府努力经营与海湾以及中亚国家的关系。2012年6月,首次“印度—中亚对话”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印度宣布了“连接中亚政策”。2013年6月,第二届“印度—中亚”对话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举行,进一步商讨要建立一个南亚—中亚对话机制。②该对话旨在每年同一个中亚国家的智库、研究机构等组织进行对话讨论,为与中亚地区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一个平台。印度还希望通过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加强与中亚五国的合作关系。

第三阶段,即2014年以来的这一段时期,莫迪为首的印度人民党政府上台后,对内政外交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随着印度经济增长的稳步提高和综合国力的逐渐强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0932.html
文章来源:《南亚研究》2018年第2期
收藏